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2.09.29
中期选举是指美国总统选举后两年举行的国会选举和各州的行政立法选举。在中期选举中，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全部席位和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将进行重新选举。目前，美国民主党以极微弱的多数控制着参议院和众议院，利于民主党总统拜登施政。但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如果民主党输掉参众两院中的一院或两院，共和党就可以阻挠拜登总统推行政策和行政计划。可以预见，在此次中期选举中，中国议题必然会被用来影响选举；选举后美国政治权力的变化也将深刻影响中美关系。本报告分析了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美国国内和国际因素，结合传统分析和大数据方法预测中期选举结果，分析中期选举对华的影响，并讨论中国的应对方式。
我们认为，本次中期选举将主要由美国国内政治主导，而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无法取得短期突破，民主党极可能失去众议院且无法保住参议院。竞选前和选举过程中，尽管对华政策会成为两党争论的议题，但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出现实质性变动。选举后，美国将继续实施其长期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冲空间很可能会被国会激进的立法进一步侵蚀。
应对上，鉴于美国国内的形势，中美关系的恢复常态和改善面临重大的困难。我们无需刻意地去“求”和平，但我们也无需在美国内政困难的时候去挑战美国。相反，我们可以在一些重要方面释放出善意。确立新的国际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美两国的互动会主导这个过程。正如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我们也应当抱着“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该对抗的就对抗”的态度和美国交往。
影响选举的美国国内因素：
两极化与通胀
对美国中期选举来说，国内议题要远比国际议题重要，美国国内政治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割裂状态。新闻报道和评论已经高度政治化，在所有议题上，左右两派媒体几乎都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中立和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少。民众倾向于只从符合自己立场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获取信息，民间共识也越来越罕见。国会投票中，议员完全依照党派划线，基于政党而非自己独立思考投票，为反对而反对。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美国政治的两极化也导致“中间派”选民的相对比重的减少，美国政党选举策略的重点也从“获得中间立场选民”逐渐转向了“动员极端立场选民”，在特朗普依靠这种策略获得竞选成功后，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强。这种自说自话的极化政治，也将主导本次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将在禁枪、堕胎、教会学校等方面对共和党发起进攻，而共和党将从通胀和拜登家属腐败问题对民主党发起进攻。
图源：环球网
民主党的基本盘在大城市青年中产、少数族裔和妇女，民主党会利用一切机会动员这部分人群。美国前段时间发生的枪击案、最高法院做出的将妇女堕胎权的裁量权归于各州以及要求州政府在拨发教育基金时不得排除教会学校的判决，引起了民主党选民的强烈不满。民主党及左派媒体目前正利用这样的舆论机会，动员民主党基本盘选民和部分中间立场妇女选民。除此之外，可以预见民主党将炒作一些选举期间的“常备话题”，比如针对黑人的暴力执法、针对跨性别人士的歧视、以及女性主义等等。在美国社会极化的情况下，民主党的策略除了动员自己的支持人群外，也会起到帮助共和党动员其基本盘的“副作用”，如支持持枪的民众、持极端保守家庭观念的宗教分子、白人，以及反对跨性别和同性恋的人群。共和党会以持枪权受宪法保护、宗教自由、针对白人歧视以及保护传统性别和婚姻观等理由鼓动己方选民，而非与民主党争取中间派选民。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议题也将动员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这也是特朗普过去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因此，民主党策略的政治产出将是两种效果抵消后的效果，甚至有利于特朗普两年后的复出。
共和党目前的基本盘在于中小城镇和农村传统家庭、产业工人、白人男性和中小企业主，基本诉求是经济、减税、宗教自由和传统社会家庭观。美国经济方面的局势极度有利于共和党。拜登政府在俄乌战争上的战略误判使得能源和食物价格暴涨，疫情期间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大量印钱，这两者导致了美国通胀失控。尽管美联储正快速加息、收紧货币供应试图控制过度印钱导致的影响，但俄乌战争的通胀影响不属于央行的可控范围。在中期选举前，通胀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而得到解决，而快速加息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衰退。通胀和高利息严重腐蚀了大部分美国家庭和中小企业的购买力，造成了普遍而尖锐的民怨，也给了共和党极佳的竞选切入点。历史统计表明，总统选前2年如果通胀高于4.5%，将对中期选举造成显著负面影响，总统连任概率也将降到33%左右。从议员言论数据可知，今年4月起，共和党议员已经几乎将所有对拜登政府政策和民主党的抨击都全部聚焦到通胀上，认为其外交政策、产业转型政策、环境政策以及税务政策都是造成通胀的起因。可以预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将持续使用这样的策略。
