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的二十大政治报告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解读和分析：第一，“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发展；第二，“主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发展；第三，“制度”，以治国理政实现制度崛起；第四，“领导”，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领导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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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只有社会主义存留下来，并得以发展。中国共产党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自古至今“大同社会”思想的当代叙述。在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大篇幅的阐述，足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能够被成功地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中以“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为代表的优秀思想和核心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理想是高度吻合的。

康有为《大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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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大到现在的十年里，党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了新成效。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公平正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古今中外人类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定义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精髓，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均衡性和全面性的现代化，这和西方国家以资本驱动和主导的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纵观全球，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始终追求的发展目标，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之路都充满了坎坷。现代化的概念和实践发端于西方国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但这是一种单向的、不均衡的现代化进程，与财富累积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分裂。现代化进程在由西方向东方扩散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探索现代化的路径与模式。二战结束后，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这些国家要么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严重依赖，失去了自主性——广大的拉美发展中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国，都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要么有些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但很难融入世界，社会经济方面没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爱国者们曾先后探索过“以商救国”、“以工救国”、“以教救国”、“强军救国”等现代化尝试，但都没能真正成功。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实行了赶超式现代化，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这仍然是一种单向的现代化，也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应该是均衡的、系统的、全面的，只有经济、社会、国防、民生、文化等各个领域协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注重全方位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许多既想发展又想实现真正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和样本。

从改革开放前的“四个现代化”，到十八大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这是一个从“追赶”和“突破”式现代化到系统性和整体性现代化的大转型。这充分说明，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注重物质上的现代化，也强调制度上的现代化，而无论是物质还是制度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以精神现代化为核心的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突出体现在我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重要目标上。

一方面，在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一些地方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追求片面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只有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才是可持续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目标，并通过大规模精准扶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启了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更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1年3月4日，在云南鲁甸安置区卯家湾幸福广场上，从永善县大山里搬迁下来的吴世贵老人（左一）介绍搬迁群众自己改编的歌曲《卯家湾》 （图源：《瞭望》）

中国式现代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现代化。一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二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其中，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基础，既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建设让更多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制度。这就要求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人的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现代化、制度层面现代化的最终目的。物质和制度的现代化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提供了外在条件，但人本身也必须能够实现现代化，具体表现为人的素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全面提升。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在以上三个维度取得了巨大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中国成为了过去四十多年里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实现了三个可持续的国家：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开辟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新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尚书·周书·周官》有言：“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亘古以来，制度建设便是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最重要、最关键因素之一。近代以来，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制度因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概括地说，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就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外在延伸。

在过去的数十年，尽管西方国家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但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社会稳定。中国为什么能够同时实现两个可持续？关键在于第三个可持续，即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与领导。也就是说，全方位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物质上的现代化，更强调制度上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近十年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简单地说，中国通过治国理政制度的建设实现了制度的崛起。

在经济制度上，二十大报告的表述再次明确了我们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基底，也是对一直以来所谓“国进民退”等各种解读的又一次否定。坚持包含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质上就是坚持“三层资本”经济结构，即上层为国家资本，底层有大规模以中小型企业为代表的民营资本，中间层是政府与民营企业合作。历史地看，中国正是依靠三层资本避免重大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因为三层资本的国家资本承担着民营资本无法承担的重要责任，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以及平衡市场的各种不均衡。

第一，我们“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更是一种制度和经济理性。一方面，国有资本对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发展领域的把控能够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在如今美国及其盟友越发不理性的科技围堵下，央企、国企将在推进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以突破美国围堵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被美国封锁的基础技术领域。

第二，中间层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合作将在突破美国科技围堵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军民融合领域为例，军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一般不遵循市场逻辑——一方面不以短期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不以研发投入产出比作为评价标准，而是不计成本和不计效率地进行研发投入——这一模式更有可能实现技术“从0到1”的突破。就在过去十年，我国各个领域的军事技术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应该切实落地“军”“民”合作，以军事技术转化推动民用前沿技术“0到1”的突破，充分释放我们军事技术能力的经济社会红利。

第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强调。民营企业将继续在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美国加码对中国的科技围堵，科技武器化和意识形态化使得央企和国企在全球创新网络中获取各种创新资源的空间不断被挤压，民企成为中国避免与世界科技前沿脱钩的中坚力量。虽然各种创新资源自由流动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前民企“走出去”面临着各种障碍，二十大报告确立的“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为民营企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在政治制度上，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需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政治基础。一方面，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决策科学、执行有效、监督有力的政府治理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基于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与西方“分块式”的三权分立不同，中华文明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之间的“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中国的三权分工体现在政策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首先决策，决策好了之后执行，执行了以后监察。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三权分工合作”体制到晚清以后就没有了。孙中山先生在考察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尝试结合中国传统中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形成了“五权宪法”理论，只是没有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一个国家的制度经验只能适用于本国发展，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探索优化最适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权力分工与合作制度。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在浙江、山西、北京试验监察权，十九大正式把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复归到位，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现了制度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机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转型。这样一个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我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关键举措。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在追求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国情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直以来，西方看待民主往往采用固式思维，认为多党制就是民主，民主就要多党轮流执政；而非西式民主即专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专制、集权分权等概念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实践形成的话语叙事，本身就有着诸多的概念悖论。世界是多元的，也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之间，总统制、议会制，有比较集权的、有分权的，也有像日本、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民主，美国的两党，印度尼西亚能参加选举的就有100多个政党。即使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民主早期表现为精英民主，当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构成了大众民主。发展到今天，西方出现了民粹主义民主。

