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2.09.29
中期選舉是指美國總統選舉後兩年舉行的國會選舉和各州的行政立法選舉。在中期選舉中，美國國會眾議院的全部席位和參議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將進行重新選舉。目前，美國民主黨以極微弱的多數控制著參議院和眾議院，利於民主黨總統拜登施政。但在11月的美國中期選舉中，如果民主黨輸掉參眾兩院中的一院或兩院，共和黨就可以阻撓拜登總統推行政策和行政計畫。可以預見，在此次中期選舉中，中國議題必然會被用來影響選舉；選舉後美國政治權力的變化也將深刻影響中美關係。本報告分析了影響美國中期選舉的美國國內和國際因素，結合傳統分析和大資料方法預測中期選舉結果，分析中期選舉對華的影響，並討論中國的應對方式。
我們認為，本次中期選舉將主要由美國國內政治主導，而拜登政府在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上無法取得短期突破，民主黨極可能失去眾議院且無法保住參議院。競選前和選舉過程中，儘管對華政策會成為兩黨爭論的議題，但中美關係不太可能出現實質性變動。選舉後，美國將繼續實施其長期對華戰略，美國對華政策的緩衝空間很可能會被國會激進的立法進一步侵蝕。
應對上，鑒於美國國內的形勢，中美關係的恢復常態和改善面臨重大的困難。我們無需刻意地去“求”和平，但我們也無需在美國內政困難的時候去挑戰美國。相反，我們可以在一些重要方面釋放出善意。確立新的國際秩序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美兩國的互動會主導這個過程。正如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我們也應當抱著“該合作的就合作，該競爭的就競爭，該對抗的就對抗”的態度和美國交往。
影響選舉的美國國內因素：
兩極化與通脹
對美國中期選舉來說，國內議題要遠比國際議題重要，美國國內政治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割裂狀態。新聞報導和評論已經高度政治化，在所有議題上，左右兩派媒體幾乎都處於針鋒相對的狀態，中立和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少。民眾傾向於只從符合自己立場的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中獲取資訊，民間共識也越來越罕見。國會投票中，議員完全依照黨派劃線，基於政黨而非自己獨立思考投票，為反對而反對。社交媒體的發展和美國政治的兩極化也導致“中間派”選民的相對比重的減少，美國政黨選舉策略的重點也從“獲得中間立場選民”逐漸轉向了“動員極端立場選民”，在特朗普依靠這種策略獲得競選成功後，這種趨勢變得越來越強。這種自說自話的極化政治，也將主導本次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將在禁槍、墮胎、教會學校等方面對共和黨發起進攻，而共和黨將從通脹和拜登家屬腐敗問題對民主黨發起進攻。
圖源：環球網
民主黨的基本盤在大城市青年中產、少數族裔和婦女，民主黨會利用一切機會動員這部分人群。美國前段時間發生的槍擊案、最高法院做出的將婦女墮胎權的裁量權歸於各州以及要求州政府在撥發教育基金時不得排除教會學校的判決，引起了民主黨選民的強烈不滿。民主黨及左派媒體目前正利用這樣的輿論機會，動員民主黨基本盤選民和部分中間立場婦女選民。除此之外，可以預見民主黨將炒作一些選舉期間的“常備話題”，比如針對黑人的暴力執法、針對跨性別人士的歧視、以及女性主義等等。在美國社會極化的情況下，民主黨的策略除了動員自己的支持人群外，也會起到幫助共和黨動員其基本盤的“副作用”，如支持持槍的民眾、持極端保守家庭觀念的宗教分子、白人，以及反對跨性別和同性戀的人群。共和黨會以持槍權受憲法保護、宗教自由、針對白人歧視以及保護傳統性別和婚姻觀等理由鼓動己方選民，而非與民主黨爭取中間派選民。更重要的是，這部分議題也將動員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這也是特朗普過去當選總統的重要原因。因此，民主黨策略的政治產出將是兩種效果抵消後的效果，甚至有利於特朗普兩年後的複出。
共和黨目前的基本盤在於中小城鎮和農村傳統家庭、產業工人、白人男性和中小企業主，基本訴求是經濟、減稅、宗教自由和傳統社會家庭觀。美國經濟方面的局勢極度有利於共和黨。拜登政府在俄烏戰爭上的戰略誤判使得能源和食物價格暴漲，疫情期間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大量印錢，這兩者導致了美國通脹失控。儘管美聯儲正快速加息、收緊貨幣供應試圖控制過度印錢導致的影響，但俄烏戰爭的通脹影響不屬於央行的可控範圍。在中期選舉前，通脹不可能通過貨幣政策而得到解決，而快速加息甚至可能導致經濟衰退。通脹和高利息嚴重腐蝕了大部分美國家庭和中小企業的購買力，造成了普遍而尖銳的民怨，也給了共和黨極佳的競選切入點。歷史統計表明，總統選前2年如果通脹高於4.5%，將對中期選舉造成顯著負面影響，總統連任概率也將降到33%左右。從議員言論資料可知，今年4月起，共和黨議員已經幾乎將所有對拜登政府政策和民主黨的抨擊都全部聚焦到通脹上，認為其外交政策、產業轉型政策、環境政策以及稅務政策都是造成通脹的起因。可以預見，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前將持續使用這樣的策略。