概括地说，美国国内政治局势非常有利于共和党。拜登政府在经济治理上的表现不佳，导致了民主党需要依靠传统的极化策略动员选民，而这么做也会附带动员共和党内的特朗普派选民。共和党则可以抓住拜登总统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误动员大部分美国家庭。这样的局面很可能将主导本次中期选举。
目前人气较高的共和党候选人德桑蒂斯（Ronald Dion DeSantis）
（图源：CNBC）
影响选举的国际因素：
中国、俄乌与印太
拜登总统上任伊始，面对疫情对国内经济的限制，意图基于对外政策打造自己的政绩，然而事与愿违。在中期选举前，拜登和民主党在外政策上能做的加分项很少，这将不利于民主党。
民主党政府从上一届政府继承了以中美竞争为核心的国际事务政策框架。特朗普政府开启了对华经济、安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拜登政府大部分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制定了更清晰的战略。从意识形态层面，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定义为“专制对民主”的斗争，希望驱动世界的两极化。从整体战略来看，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包括合作、竞争和对抗三个部分。同时，拜登政府设计了“双重竞争”的新对华战略执行框架：一是在印太区域联合盟友与中国进行安全竞争；二是在全球范围内联合盟友与中国进行经济科技竞争。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可以通过结盟和其全球影响力，通过引导双重竞争的走向来颠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地位。
然而中国的战略应对和俄乌战争严重扰乱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俄乌战争短期极大程度上分散了美国外交资源，长期改变了欧盟的战略部署。目前西方大量精力将聚焦于应对俄乌战争带来的一系列难民、能源价格和其它国际问题，近几年西方相对忽略的中东问题也因能源问题再次升温。相对而言，美国在中美竞争的核心区域，印太地区的投入就受到了牵制。美国在印太地区安全部署，尽管有打造亚洲版“北约”或者将北约东扩至亚洲的战略计划，但目前的进展相对暂时停留在了与QUAD以及美国几个传统盟友间的合作上。从近期发生的外交事件看，东盟领导人整体对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局势升级也缺乏足够的兴趣，相对而言东盟更希望区域有更好的自主性，与中国和平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台湾地区的安全竞争上，美国仍有继续挑衅的可能和空间，但美国也有冲突升级的担忧。在印太地区美国也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等区域发展合作方案，还有更广泛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但进展也有限。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种窘境：一是美国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因为美国中产阶级对工作机会流失极度反感；二是美国投资承诺的国际可信度下降，因为美国财政能力的收缩。这与美联储减少美国国债购买，以及利率提升导致的美国政府发债利率升高有关。总的来看负责执行策略的美国联邦行政体系，短期在国际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不大。
中期选举的主角，美国联邦立法体系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对华立法的进展上，短期也受到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政治分化的阻碍。目前离第117届国会临近解散，中期选举后，国会进入“跛脚鸭时段”，倾向于解决一些立法的扫尾问题，基本只有一些已经通过一院或两院的法案才可能成功完成立法，或一些程序上必须通过的法案——比如《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国会涉华立法是美国涉外立法的最大热点，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涉华提案的数量几乎超过过去涉华提案的总和。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趋势短期内有减速的倾向。第一个因素是在俄乌战争发生后，“打击俄罗斯”成了美国国会的新热点，围绕这个新热点的提案和发言数量很快超过涉华议题，且很容易通过两院立法。目前众议院版本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与俄罗斯相关的章节数大约是与中国相关章节数的2倍。尽管两院认可版本要在12月下旬才能确定，但这个比例应该不会改变。第二个因素是过去两党在中国议题中有共识的部分基本已经完成立法，剩下的议题两党共识很小。特别是民主党不愿意通过共和党的对华激进提案，因为这些提案一旦变成法律，会严重挤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自由空间。从数据上来看，当前117届国会在涉华提案上能达成共识的比例，远低于特朗普时期的115、116届国会，甚至比不过奥巴马时期的113、114届国会。总的来看，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刺激中美对抗升温，117届国会在仅剩时间内的涉外立法上很可能会更注重俄罗斯而非中国。
