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需要重新認識全球化佈局的意義
過去我們談企業的全球化佈局主要是從市場、生產成本、勞動力供應、供應鏈、關稅等角度,這是在一種正常的國際秩序條件下,企業根據國際市場、比較優勢和客戶訂單需要作出的全球化佈局。但是,近年來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了全方位遏制、圍堵、打壓,針對我國芯片、生物技術、先進計算乃至農業和製造業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旨在遏制相關領域的發展。同時拉攏東南亞和拉美國家,尋求供應鏈替代,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今年1月,美國、荷蘭與日本就共同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達成共識,聯手阻止中國獲取發展先進芯片、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所需的技術。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供應鏈體係日益取代以市場主導的供應鏈體系。
在新的形勢下,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最大風險和挑戰。持續一年多的俄烏衝突仍持續升級,這場戰爭給我國帶來很重要的啟示,我們必須要重視對戰略資源的控制、對產業鏈的控制,掌握國際金融的話語權以及國際規則的話語權。未來要提升我們的話語權,除了國家力量之外,中國企業的全球化佈局十分重要。
深港聯手佈局海外的重要性
過去,我們談深港合作主要圍繞在兩座城市之間的基建工程、產業對接、規則銜接等,比較少從全球的視野探討新形勢下深港全球化佈局的重要性。
香港製造業從八十年代開始延外擴張,目前已經遍布中國內地,甚至全球多個國家。深圳的製造業也在外延擴張,這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製造業轉移無可避免會影響當地的GDP、稅收、就業,但我們必須考慮到,當國家一旦受到製裁或關鍵核心技術斷供時,企業全球化佈局是有效應對製裁和各種資源斷供的重要保障。
無論從深港兩地外延擴張的現實需要,還是從整個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角度,深港聯手推動企業全球化佈局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一,提高全球戰略資源控制能力。目前,我國在戰略和關鍵礦產、關鍵材料、戰略材料、關鍵原材料等戰略資源的全球控制力與歐美國家存在差距。美、英等國通過經濟、政治、軍事等多種手段,對油氣、鐵銅鋁等大宗礦產和戰略性新興礦產的全流程利益鏈條進行干預、佔有或控制,影響全球大宗礦產的定價走勢。美歐為強化對中國發展的戰略性遏制,相繼更新或建立了關鍵礦產目錄。相對而言,我國在戰略性資源的國際話語權還有限,需要鼓勵本土的企業通過走出去,提高對全球戰略性資源的配置能力。
第二,提高產業鏈的控制能力。美歐日等國的企業在關鍵零部件、關鍵材料、關鍵工藝、關鍵軟件等工業基礎能力方面處於世界一流水平,在某些領域能憑藉對關鍵零部件和工藝技術的掌控來牽制整個產業鏈的佈局,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封鎖。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跨國公司的產業鏈調整,部分國家更希望通過“去中國化”、“脫鉤”“斷鍊”等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近年來,受國際環境、地緣局勢和新冠疫情的影響,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挑戰和風險不斷增加,對外併購自2016年後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
據Bloomberg的統計,2018年中國企業境外投資併購規模降至788億美元,同比下降51%,隨後兩年呈緩慢下降態勢;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境外投資併購規模再次驟降至444億美元,為2010年以來最低,較2016年下降了80%;2021年隨著疫情影響的有所緩解,投資規模回升至856億美元。從區域來看,中國企業的境外併購也開始更多地轉移到東亞地區,北美、歐洲地區的投資併購金額佔比收縮,亞太地區投資併購佔比上升至33%。
中國境外投資的規模
(資料來源:Bloomberg,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三,提高科技研發資源和人才的全球配置能力。全球跨國公司為了有效、快速地借助世界“知識源”的科技資源,紛紛加緊對“知識源”所在區位的投資,建立海外R&D機構,這些機構主要從事基礎研究。美國成為世界跨國公司建立海外R&D機構最多的國家,還有加拿大、英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海外建立R&D機構已成為跨國公司技術戰略的主流和趨勢。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倒逼我們的企業需要走出去,拓展全球配置科技研發資源和人才。
首次“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專班”會議於2023年2月末在深圳舉行(圖源:香港特區政府官網)
深港共建工業服務體系
提升企業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在全球化佈局過程中,香港的優勢十分明顯,很多內地企業把香港作為跳板,不僅是因為香港與國際接軌、自由市場、低稅率,更重要的是產品的標準、測試、研發、認證等得到國際市場普遍認可。之前我們訪問過華為在香港的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在香港做的研發和測試可以馬上應用到歐美等發達國家,相關的標準、認證與國際接軌,並得到國際認可。加上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基礎研究實力較強,因此吸引了不少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
此外,香港一直是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戰略平台。據香港貿發局2021年底發表的報告顯示,56%受訪的大灣區內地企業首先會嘗試在本地尋找專業服務幫助企業“走出去”。同時,也有很多企業希望到內地以外尋求專業服務支持。其中,香港為大多數企業的首選目的地,佔計劃“走出去”受訪企業的50%。其他首選目的地包括美國(23%)、新加坡(21%)和日本(14%)。
“走出去”企業訪問調查
(數據來源:香港貿發局調查)
目前,深港兩地都共同面對土地資源短缺、生產成本高的挑戰。香港近年提出“再工業化”計劃,並致力把北部都會區打造為國際科創中心。筆者認為,深港兩地應該聯手打造工業服務體系,幫助企業提升全球資源的配置能力,做好全球化佈局。
以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為例,去年10月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深圳市關於促進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徵求意見稿)》,提及到成立聯合產業鏈上下游的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聯盟,不斷匯聚和融合全球產業資源和力量,提升深圳半導體與集成電路整體競爭力。香港有一所應用科技研究院,聚焦產業鏈的整合,從襯底、外延、芯片、模組、封裝及應用系統,與很多企業一起合作,聚焦核心技術攻關。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於2012年6月獲科技部批准成立。工程中心依托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設立,是首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香港分中心。目前圍繞三維集成芯片、第三代半導體和低功耗無線連接芯片三個方向上開展科學研究、工程轉化和人才培養等工作。
香港在高科技領域可以作為連接內地與海外的紐帶,特別是有很多實驗測試設備、關鍵材料、關鍵零部件都容易從外國進口,香港中西文化交融也容易吸引國際人才。未來深港應該共同打造國際先進的工業服務體系,重點支撐大灣區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海外佈局,在全球化配置最優資源。
下一步,深港可以共同探討:聯手在境外建立合作區,特別是針對一些戰略性資源型的產業;聯手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甚至併購一些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的企業,為國內輸送技術、人才;根據企業國際化佈局的需要,聯手在海外吸引全球頂尖的人才放在海外的企業;協助企業在全球佈局產業鏈,把握產業鏈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作者練卓文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員。
*免責聲明:本文所闡述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不代表大灣區評論或IIA機構立場。
*本文內容原載於“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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