因此，如果机械地理解西方的这套话语叙事，我们不仅无法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成功，也解释不了亚洲其它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国乃至亚洲要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国情定义“民主”，而不是盲从西方的定义。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进行总结。不同于西方选举民主，中国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点表现在政策参与民主：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各种社会组织都是政治参与制度。尤其是社交媒体产生后，中国的政治参与途径越来越广。中国重大的法律出台，如《物权法》和《民法典》都是经过多年的讨论和老百姓的政策参与之后才出台的。美国国会立法，只有政治精英（议员）参与，精英同意就成为法律。中国每一次法律和中央文件颁布，都要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中央通常都会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都是政治参与的方式。此外，现在的新型智库也是一种参与方式。

二十大报告再次确认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我们需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扎实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里人们可以提出一个严肃的学术和政策研究问题：为什么当西方政党政治普遍衰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一，在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面临普遍的衰落。第二，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被普遍“误解”，一些西方人相信，如同西方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西方政党政治走过了精英共和与工业民主两大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政党政治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西方民主早期是精英共和，即不同精英群体之间轮流执政，分享权力。在工业化之后，便进入工业民主阶段。工业化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基础。在存在一个庞大中产阶层的情况下，左右派政党因为要照顾到这个阶层的利益，不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政党政治起到了政治稳定的作用，至少没有破坏政治稳定。但现在西方政党政治进入了新阶段，即民粹民主阶段。近数十年来，随着中产的萎缩和社交媒体的崛起，西方从工业民主很快转型到民粹民主，底层民粹泛滥，高层政治局外人崛起。政党之间失去了任何共识，政党政治演变成为美国学者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政党从稳定力量转型成为分化社会、破坏稳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这数十年来，西方在不断给中国共产党“算命”，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像西方所预测的那样发展，而且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答案既复杂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性保障了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一个不断获得现代性的政党具有先进性，一个具有先进性的政党能够引导和引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不具有现代性，这个国家肯定很难实现现代化；同样，如果这个政治主体不具有先进性，肯定很难领导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随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还要引导这种变化，否则只能被动反应。因此，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做？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获得现代性的。我们可以至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共产党革命和农民革命最简单的区别是，农民革命追求改朝换代和掌握政权，而共产党革命则是有特殊使命——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100年的道路，每一个阶段的使命都非常明确。毛泽东时代就是追求革命，要建设一个和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邓小平时代追求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新使命将是追求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阶段都有新使命，通过实现使命而执政。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向老百姓的承诺。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规划来实现这些承诺，包括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如此长期使命的政党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源：中新社）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长期执政，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说的“专制”。共产党本身是开放的，所有类型的杰出人物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英美国家同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中国只有一个政治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参与这个过程的利益是多元的，所有的社会经济利益都可以在党内得到反映。毛泽东以前说党内有不同的山头，但我们没有“山头主义”，不同的山头通过这一过程统一起来，我们就叫“民主集中制”。这种开放包容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不仅只是考试制度，而是借此社会各阶层都可以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经验地看，如果制度设计得好，开放的一党制要比多党制更有效。多党制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国家的分裂。开放的一党制就可以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维护国家的统一。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参与的政党。西方说中国没有政治参与，这是一个巨大误解。西方总是把选举作为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但总统制国家一般是四年一次选举，内阁制一般是五年一次选举。美国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崛起？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利益无法反映到政治进程中。

中国走的是不同于选举民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道路，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各种社会组织都是政治参与主体。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便是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典型的例子。为起草好二十大报告，党中央组织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部署了26个重点课题，由中央和国家机关54家单位开展专题调研，形成80份调研报告。中央有关部门还开展了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收到留言854.2万多条。这些调研成果为报告起草打下了坚实基础。7月26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涉及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强调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征求意见人数共4700余人。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5场座谈会，直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还听取了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会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学过苏联，学过美国和日本，学过匈牙利和东欧国家，也学过新加坡。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照抄照搬别人，只是通过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好。类似于像中国共产党政治局集体学习那样的制度很难在其他政党发生，而在中国，这一学习制度已经常态化了。从2012年11月17日至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先后组织了84次集体学习，其中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累计43次，十九届中央政治局41次。学习的主题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事、国家安全、外交、党的建设等领域，覆盖了治国理政各个方面的内容，体现出党中央对于相关领域的重点关注和深入思考。系列集体学习聚焦“国之大者”，紧跟前沿动态，不断求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和有能力“自我革命”的政党。政治是现实的。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那么就会面临被改革的命运；如果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革命，那么就会面临被革命的命运。因此，党建、反腐败和建设清廉政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自十八大以来，10%左右的党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和处理，甚至被司法所审判。77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正是这种“刮骨疗伤”的自我革命精神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在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中沉沦下去，而且一直保持高扬的斗争和进取精神。

应当强调的是，二十大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中国政府援建的非洲联盟（非盟）会议中心是中国援助非洲重点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政府继坦赞铁路后对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非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将在这座会议中心举行 

（图源：新华社）

今天，国际形势持续恶化，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又一次站在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冲突的十字路口。在这紧要关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勇于承担起大国责任，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维护经济全球化，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扭转目前混乱的国际形势需要各大国回归理性与务实合作。中国不搞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集团化对抗；不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国的利益。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践行开放包容、不针对第三国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我们有意愿、有宏图、有能力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发展的力量共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编辑 | 冯箫凝 黄紫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