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顺畅联通的“双循环”，提升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和韧性。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最国际化的地区之一，是“双循环”的重要衔接带。在回顾近年实践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发挥大湾区现有优势，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区域融合发展？这就需要大湾区进行“智慧”整合，并针对全球、国家和地方的新情况展开政策创新。

在此背景下，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CS）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创新：‘双循环’战略下的区域融合发展”主题研讨会于11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康本国际学术园成功举行。研讨会就大湾区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展开了深入讨论。本文内容为研讨会纪要的第二部分。

研讨会第一部分“治理体系、人才与区域协同发展”的研讨嘉宾包括李浩然博士（M.H.,JP.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首席战略官）、李中先生（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香港华菁会主席、深圳前海青年专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缉宪教授（大湾区香港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研究总监；前香港大学地理系主任）、徐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地理与资源管理系教授）、方舟博士（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卢永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伍美琴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副主任，未来城市研究所及香港亚太研究所副主任）、欧冬舒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副教授）。研讨会由黎晨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礼任研究员）和夏添恩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查塔姆研究所亚太项目副研究员）策划和主持。

在研讨中，李浩然博士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一国两制”，这在全世界其他城市群都没有。李浩然博士结合港珠澳大桥建设、法律服务和医疗等方面的实践案列，阐述了在制度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的重要性。全世界的竞争格局需要城市群之间的打通，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面，目前大企业、大项目比较容易推进，但涉及人才流动、标准和机制对接的一些具体工作还要迈更大的步伐。

港珠澳大桥 

（图源：经济导刊）

李中先生结合港珠澳大桥、香港居民在深圳缴纳住房公积金及在前海建设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平台的实践案例，分享了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人才流动的深入见解。李中先生指出，在推动大湾区协同发展方面，除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重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之外，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社团和青年组织的作用，汇聚大家在一线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想法，并转化为政策制定者能聆听到的语言，最终推动一些政策落地。我们关心政策对人才和生产要素的影响，但中间要有对话，需要社会团体与政府、学界和产业界共同努力。香港的众多优势之一就是大湾区的资源分配，既有巨大的腹地，也有很多产业链的丰富配套。在深港两地之间，要抓住和创造两地之间制度的迭加优势，而不是把它们对立起来。有些事情香港做容易，而有些事情深圳做比香港更有优势，做完之后整个大湾区承接成果，再把成果发扬光大。

徐江教授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人才方面，深港两地的竞争是不一样的，在香港竞争的主体是机构，在深圳竞争的主体是政府。在推动区域发展方面，不能只是看政府主导，还要看其他的参与方，但政府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在推动创新方面，过去十年欧盟的“精明专业化方案”值得借鉴，其核心思想是：第一，不要千篇一律的发展，不要搞同样的东西，一定要基于地方发展潜力；第二，资源有限，不要把所有资源投放到同一个领域和行业；第三，一定要在区域层面找出区域的创新融合机制。我们在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多样化创新，包括科技的创新、政策的创新，不一定都搞高科技。我们在创新的时候，不要照搬，也不是一定要依赖于R&D和供货商的技术，我们还要重视终端用户的需要。

王缉宪教授指出，在思考深港融合发展方面，需要考虑到两个城市的发展阶段不同，路径依赖效应明显。在人口结构方面，深圳是既年轻又有大量新移民的城市，而香港已经不再是移民城市了，主力军都是本地生、本地长的人，移民人口只占小部分。在经济结构方面，深圳和香港差异很大，在市场演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互补的分布。区域经济结构多元化有四种过程：一是重复，比如做贸易和经商就一直经商，这是在重复，重复风险小，但收益也不大；二是迁移和转移，这就像八十年代香港制造业退场，这种变化风险大，但可能收益也大；三是突变，我们本身在做的，后来一下就不是了，突变就需要各种环境的配合，而且很可能是意外的，这是风险最大的；四是应变拓展或扩展，是指我们会变，但跳得不太远，发现一个新行业就投入其中。推动大湾区协同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学界多沟通，这样才会有一个精彩的未来。

方舟博士深入分析了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方博士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与其它湾区和大都会区相比，独特性在于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和三套法律体系。现实使得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既充满挑战，又蕴含无限的创新潜能。随着《横琴方案》的出台，粤澳合作区呈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发展模式。一是经济上，对货物采取“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措施。这意味着横琴与澳门基本上融入到同一个关税区内，形成共同市场。二是管理制度上，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将实行“双主任制”，分别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首共同担任，税收亦由双方分享。粤澳合作从“物理合作”进入“化学合作”新阶段，这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性突破，粤港合作亦可参考。香港沙头角、深圳海洋新城、深港河套都有机会借鉴“横琴模式”。特别是未来广东的企业机构，将有机会循着PPP模式，参与到香港北部都会区内的重点区域的开发中，真正实现粤港合作的制度性突破。

卢永鸿教授围绕人才与区域协同发展进行探讨，提出人才培养对行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当今社会企业对具备环境、社会、企业管治（ESG）知识的人才需求殷切。面对社会的需求，香港中文大学积极提供丰富的课程，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卢教授表示，他期待能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合作，向公共和私营部门培养及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伍美琴教授指出，基于历史和路径依赖的缘故，大湾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区域。其中各城市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产业、环境和资源优势和挑战。也许有一个政策可以促进大湾区的融合和管冶及吸引人才——即深化“生态文明”，争取提升“绿色经济”的“双倍红利”。增强经济动力的同时也提升生态的服务价值，让自然生态系统成为湾区融合的基础，优化的环境不仅有利于管治，更可留住人才，建设一个对国家和世界都有贡献的智能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湾区。

无人机拍摄深圳市南山区后海片区 

（图源：新华社）

基于香港2001-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欧冬舒教授比较和分析了过去20年里粤港两地青年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变化，研究有两个主要发现。第一，粤港两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在香港的劳动力市场中，来自大湾区的新移民中有超过七成均为女性劳动力，且近一半是25-39岁的青年劳动力。与之相对应，当聚焦在大湾区（不包括香港）的劳动力市场时，数据显示在大湾区（粤、澳）工作的香港本地居民大多处于40-60岁，而青年劳动力的比例逐年下降。第二，香港劳动力市场中大湾区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显著不同。在过去20年里，无论是香港本地居民还是大湾区新移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都在逐年上升，但整体上看，香港本地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还是多于大湾区新移民。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60-70%的大湾区新移民均在香港获得他们的最高学位且从事专业性较强的职业类型，如商务管理和财务管理等。整体来看，粤港两地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实现“相对等价的人才互换”。一方面，对于中国内地地区（尤其是大湾区）的青年人才而言，香港的高等教育资源以及劳动力市场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香港青年人才在内地获得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工作意愿、特别是对教育回报率的预估也可能是阻碍香港本地青年人才“离港”工作的壁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