概括地說，美國國內政治局勢非常有利於共和黨。拜登政府在經濟治理上的表現不佳，導致了民主黨需要依靠傳統的極化策略動員選民，而這麼做也會附帶動員共和黨內的特朗普派選民。共和黨則可以抓住拜登總統在經濟治理上的失誤動員大部分美國家庭。這樣的局面很可能將主導本次中期選舉。
目前人氣較高的共和黨候選人德桑蒂斯（Ronald Dion DeSantis）
（圖源：CNBC）
影響選舉的國際因素：
中國、俄烏與印太
拜登總統上任伊始，面對疫情對國內經濟的限制，意圖基於對外政策打造自己的政績，然而事與願違。在中期選舉前，拜登和民主黨在外政策上能做的加分項很少，這將不利於民主黨。
民主黨政府從上一屆政府繼承了以中美競爭為核心的國際事務政策框架。特朗普政府開啟了對華經濟、安全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全面競爭。拜登政府大部分繼承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並制定了更清晰的戰略。從意識形態層面，拜登政府將對華競爭定義為“專制對民主”的鬥爭，希望驅動世界的兩極化。從整體戰略來看，拜登政府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包括合作、競爭和對抗三個部分。同時，拜登政府設計了“雙重競爭”的新對華戰略執行框架：一是在印太區域聯合盟友與中國進行安全競爭；二是在全球範圍內聯合盟友與中國進行經濟科技競爭。拜登政府認為美國可以通過結盟和其全球影響力，通過引導雙重競爭的走向來顛覆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地位。
然而中國的戰略應對和俄烏戰爭嚴重擾亂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實施。俄烏戰爭短期極大程度上分散了美國外交資源，長期改變了歐盟的戰略部署。目前西方大量精力將聚焦于應對俄烏戰爭帶來的一系列難民、能源價格和其它國際問題，近幾年西方相對忽略的中東問題也因能源問題再次升溫。相對而言，美國在中美競爭的核心區域，印太地區的投入就受到了牽制。美國在印太地區安全部署，儘管有打造亞洲版“北約”或者將北約東擴至亞洲的戰略計畫，但目前的進展相對暫時停留在了與QUAD以及美國幾個傳統盟友間的合作上。從近期發生的外交事件看，東盟領導人整體對美國主導的區域安全局勢升級也缺乏足夠的興趣，相對而言東盟更希望區域有更好的自主性，與中國和平相處，實現可持續發展。在臺灣地區的安全競爭上，美國仍有繼續挑釁的可能和空間，但美國也有衝突升級的擔憂。在印太地區美國也提出了“印太經濟框架”等區域發展合作方案，還有更廣泛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但進展也有限。兩個重要因素造成了這種窘境：一是美國無法對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市場，因為美國中產階級對工作機會流失極度反感；二是美國投資承諾的國際可信度下降，因為美國財政能力的收縮。這與美聯儲減少美國國債購買，以及利率提升導致的美國政府發債利率升高有關。總的來看負責執行策略的美國聯邦行政體系，短期在國際問題上取得進展的可能性不大。
中期選舉的主角，美國聯邦立法體系的參議院和眾議院，在對華立法的進展上，短期也受到國際局勢變化和國內政治分化的阻礙。目前離第117屆國會臨近解散，中期選舉後，國會進入“跛腳鴨時段”，傾向于解決一些立法的掃尾問題，基本只有一些已經通過一院或兩院的法案才可能成功完成立法，或一些程式上必須通過的法案——比如《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國會涉華立法是美國涉外立法的最大熱點，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涉華提案的數量幾乎超過過去涉華提案的總和。但有兩個因素使得這個趨勢短期內有減速的傾向。第一個因素是在俄烏戰爭發生後，“打擊俄羅斯”成了美國國會的新熱點，圍繞這個新熱點的提案和發言數量很快超過涉華議題，且很容易通過兩院立法。目前眾議院版本的《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與俄羅斯相關的章節數大約是與中國相關章節數的2倍。儘管兩院認可版本要在12月下旬才能確定，但這個比例應該不會改變。第二個因素是過去兩黨在中國議題中有共識的部分基本已經完成立法，剩下的議題兩黨共識很小。特別是民主黨不願意通過共和黨的對華激進提案，因為這些提案一旦變成法律，會嚴重擠壓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的自由空間。從資料上來看，當前117屆國會在涉華提案上能達成共識的比例，遠低於特朗普時期的115、116屆國會，甚至比不過奧巴馬時期的113、114屆國會。總的來看，如果沒有意外事件刺激中美對抗升溫，117屆國會在僅剩時間內的涉外立法上很可能會更注重俄羅斯而非中國。