图1:美国国会两党涉华共识变化
数据来源：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大数据分析预测实验室
从合作来看，中美在环境、能源转型、核不扩散、控制通胀、全球基建等议题上有众多合作的空间和需求。但美国中期选举的压力会阻碍拜登政府推进中美合作议题，或者对中国政府的善意行动做出明显回应。
总的来讲，尽管民主党从执政和立法方面有着清晰的对华战略，但现实条件为战略的实施带来了太多短期无法逾越的阻碍，难以在对华和整个对外政策上以不引起国内争议的方式为自己加分。立法上民主党已经没有意愿推进对华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国会共和党将保持对华激进的姿态，并抨击民主党对华软弱。共和党议员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民主党的支持，他们提出的对华激进立法就无法通过，这样的政治作秀几乎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中国方面也无需对此过度反应。
中期选举结果大数据预测分析：
民主党可能失利，拜登连任将受负面影响
在梳理了美国中期选举的内外背景后，综合性分析预测选举结果，需要将相关因素量化，并建立统计模型计算不同条件下不同选举结果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的分析结果，[1]我们认为民主党极有可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失去一到两个院的多数党地位，而拜登总统的连任失败的可能性显著大于连任的可能性。
图2:美国主要民调中拜登政府的总体支持率、反对率（点）及平均值（实线）
数据来源：政治分析公司FIVETHIRTYEIGHT统计
总统的支持率民调是判断中期选举的最佳工具。从图2可见，拜登政府自2021年1月上台以来，主要民调的支持率都在下滑，反对率都在不断上升。目前拜登的平均支持率仅在38%左右，是美国最不得民心的总统之一。民调预示着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两院选举中将面临巨大挑战。
具体来说，众议院多数党地位极可能被共和党夺取。美国众议院共435个席位。目前民主党共和党220席，共和党210席，5个席位空缺。[2]众议院多数党目前为民主党。2022年众议院全部435席将进行选举。一般来说，议员选举连任可能性高，因此大部分议席的结果是连任。选举的不确定性大部分来自于原有议员不再连任而空出的席位，因为政治新人竞争的结果难以预测。2022年因众议员不再连任而空出的众议院席位共51个，其中32个来自民主党，19个来自共和党，民主党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在综合考虑选区党派基本支持率，候选人竞争力等因素后，我们的预测模型认为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拥有178席极有可能获胜的“保底席位”，而共和党有195保底席位。剩余62席是有悬念的席位——18席较为可能是民主党、18席较为可能是共和党、26席未知。如果这26席平均分配，民主党共和党的最终席位比可能是209:226。众议院多数党将易位于共和党。即使调整模型其它参数，使之有利于民主党，大部分情况下，结果仍将是共和党赢得众议院。
对于参议院多数党地位的竞争，民主党相对共和党只有微弱的优势。参议院总共100个席位——民主党占48席，共和党50席，2席为独立党派。因为独立党派支持民主党，民主党控制50席，且参议院议长副总统为民主党，其投票相当于1票，所以民主党以51席的微弱优势成为参议院多数党。2022年参议院100席中的36席将举行选举。其中15个来自民主党现有席位，21个来自共和党现有席位。在这36个席位中，7个席位的现有参议员不寻求连任，包括民主党1人、共和党6人。共和党需要重选参议员的21个州中，有两个在2020年总统选举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而民主党需要重选参议员的州全部都在2020年投票给民主党。选举的基本结构有利于民主党。但共和党填补空缺的议员相对较为资深，竞争力较强，几乎可以抵消上述不利因素。综合所有的因素，我们的模型判断民主党的“保底席位”为47席，共和党“保底席位”为49席。剩余4席中共和党稍有优势的为3席。参议院民主党共和党的最终席位比可能是48-52，即共和党赢得参议院，但该结论不确定性较高。
美国参议院现场
（图源：网络）
综合上述结论，目前掌控两院的民主党将极有可能在拜登任期第一次中期选举中输掉至少一院。若最终结果真的如此，拜登的连任可能性将可能受到极大负面影响。从历史统计来分析，美国总统的平均连任概率有58%。但如果美国总统所在党派在第一任中期选举输了一院或两院，连任概率将下降到31%。相反，如果保住两院，则有90%的概率连任。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中期选举保住两院而连任总统失败的美国总统。但他的失败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任期超过10%的高通胀造成的，拜登和民主党目前也面临极其严重的通胀。可以说如果拜登第一次中期选举中至少输掉一院，并且控制通胀失败，其连任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
