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2.10.15
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暢談中國這十年的發展成就及經驗啟示。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迭加，世界變亂交織，中國不僅在內部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更進一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一切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提供了堅強、可持續的制度支撐，“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主導開展的一系列全域性、創造性的治國理政制度建設，是過去十年取得的最突出成就，同時也是其他各項事業順利進行的最根本的保證”。他強調，中國之所以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於文明自信。
大幅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在他看來，過去十年，中國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根據統計資料，十八大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6.6%，從54萬億元增加到1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4%提高到18.5%。經濟發展在帶來紅利的同時，也會催生貧富差異、社會分化等負面效應。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同時也實現了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不但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人均GDP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形成全球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更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這是世界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發生過的，“可見中國的社會穩定是通過大幅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公正來實現的，而絕非如同西方所污蔑的那樣，依靠‘獨裁’或‘員警國家’云云。”
戰略佈局“五位一體”
“四個全面”
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提供了堅強、可持續的制度支撐，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主導開展了一系列統攬全域、創造性的治國理政制度建設，是中國可以同時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
“從某種意義來說，以往的改革及制度建設是相對分散、零星的。以十八大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新階段，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開啟了自上而下、全域性、系統性的制度改革。”他指出，在習近平總書記主導下，中央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總體佈局作出了全面部署，即“五位一體”，並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四個全面”裡，除了第一個“全面”是關於經濟發展之外，都是關乎制度建設的。
“到現在為止，西方一些人認為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因為他們所定義的政治改革無非就是三權分立、多黨輪換、一人一票，似乎除了這個就不是政治改革。”鄭永年認為，這是西方的誤讀和偏見，中國的全面改革當然包括政治改革，不但有，還是中國今天取得成功的根源之一。他舉例說，十九大後中國設立了獨立的監察權，實現對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這是事關全域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關鍵舉措。
2021年6月27日，北京街頭的“全面小康”花壇吸引遊客拍照。
（圖源：香港文匯報）
制度探索對他國
不無參考意義
鄭永年指出，中國這十年得到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從而能進一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西方儘管有發展但沒有穩定，富而不公，中產社會已然變成“富豪社會”，且政治精英之間党爭不止，社會進一步分化。對一個失序的西方來說，中國的制度探索不無參考意義，同時對那些既要發展、又要尋求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更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模式選擇。
“一個政權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於不斷地制度建設和更新”，鄭永年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仍然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革，創造新制度優勢，釋放新治理效能，這樣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積澱能量。
自信而開放的文明
可以生生不息
近年來，中國高層領導人針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思想“滿天飛”、盲目崇拜西方的現象提出了“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去年11月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要“堅定歷史自信，自覺堅守理想信念”，之後“歷史自信”這一論斷被不斷提及。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四個自信”和“歷史自信”，其本質都是文明自信。他認為，作為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中國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傳統，同時又有開放性特徵，中國之所以能夠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論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於文明自信。
《中國微名片·世界遺產》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CCTV-9紀錄頻道播出的一檔15集紀錄片，展示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絢爛
（圖源：網路）
鄭永年教授指出，不符合本國文明的東西可以從天上掉下來，但是沒有生存能力。很多國家都做過這種試驗，搬一套全新的制度進來，但生存不下去。可見任何的政治經濟都要符合它的文明。比如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對西方開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結果失去了國家的獨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賴關係。但反觀中國，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通過學習國際經驗得到發展的，中國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時因為中國不照抄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總是通過消化融合到中國經驗之中，因而又能保持“中國性”，也就是獨立性。從更長歷史觀來看，這也是中國開放文明的“一貫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長處，把它們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他表示，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也並非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在和其他文明的對話中再次復興。
其人之道反制“切香腸”
促成臺灣和平統一
有海外輿論指出，中共二十大有可能在解決臺灣問題上提出一些新的主張與部署，從而對台海形勢產生積極影響。對此鄭永年教授建議，在對台方略上，“等待”與“武統”的方式代價都非常巨大，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用“切香腸”的方式，把“危”轉為“機”促成臺灣和平統一。
鄭永年教授說，對待臺灣問題，中國面臨著三種選擇。一是等待，接受現狀，被動響應。這種做法只會讓美國不斷突破“一個中國”原則，最終被以“切香腸”的方式實現臺灣的“獨立”。二是立刻武力統一臺灣。雖然我們有能力實現“武統”，但臺灣不是阿富汗，也不是烏克蘭，臺灣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因此要克制使用武力。“等待”與“武統”的方式代價都非常巨大，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用“切香腸”的方式把“危”轉為“機”促成臺灣和平統一。以佩洛西竄訪台為例，美國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台海現狀，那麼我們也要以自己的方式來改變台海現狀，比如宣佈不存在“台海中線”，軍演、巡航常態化等等，一方面以足夠的軍事實力來反制美國對臺灣的軍事干預，另一方面則用足夠的發展消化國家統一的成本。
他還表示，中國文化決定了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統一的國家內部治理制度可以是多元的。中國並不否認民主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同時也正在以中國的方式去追求。中國大陸必然對“台獨”說不，但不是要追求治權的統一，只是追求主權的統一。香港、澳門都已各有自主的治理方式，臺灣的前途也是如此。
香港只要穩定開放
不會被新加坡超越
鄭永年教授指出，過去十年內，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但中央果斷決策、力挽狂瀾，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特別是國安法生效實施、新選舉制度全面落地後，政治環境出現了根本性好轉。他認為，香港的內生優勢仍在，並有強大祖國助力，只要穩定下來並保持繼續開放，其金融中心地位非但不會被其他經濟體超越，還將加速發展、更加繁榮。
鄭永年教授說，當前香港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李光耀先生所說的“軟體”，即制度規則體系。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香港在法律服務、國際仲裁、港口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諸多領域都有被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可的規則與標準。目前，香港這一優勢仍然存在，也是內地所需要學習的地方，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都想用規則來封殺中國，中國要強大，內部必須做到規則和標準的統一，對外必須跟世界規則對接，避免制度上的脫鉤。
香港中環拍攝的維多利亞港兩岸
（圖源：新華社）
不過，他也指出，金融需要政治穩定，沒有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地方能成為一個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後李光耀時代沒有出現大的政治問題，一直是在實現政治穩定的基礎上發展社會經濟，其長期的政治穩定和可預期性，吸引了許多金融資本入場；反觀香港前些年出現政治激進化，這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效率，也削弱了投資者信心，“不過，進入香港的資本，看中的是整個中國內地的大市場，所以我覺得香港只要穩定下來，繼續開放的話，不存在被新加坡超越的問題。”
（本文內容原載於《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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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馮簫凝 黃紫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