圖1:美國國會兩黨涉華共識變化
資料來源：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大資料分析預測實驗室
從合作來看，中美在環境、能源轉型、核不擴散、控制通脹、全球基建等議題上有眾多合作的空間和需求。但美國中期選舉的壓力會阻礙拜登政府推進中美合作議題，或者對中國政府的善意行動做出明顯回應。
總的來講，儘管民主黨從執政和立法方面有著清晰的對華戰略，但現實條件為戰略的實施帶來了太多短期無法逾越的阻礙，難以在對華和整個對外政策上以不引起國內爭議的方式為自己加分。立法上民主黨已經沒有意願推進對華不切實際的激進政策，國會共和黨將保持對華激進的姿態，並抨擊民主黨對華軟弱。共和黨議員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民主黨的支援，他們提出的對華激進立法就無法通過，這樣的政治作秀幾乎是無本萬利的買賣，因此中國方面也無需對此過度反應。
中期選舉結果大資料預測分析：
民主黨可能失利，拜登連任將受負面影響
在梳理了美國中期選舉的內外背景後，綜合性分析預測選舉結果，需要將相關因素量化，並建立統計模型計算不同條件下不同選舉結果未來發生的可能性。基於大資料和機器學習模型的分析結果，[1]我們認為民主黨極有可能在2022年中期選舉失去一到兩個院的多數黨地位，而拜登總統的連任失敗的可能性顯著大於連任的可能性。
圖2:美國主要民調中拜登政府的總體支持率、反對率（點）及平均值（實線）
資料來源：政治分析公司FIVETHIRTYEIGHT統計
總統的支持率民調是判斷中期選舉的最佳工具。從圖2可見，拜登政府自2021年1月上臺以來，主要民調的支持率都在下滑，反對率都在不斷上升。目前拜登的平均支持率僅在38%左右，是美國最不得民心的總統之一。民調預示著拜登所在的民主黨在2022年中期兩院選舉中將面臨巨大挑戰。
具體來說，眾議院多數黨地位極可能被共和黨奪取。美國眾議院共435個席位。目前民主黨共和黨220席，共和黨210席，5個席位空缺。[2]眾議院多數黨目前為民主黨。2022年眾議院全部435席將進行選舉。一般來說，議員選舉連任可能性高，因此大部分議席的結果是連任。選舉的不確定性大部分來自于原有議員不再連任而空出的席位，因為政治新人競爭的結果難以預測。2022年因眾議員不再連任而空出的眾議院席位共51個，其中32個來自民主黨，19個來自共和黨，民主黨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在綜合考慮選區黨派基本支援率，候選人競爭力等因素後，我們的預測模型認為2022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擁有178席極有可能獲勝的“保底席位”，而共和黨有195保底席位。剩餘62席是有懸念的席位——18席較為可能是民主黨、18席較為可能是共和黨、26席未知。如果這26席平均分配，民主黨共和黨的最終席位比可能是209:226。眾議院多數党將易位於共和黨。即使調整模型其它參數，使之有利於民主黨，大部分情況下，結果仍將是共和黨贏得眾議院。
對於參議院多數黨地位的競爭，民主黨相對共和黨只有微弱的優勢。參議院總共100個席位——民主黨占48席，共和黨50席，2席為獨立黨派。因為獨立黨派支持民主黨，民主黨控制50席，且參議院議長副總統為民主黨，其投票相當於1票，所以民主黨以51席的微弱優勢成為參議院多數黨。2022年參議院100席中的36席將舉行選舉。其中15個來自民主黨現有席位，21個來自共和黨現有席位。在這36個席位中，7個席位的現有參議員不尋求連任，包括民主黨1人、共和黨6人。共和黨需要重選參議員的21個州中，有兩個在2020年總統選舉將選票投給了民主黨。而民主黨需要重選參議員的州全部都在2020年投票給民主黨。選舉的基本結構有利於民主黨。但共和黨填補空缺的議員相對較為資深，競爭力較強，幾乎可以抵消上述不利因素。綜合所有的因素，我們的模型判斷民主黨的“保底席位”為47席，共和黨“保底席位”為49席。剩餘4席中共和黨稍有優勢的為3席。參議院民主黨共和黨的最終席位比可能是48-52，即共和黨贏得參議院，但該結論不確定性較高。
美國參議院現場
（圖源：網路）
綜合上述結論，目前掌控兩院的民主黨將極有可能在拜登任期第一次中期選舉中輸掉至少一院。若最終結果真的如此，拜登的連任可能性將可能受到極大負面影響。從歷史統計來分析，美國總統的平均連任概率有58%。但如果美國總統所在黨派在第一任中期選舉輸了一院或兩院，連任概率將下降到31%。相反，如果保住兩院，則有90%的概率連任。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歷史上唯一一個中期選舉保住兩院而連任總統失敗的美國總統。但他的失敗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任期超過10%的高通脹造成的，拜登和民主黨目前也面臨極其嚴重的通脹。可以說如果拜登第一次中期選舉中至少輸掉一院，並且控制通脹失敗，其連任希望將變得極為渺茫。
選舉將如何影響中國
