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的二十大政治報告可以從四個維度來解讀和分析：第一，“主義”，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導發展；第二，“主題”，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發展；第三，“制度”，以治國理政實現制度崛起；第四，“領導”，以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性領導國家的現代化。

康有為《大同書》

2021年3月4日，在雲南魯甸安置區卯家灣幸福廣場上，從永善縣大山裡搬遷下來的吳世貴老人（左一）介紹搬遷群眾自己改編的歌曲《卯家灣》 （圖源：《瞭望》）

中國式現代化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現代化。一是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二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三是人的現代化。其中，物質層面的現代化是基礎，既包括經濟高品質發展，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是建設讓更多人共用社會發展成果的制度。這就要求從頂層設計出發，制定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協調發展的制度體系。人的現代化是物質層面現代化、制度層面現代化的最終目的。物質和制度的現代化為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解放”提供了外在條件，但人本身也必須能夠實現現代化，具體表現為人的素質、思維方式、思想觀念等全面提升。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在以上三個維度取得了巨大的現代化發展成就，中國成為了過去四十多年裡世界範圍內為數不多的實現了三個可持續的國家：即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為開闢人類社會現代化道路的新模式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以治國理政

引領制度崛起

《尚書·周書·周官》有言：“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亙古以來，制度建設便是人類文明發展前進的最重要、最關鍵因素之一。近代以來，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不論成功還是失敗，制度因素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概括地說，一個國家的外部崛起就是內部制度崛起的外在延伸。

在過去的數十年，儘管西方國家實現了可觀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但出現了社會不穩定的現象。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同時實現了可持續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社會穩定。中國為什麼能夠同時實現兩個可持續？關鍵在於第三個可持續，即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也就是說，全方位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注重物質上的現代化，更強調制度上的現代化。改革開放至今，特別是近十年來，以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全面深化改革，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明顯提高。簡單地說，中國通過治國理政制度的建設實現了制度的崛起。

在經濟制度上，二十大報告的表述再次明確了我們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基底，也是對一直以來所謂“國進民退”等各種解讀的又一次否定。堅持包含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本質上就是堅持“三層資本”經濟結構，即上層為國家資本，底層有大規模以中小型企業為代表的民營資本，中間層是政府與民營企業合作。歷史地看，中國正是依靠三層資本避免重大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發生，因為三層資本的國家資本承擔著民營資本無法承擔的重要責任，包括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應對經濟金融危機，以及平衡市場的各種不均衡。

第一，我們“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不僅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更是一種制度和經濟理性。一方面，國有資本對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發展領域的把控能夠有效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另一方面，在如今美國及其盟友越發不理性的科技圍堵下，央企、國企將在推進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以突破美國圍堵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被美國封鎖的基礎技術領域。

第二，中間層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合作將在突破美國科技圍堵中發揮關鍵作用。以軍民融合領域為例，軍事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一般不遵循市場邏輯——一方面不以短期市場需求為導向，另一方面不以研發投入產出比作為評價標準，而是不計成本和不計效率地進行研發投入——這一模式更有可能實現技術“從0到1”的突破。就在過去十年，我國各個領域的軍事技術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應該切實落地“軍”“民”合作，以軍事技術轉化推動民用前沿技術“0到1”的突破，充分釋放我們軍事技術能力的經濟社會紅利。

第三，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非公有制經濟的角色得到進一步的強調。民營企業將繼續在新發展格局和高品質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隨著美國加碼對中國的科技圍堵，科技武器化和意識形態化使得央企和國企在全球創新網路中獲取各種創新資源的空間不斷被擠壓，民企成為中國避免與世界科技前沿脫鉤的中堅力量。雖然各種創新資源自由流動的“超級全球化”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當前民企“走出去”面臨著各種障礙，二十大報告確立的“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為民營企業在國內國際雙迴圈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援。

在政治制度上，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需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和完善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政治基礎。一方面，決策、執行和監察三位一體、三權分工合作的制度體系，決策科學、執行有效、監督有力的政府治理機制不斷健全完善；另一方面，紮實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

一般認為，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基於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與制衡。與西方“分塊式”的三權分立不同，中華文明早在漢朝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之間的“三權分工合作”的體制。中國的三權分工體現在政策過程中的不同時間段：首先決策，決策好了之後執行，執行了以後監察。這也就是馬克斯·韋伯說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過程。“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到晚清以後就沒有了。孫中山先生在考察西方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嘗試結合中國傳統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形成了“五權憲法”理論，只是沒有在實踐中獲得成功。