选举将如何影响中国
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如果民主党保住了两个院的多数党地位，拜登政府可能可以更从容地平衡中美竞争和修复国内经济的要求，中美竞争可以进一步缓和。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民主党失去一个或两个院，拜登和民主党将面临巨大的竞选压力。这种情况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拜登政府的行政和立法能力会被共和党限制，不利于其在国际上推广其政策。另一方面，正如特朗普时期的民主党一样，为了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民主党人士可能会在立法上对华摆出更激进状态试图吸引选票。近期民主党参议员在台湾问题上的激进行动已经显示出这样的趋势。美国政治竞争的激化将导致国会更多激进行为和更严厉的涉华立法，中美关系的灵活空间将大大缩小。
无论如何，美国很可能会继续其战略方案，通过和盟友合作推行其“合作、竞争和对抗”的三分法战略，并通过安全-经济“双重竞争”的框架来实施。中国也应该利用中期选举造成的美国对外政策“僵硬期”为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而准备。
中国如何应对
长期来看，中美竞争格局已成并将长时间持续，合作、竞争和对抗将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总体来看，中国应该与美国加强合作、良性竞争、管控冲突。
第一，积极扩大中美可合作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政府发布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以来，尽管美国对华整体遏制的战略没有改变，但也认为中美竞争并不等于关上合作的大门。不能否认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绿色经济、核不扩散等方面具有合作的必要性和互惠性。
中美长期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而且正在加剧。我们既不能期待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意愿和遏制手段会有所减轻，但也不能因此影响本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尤其是在联合国规则失效、国际秩序崩塌的形势下，如果中美两个大国在各方面都进行恶斗，结果不会是冷战时期那样的整体和平、局部热战，而是群雄并起、互相割据的混乱局面。目前全球极端气候频现、病毒肆虐、能源与粮食危机等乱象的出现亟待中美联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第二，为台海局势设置护栏，不放弃和平解决方案。
台海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底线，应对台海冲突爆发有所预备。中国应该有能力和决心管控台海冲突，提前预估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明确核心利益不容妥协、不容侵犯，这是中国为台湾局势设置的护栏。有关台海问题表述，既要强调绝不放弃武力阻止台湾的独立，也不能放弃提出和平解决以及多种方式解决台海问题。应该认识到，美国对台军售或美国官员访台的行径是有意挑起台海争端，激起中国过度反应的陷阱。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方应维持战略定力，体现军事实力和能力的同时也释放和平统一的意愿。
第三，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的需求，打造对外经济和安全政策。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的需求，以此为核心打造对外经济和安全政策。虽然美国在印太领域动作频频，拉拢日、韩、印、澳、新等国对中国进一步架设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围堵，但是第三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最不愿意被中美绑架从而选边站的。无论面对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还是“蓝色太平洋伙伴”，我们都要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对待，不排斥同时加入中美分别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第三国。
第四，密切关注和警惕涉华技术脱钩立法的进程，主张科技领域的良性竞争模式。
尽管中期选举之后拜登政府很可能在施政上收到更多挚肘，但是对华技术竞争是取得美国国会两党共识较多的领域，相关立法和政策仍会继续出台。
图源：AFP
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局面已经形成，我们不求中美在科技层面都进行合作模式，而应提倡良性竞争。我们可以利用好“拜登政府需要科技界的支持，但不希望竞争法案的极端对华措施而破坏中美关系的缓冲空间”的特点，鼓励中美科技良性竞争的模式和规范。所谓科技领域的良性竞争，即中美科技企业通过竞赛或合作等方式专注提升自身水平而非进行价格战、强迫受众“二选一”，或以意识形态给对方扣上“帽子”的方式进行规则下的竞争。良性的科技竞争能够让参与者能够获得进步，从而带来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