無論中期選舉結果如何，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不會改變。如果民主黨保住了兩個院的多數黨地位，拜登政府可能可以更從容地平衡中美競爭和修復國內經濟的要求，中美競爭可以進一步緩和。但更可能的情況是，民主黨失去一個或兩個院，拜登和民主黨將面臨巨大的競選壓力。這種情況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面，拜登政府的行政和立法能力會被共和黨限制，不利於其在國際上推廣其政策。另一方面，正如特朗普時期的民主黨一樣，為了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局面，民主黨人士可能會在立法上對華擺出更激進狀態試圖吸引選票。近期民主黨參議員在臺灣問題上的激進行動已經顯示出這樣的趨勢。美國政治競爭的激化將導致國會更多激進行為和更嚴厲的涉華立法，中美關係的靈活空間將大大縮小。
無論如何，美國很可能會繼續其戰略方案，通過和盟友合作推行其“合作、競爭和對抗”的三分法戰略，並通過安全-經濟“雙重競爭”的框架來實施。中國也應該利用中期選舉造成的美國對外政策“僵硬期”為塑造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戰略環境而準備。
中國如何應對
長期來看，中美競爭格局已成並將長時間持續，合作、競爭和對抗將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特徵。總體來看，中國應該與美國加強合作、良性競爭、管控衝突。
第一，積極擴大中美可合作領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政府發佈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以來，儘管美國對華整體遏制的戰略沒有改變，但也認為中美競爭並不等於關上合作的大門。不能否認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綠色經濟、核不擴散等方面具有合作的必要性和互惠性。
中美長期競爭的格局已經形成，而且正在加劇。我們既不能期待美國對中國的競爭意願和遏制手段會有所減輕，但也不能因此影響本可以進行合作的領域。尤其是在聯合國規則失效、國際秩序崩塌的形勢下，如果中美兩個大國在各方面都進行惡鬥，結果不會是冷戰時期那樣的整體和平、局部熱戰，而是群雄並起、互相割據的混亂局面。目前全球極端氣候頻現、病毒肆虐、能源與糧食危機等亂象的出現亟待中美聯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第二，為台海局勢設置護欄，不放棄和平解決方案。
台海問題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底線，應對台海衝突爆發有所預備。中國應該有能力和決心管控台海衝突，提前預估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同時也要明確核心利益不容妥協、不容侵犯，這是中國為臺灣局勢設置的護欄。有關台海問題表述，既要強調絕不放棄武力阻止臺灣的獨立，也不能放棄提出和平解決以及多種方式解決台海問題。應該認識到，美國對台軍售或美國官員訪台的行徑是有意挑起台海爭端，激起中國過度反應的陷阱。面對美國的挑釁，中國方應維持戰略定力，體現軍事實力和能力的同時也釋放和平統一的意願。
第三，尊重發展中國家和平發展的需求，打造對外經濟和安全政策。
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尊重發展中國家和平發展的需求，以此為核心打造對外經濟和安全政策。雖然美國在印太領域動作頻頻，拉攏日、韓、印、澳、新等國對中國進一步架設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圍堵，但是第三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最不願意被中美綁架從而選邊站的。無論面對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還是“藍色太平洋夥伴”，我們都要以開放合作的心態對待，不排斥同時加入中美分別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的第三國。
第四，密切關注和警惕涉華技術脫鉤立法的進程，主張科技領域的良性競爭模式。
儘管中期選舉之後拜登政府很可能在施政上收到更多摯肘，但是對華技術競爭是取得美國國會兩黨共識較多的領域，相關立法和政策仍會繼續出臺。
圖源：AFP
中美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局面已經形成，我們不求中美在科技層面都進行合作模式，而應提倡良性競爭。我們可以利用好“拜登政府需要科技界的支援，但不希望競爭法案的極端對華措施而破壞中美關係的緩衝空間”的特點，鼓勵中美科技良性競爭的模式和規範。所謂科技領域的良性競爭，即中美科技企業通過競賽或合作等方式專注提升自身水準而非進行價格戰、強迫受眾“二選一”，或以意識形態給對方扣上“帽子”的方式進行規則下的競爭。良性的科技競爭能夠讓參與者能夠獲得進步，從而帶來整體科技水準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