一個國家的制度經驗只能適用於本國發展，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在探索優化最適合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國家權力分工與合作制度。十八大以後，中央開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試驗監察權，十九大正式把決策權、執行權、監察權複歸到位，實現對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實現了制度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機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一個創造性的轉型。這樣一個制度就是在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過程中實現的，這是事關全域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關鍵舉措。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中，在追求符合中國文明、文化、國情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一直以來，西方看待民主往往採用固式思維，認為多党制就是民主，民主就要多黨輪流執政；而非西式民主即專制。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民主專制、集權分權等概念是西方人根據自己的實踐形成的話語敘事，本身就有著諸多的概念悖論。世界是多元的，也沒有兩個國家的民主是一模一樣的。就是在西方國家之間，總統制、議會制，有比較集權的、有分權的，也有像日本、新加坡一黨獨大的民主，美國的兩黨，印尼能參加選舉的就有100多個政黨。即使是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民主表現方式也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民主早期表現為精英民主，當工人階級進入政治過程，構成了大眾民主。發展到今天，西方出現了民粹主義民主。

因此，如果機械地理解西方的這套話語敘事，我們不僅無法解釋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成功，也解釋不了亞洲其它很多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國乃至亞洲要根據自己的文明、文化、國情定義“民主”，而不是盲從西方的定義。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納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進行總結。不同于西方選舉民主，中國式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重點表現在政策參與民主：無論是人大、政協，還是各種社會組織都是政治參與制度。尤其是社交媒體產生後，中國的政治參與途徑越來越廣。中國重大的法律出臺，如《物權法》和《民法典》都是經過多年的討論和老百姓的政策參與之後才出臺的。美國國會立法，只有政治精英（議員）參與，精英同意就成為法律。中國每一次法律和中央文件頒佈，都要通過更廣泛的社會參與。中央通常都會召開的一系列座談會，都是政治參與的方式。此外，現在的新型智庫也是一種參與方式。

二十大報告再次確認了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我們需要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紮實推進人民當家作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以黨的現代性

領導中國的現代化

這裡人們可以提出一個嚴肅的學術和政策研究問題：為什麼當西方政黨政治普遍衰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著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提出這個問題很重要。第一，在西方，近代以來發展起來的政黨政治面臨普遍的衰落。第二，中國共產黨在西方被普遍“誤解”，一些西方人相信，如同西方的政黨政治，中國共產黨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西方政黨政治走過了精英共和與工業民主兩大階段，在這兩個階段，政黨政治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西方民主早期是精英共和，即不同精英群體之間輪流執政，分享權力。在工業化之後，便進入工業民主階段。工業化培育出了一個龐大的中產基礎。在存在一個龐大中產階層的情況下，左右派政黨因為要照顧到這個階層的利益，不會走極端。也就是說，在這兩個階段，政黨政治起到了政治穩定的作用，至少沒有破壞政治穩定。但現在西方政黨政治進入了新階段，即民粹民主階段。近數十年來，隨著中產的萎縮和社交媒體的崛起，西方從工業民主很快轉型到民粹民主，底層民粹氾濫，高層政治局外人崛起。政黨之間失去了任何共識，政黨政治演變成為美國學者福山所說的“否決政治”，政黨從穩定力量轉型成為分化社會、破壞穩定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截然不同。儘管這數十年來，西方在不斷給中國共產黨“算命”，但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像西方所預測的那樣發展，而且成功地領導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答案既複雜又簡單，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現代性保障了中國現代化的成功。一個不斷獲得現代性的政黨具有先進性，一個具有先進性的政黨能夠引導和引領一個國家的現代化。

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有一個政治主體，如果這個政治主體不具有現代性，這個國家肯定很難實現現代化；同樣，如果這個政治主體不具有先進性，肯定很難領導國家的現代化。中國的政治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僅要隨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還要引導這種變化，否則只能被動反應。因此，我們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這樣做？這裡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獲得現代性的。我們可以至少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共產黨革命和農民革命最簡單的區別是，農民革命追求改朝換代和掌握政權，而共產黨革命則是有特殊使命——追求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100年的道路，每一個階段的使命都非常明確。毛澤東時代就是追求革命，要建設一個和傳統中國完全不同的國家，鄧小平時代追求發展，而中國共產黨第二個百年的新使命將是追求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每一個階段都有新使命，通過實現使命而執政。使命就是中國共產黨向老百姓的承諾。中國共產黨有很多規劃來實現這些承諾，包括五年規劃、十年規劃。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世界範圍內很難找到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具有如此長期使命的政黨了。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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