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过去十年，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根据统计数据，十八大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6.6%，从54万亿元增加到11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8.5%。经济发展在带来红利的同时，也会催生贫富差异、社会分化等负面效应。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同时也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不但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人均GDP接近高收入国家门坎、形成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更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可见中国的社会稳定是通过大幅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来实现的，而绝非如同西方所污蔑的那样，依靠‘独裁’或‘警察国家’云云。”

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提供了坚强、可持续的制度支撑，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导开展了一系列统揽全局、创造性的治国理政制度建设，是中国可以同时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从某种意义来说，以往的改革及制度建设是相对分散、零星的。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阶段，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自上而下、全局性、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他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主导下，中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总体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即“五位一体”，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里，除了第一个“全面”是关于经济发展之外，都是关乎制度建设的。

“到现在为止，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所定义的政治改革无非就是三权分立、多党轮换、一人一票，似乎除了这个就不是政治改革。”郑永年认为，这是西方的误读和偏见，中国的全面改革当然包括政治改革，不但有，还是中国今天取得成功的根源之一。他举例说，十九大后中国设立了独立的监察权，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关键举措。

2021年6月27日，北京街头的“全面小康”花坛吸引游客拍照。

（图源：香港文汇报）

郑永年指出，中国这十年得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而能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西方尽管有发展但没有稳定，富而不公，中产社会已然变成“富豪社会”，且政治精英之间党争不止，社会进一步分化。对一个失序的西方来说，中国的制度探索不无参考意义，同时对那些既要发展、又要寻求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选择。

“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地制度建设和更新”，郑永年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仍然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创造新制度优势，释放新治理效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积淀能量。

近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针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满天飞”、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提出了“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去年11月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之后“历史自信”这一论断被不断提及。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四个自信”和“历史自信”，其本质都是文明自信。他认为，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传统，同时又有开放性特征，中国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其根源就在于文明自信。

《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9纪录频道播出的一档15集纪录片，展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绚烂 

（图源：网络）

郑永年教授指出，不符合本国文明的东西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但是没有生存能力。很多国家都做过这种试验，搬一套全新的制度进来，但生存不下去。可见任何的政治经济都要符合它的文明。比如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西方开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结果失去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赖关系。但反观中国，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通过学习国际经验得到发展的，中国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时因为中国不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总是通过消化融合到中国经验之中，因而又能保持“中国性”，也就是独立性。从更长历史观来看，这也是中国开放文明的“一贯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们变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他表示，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也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在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再次复兴。

有海外舆论指出，中共二十大有可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与部署，从而对台海形势产生积极影响。对此郑永年教授建议，在对台方略上，“等待”与“武统”的方式代价都非常巨大，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用“切香肠”的方式，把“危”转为“机”促成台湾和平统一。

郑永年教授说，对待台湾问题，中国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等待，接受现状，被动响应。这种做法只会让美国不断突破“一个中国”原则，最终被以“切香肠”的方式实现台湾的“独立”。二是立刻武力统一台湾。虽然我们有能力实现“武统”，但台湾不是阿富汗，也不是乌克兰，台湾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因此要克制使用武力。“等待”与“武统”的方式代价都非常巨大，最理性的方式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用“切香肠”的方式把“危”转为“机”促成台湾和平统一。以佩洛西窜访台为例，美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台海现状，那么我们也要以自己的方式来改变台海现状，比如宣布不存在“台海中线”，军演、巡航常态化等等，一方面以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反制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干预，另一方面则用足够的发展消化国家统一的成本。

他还表示，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统一的国家内部治理制度可以是多元的。中国并不否认民主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同时也正在以中国的方式去追求。中国大陆必然对“台独”说不，但不是要追求治权的统一，只是追求主权的统一。香港、澳门都已各有自主的治理方式，台湾的前途也是如此。

郑永年教授指出，过去十年内，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但中央果断决策、力挽狂澜，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特别是国安法生效实施、新选举制度全面落地后，政治环境出现了根本性好转。他认为，香港的内生优势仍在，并有强大祖国助力，只要稳定下来并保持继续开放，其金融中心地位非但不会被其他经济体超越，还将加速发展、更加繁荣。

郑永年教授说，当前香港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李光耀先生所说的“软件”，即制度规则体系。作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法律服务、国际仲裁、港口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诸多领域都有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规则与标准。目前，香港这一优势仍然存在，也是内地所需要学习的地方，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想用规则来封杀中国，中国要强大，内部必须做到规则和标准的统一，对外必须跟世界规则对接，避免制度上的脱钩。

香港中环拍摄的维多利亚港两岸 

（图源：新华社）

近段时间以来，舆论经常出现香港被新加坡超越的声音。对此，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多年的郑永年教授认为，香港的优势要远远大于新加坡，因为香港的金融中心背靠整个祖国，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总量来说未来还会超过美国；而新加坡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

不过，他也指出，金融需要政治稳定，没有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地方能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没有出现大的政治问题，一直是在实现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经济，其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预期性，吸引了许多金融资本入场；反观香港前些年出现政治激进化，这大大降低了政府的效率，也削弱了投资者信心，“不过，进入香港的资本，看中的是整个中国内地的大市场，所以我觉得香港只要稳定下来，继续开放的话，不存在被新加坡超越的问题。”

（本文内容原载于《香港文汇报》  记者：王玨）

编辑 | 冯箫凝 黄紫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