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順暢聯通的“雙循環”，提升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和韌性。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最具活力和最國際化的地區之一，是“雙循環”的重要銜接帶。在回顧近年實踐的基礎上，如何更好地發揮大灣區現有優勢，進一步推動高質量區域融合發展？這就需要大灣區進行“智慧”整合，並針對全球、國家和地方的新情況展開政策創新。

在此背景下，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CCS）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IIA）聯合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創新：‘雙循環’戰略下的區域融合發展”主題研討會於11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成功舉行。研討會就大灣區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展開了深入討論。本文內容為研討會紀要的第二部分。

研討會第一部分“治理體系、人才與區域協同發展”的研討嘉賓包括李浩然博士（M.H.,JP.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李中先生（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香港華菁會主席、深圳前海青年專業諮詢委員會副主任）、王緝憲教授（大灣區香港中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研究總監；前香港大學地理系主任）、徐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地理與資源管理系教授）、方舟博士（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盧永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及系主任）、伍美琴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主任，未來城市研究所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副主任）、歐冬舒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研討會由黎晨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禮任研究員）和夏添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查塔姆研究所亞太項目副研究員）策劃和主持。

在研討中，李浩然博士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最獨特的地方就是“一國兩制”，這在全世界其他城市群都沒有。李浩然博士結合港珠澳大橋建設、法律服務和醫療等方面的實踐案列，闡述了在製度層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的重要性。全世界的競爭格局需要城市群之間的打通，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方面，目前大企業、大項目比較容易推進，但涉及人才流動、標準和機制對接的一些具體工作還要邁更大的步伐。

港珠澳大橋 

（圖源：經濟導刊）

李中先生結合港珠澳大橋、香港居民在深圳繳納住房公積金及在前海建設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平台的實踐案例，分享了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人才流動的深入見解。李中先生指出，在推動大灣區協同發展方面，除了政策的頂層設計和重大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之外，我們需要充分發揮民間社團和青年組織的作用，匯聚大家在一線實實在在的需求和想法，並轉化為政策制定者能聆聽到的語言，最終推動一些政策落地。我們關心政策對人才和生產要素的影響，但中間要有對話，需要社會團體與政府、學界和產業界共同努力。香港的眾多優勢之一就是大灣區的資源分配，既有巨大的腹地，也有很多產業鏈的豐富配套。在深港兩地之間，要抓住和創造兩地之間制度的迭加優勢，而不是把它們對立起來。有些事情香港做容易，而有些事情深圳做比香港更有優勢，做完之後整個大灣區承接成果，再把成果發揚光大。

徐江教授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才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在人才方面，深港兩地的競爭是不一樣的，在香港競爭的主體是機構，在深圳競爭的主體是政府。在推動區域發展方面，不能只是看政府主導，還要看其他的參與方，但政府的重要性不可否認。在推動創新方面，過去十年歐盟的“精明專業化方案”值得借鑒，其核心思想是：第一，不要千篇一律的發展，不要搞同樣的東西，一定要基於地方發展潛力；第二，資源有限，不要把所有資源投放到同一個領域和行業；第三，一定要在區域層面找出區域的創新融合機制。我們在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過程中，每個城市都應有自己的多樣化創新，包括科技的創新、政策的創新，不一定都搞高科技。我們在創新的時候，不要照搬，也不是一定要依賴於R&D和供貨商的技術，我們還要重視終端用戶的需要。

王緝憲教授指出，在思考深港融合發展方面，需要考慮到兩個城市的發展階段不同，路徑依賴效應明顯。在人口結構方面，深圳是既年輕又有大量新移民的城市，而香港已經不再是移民城市了，主力軍都是本地生、本地長的人，移民人口只佔小部分。在經濟結構方面，深圳和香港差異很大，在市場演化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互補的分佈。區域經濟結構多元化有四種過程：一是重複，比如做貿易和經商就一直經商，這是在重複，重複風險小，但收益也不大；二是遷移和轉移，這就像八十年代香港製造業退場，這種變化風險大，但可能收益也大；三是突變，我們本身在做的，後來一下就不是了，突變就需要各種環境的配合，而且很可能是意外的，這是風險最大的；四是應變拓展或擴展，是指我們會變，但跳得不太遠，發現一個新行業就投入其中。推動大灣區協同發展，需要政府、企業和學界多溝通，這樣才會有一個精彩的未來。

方舟博士深入分析瞭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方博士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與其它灣區和大都會區相比，獨特性在於有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和三套法律體系。現實使得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既充滿挑戰，又蘊含無限的創新潛能。隨著《橫琴方案》的出台，粵澳合作區呈現“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發展模式。一是經濟上，對貨物採取“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措施。這意味著橫琴與澳門基本上融入到同一個關稅區內，形成共同市場。二是管理制度上，合作區管理委員會將實行“雙主任制”，分別由廣東省省長和澳門特首共同擔任，稅收亦由雙方分享。粵澳合作從“物理合作”進入“化學合作”新階段，這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踐性突破，粵港合作亦可參考。香港沙頭角、深圳海洋新城、深港河套都有機會藉鑑“橫琴模式”。特別是未來廣東的企業機構，將有機會循著PPP模式，參與到香港北部都會區內的重點區域的開發中，真正實現粵港合作的製度性突破。

盧永鴻教授圍繞人才與區域協同發展進行探討，提出人才培養對行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當今社會企業對具備環境、社會、企業管治（ESG）知識的人才需求殷切。面對社會的需求，香港中文大學積極提供豐富的課程，促進學生的職業發展。盧教授表示，他期待能夠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校合作，向公共和私營部門培養及輸送更多優秀人才。

伍美琴教授指出，基於歷史和路徑依賴的緣故，大灣區其實是一個複雜的區域。其中各城市都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產業、環境和資源優勢和挑戰。也許有一個政策可以促進大灣區的融合和管冶及吸引人才——即深化“生態文明”，爭取提升“綠色經濟”的“雙倍紅利”。增強經濟動力的同時也提升生態的服務價值，讓自然生態系統成為灣區融合的基礎，優化的環境不僅有利於管治，更可留住人才，建設一個對國家和世界都有貢獻的智能型與可持續發展的灣區。

無人機拍攝深圳市南山區后海片區 

（圖源：新華社）

基於香港2001-202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歐冬舒教授比較和分析了過去20年裡粵港兩地青年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變化，研究有兩個主要發現。第一，粵港兩地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存在顯著差異。在香港的勞動力市場中，來自大灣區的新移民中有超過七成均為女性勞動力，且近一半是25-39歲的青年勞動力。與之相對應，當聚焦在大灣區（不包括香港）的勞動力市場時，數據顯示在大灣區（粵、澳）工作的香港本地居民大多處於40-60歲，而青年勞動力的比例逐年下降。第二，香港勞動力市場中大灣區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也顯著不同。在過去20年裡，無論是香港本地居民還是大灣區新移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都在逐年上升，但整體上看，香港本地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還是多於大灣區新移民。且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60-70%的大灣區新移民均在香港獲得他們的最高學位且從事專業性較強的職業類型，如商務管理和財務管理等。整體來看，粵港兩地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實現“相對等價的人才互換”。一方面，對於中國內地地區（尤其是大灣區）的青年人才而言，香港的高等教育資源以及勞動力市場仍然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香港青年人才在內地獲得的就業機會、他們的工作意願、特別是對教育回報率的預估也可能是阻礙香港本地青年人才“離港”工作的壁壘之一。

本次研討會其他嘉賓的精彩發言將在後續發表，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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