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學習和工作的需要，我至少經歷了四種不同的教育系統。上世紀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學度過，接受了中國的教育。然後去了美國，後又在歐洲和東南亞工作過。我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系統很不一樣。儘管我不是研究教育科學的，但因為我自上大學後就一直處在大學的教育環境中，對教育的主題比較熟悉，這裡從一個非專業人士的角度來談一些看法。
今天我們所說的“智慧教育”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作為一種教育工具的智慧教育。人類從過去的師傳口授過渡到竹簡紙書，工業革命後又通過廣播、電視等媒介進行知識傳播，從傳統媒介發展到現在的互聯網技術，智慧教育作為一種工具不斷進步並得到廣泛的應用。我國在互聯網教育領域已經非常領先，對此我感到非常樂觀。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哪個方面都不落後，不僅不落後，還處於世界非常超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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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該如何利用智慧教育來促進學術和思想上的進步？這個問題需要我們著重考慮。我認為，智慧教育的最終目標就是要產生中國智慧。智慧教育作為一種技術手段，應該進一步思考如何應用在生產有價值的思想上。同時，我們也可以利用智慧教育所產生的工具合理地評價和管理知識產品。如果從這些問題延展開來討論，智慧教育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廣闊的。我自己長期從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認為目前中國社會科學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缺乏原創性的思想。也就是說，我們的智慧教育不應當滿足于作為教育工具的使用，而是把重點放在原創性思想的創造和生產上。
中國學術思想的現狀
近年來，隨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卡脖子”和科技脫鉤，我們越來越意識到科技力量尤其是原創性科技就是“大國重器”。同理，我的理解是，“原創性思想”就是學術界的“大國重器”。當然，這一點對西方國家來說是這樣，對中國而言也如此。儘管這些年來我國的教育科學有了很大的發展，教育水準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很多人還是對中國的教育界和知識界表達了不滿。不滿是有理由的。可以看到，我們在國際社會，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缺乏“軟力量”（soft power），也就是缺乏一套自主的知識體系。
從硬體上看，不管是大學的基礎設施還是傳播媒介的進步，我們國家隨著經濟的進步，都跟得上時代，配備現代化的硬體設備。但問題在於：如何利用好這些硬體來產生“軟力量”，生產自主的知識體系？
“自主的知識”生產對每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對我國而言，多年來大家一直在討論“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大師？”梅貽琦先生也曾在就職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演講時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先生提出來的大學不是說大樓，大學應該是培養大師的地方。今天我們不缺大樓，每一個大學的大樓都很大，但是大師還是奇缺。再往回看看，中國近代以來，學術界也一直在討論所謂的“李約瑟之問”，也叫“李約瑟難題”，也就是“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或者說，為什麼近代的市場經濟或者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些都是跟科學、技術、教育體系等因素緊密相關的。
經驗地看，不可否認近代以來大多數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原創性發明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區。社會科學就更不用說了，迄今還是西方的社會科學占主導地位。很多國家根本說不上有自己的社會科學，所謂社會科學完全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我們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情況可能好一些，但也很難說已經有了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我國大學教育體系中，有來自西方的各種社會科學，比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等等，但我們缺乏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簡單地看看我們大學的教科書就知道，社會科學體系中有多少來自中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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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看，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接受了西方的社會科學體系，把西方的社會科學視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科學，就如自然科學那樣。因此，長期以來，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處於思想被殖民的狀態。正因為如此，這些年來，我們提倡要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一個國家要崛起，不僅要體現在物質上的進步，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進步。
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是世界經濟重要的內在部分，對世界各個方面都有重大的貢獻。但是，我們在知識層面對世界的貢獻是什麼？我們為世界貢獻了怎樣的原創性的知識？如果一味照抄照搬西方知識體系，我們會永遠處於應用階段，就永遠產生不了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知識體系。
社會科學是“形而下”的實證科學，西方社會科學圍繞著西方的問題、西方的命題和西方的方案而展開。一旦到了中國的環境中，西方社會就與中國問題、中國命題和中國方案變得不那麼相關，甚至是毫無相關。這就是中國知識界面臨的困境：如何界定中國的問題？如果提出中國的命題？如何找到中國的解決方案？
為什麼缺乏原創性思想？
為什麼我們比較缺少原創性的思想？很多人會提到制度因素，認為是過於集權造成的。我認為，制度因素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不能成立。很多年裡，我一直認為這種制度決定論很難解釋中西方為什麼在原創性知識方面的不同。
原因很簡單，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可以找到許多的證據。歷史上的中國有些時期是集權的，也有些時期是分權的。集權並不意味著一定會阻礙原創性知識體系的產生。比如唐宋時期，尤其是在宋朝，理學正式將外來的佛教文化消化融合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完全中國化就是一種原創性的知識創造。再如明清時期，即便在中央集權不斷加強加固的情況下，還是出現諸如王陽明的“陽明學”（也稱“心學”），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思想家為代表的“重實踐、輕理論，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哲學。
朱熹畫像
（圖源：維琪百科）
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試著回答它。我覺得如下幾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這跟我們的幾大傳統思維有關。
一是儒家傳統。作為我國治國理政的政治哲學，儒家過於強調道德化。儒家的“有教無類”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代性，但道德化的思維方式並不能促使人們正視社會現實，導向“非道德”的解決方式。正像李約瑟（Joseph Needham）先生所說的，儒家傳統沒有引發出產生知識的科學方法。道德化的思維結果就是束縛了個人思維的創新，將一些有可能發展成為知識源泉的思想扼殺在搖籃中。
二是法家傳統。法家過於強調國家和政府的主導作用。但要知道，原創性的知識體系通常不是集體的產物。從中西方的歷史看，知識體系的創造更多的是要發揮個人的能動性和個體思想家的作用。
三是道家傳統。道家是在中國的幾個傳統中最有科學精神的，但很可惜的是，漢朝以後道家就變成一種“道術”。祖輩們在燒汞煉丹中發現了火藥，傳入西方後演變成火藥學，應用成功後又變成了火炮火槍等器具。但東方人還停留在追求“長生不老藥”的層面上，沒有真正形成一門學科。
此外還有墨家、兵家等傳統。儘管這些學派都蘊含了豐富的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知識，但在傳統的“士農工商”意識形態抑制下，這些認識就變成小眾的方法論，沒有成為中國文明的思想主流。
第二，和近代以來的“拿來主義”有關。到了近代，因為西方首先形成了系統的社會科學，我們很方便地把西方的社會科學拿了過來，導致“拿來主義”盛行。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被殖民地化，很多人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到底什麼樣的知識才可稱之為“現代化的知識體系”？很多人把現代化理解成為西方化，甚至全盤西化。這種現象在知識領域尤其盛行。今天，很多人已經認識到現代化就是自己傳統的現代化，但這種認知並沒有發生在知識界。
第三，近代以來的知識大斷裂。並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創造原創性的知識體系。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中國的知識傳承體系從晚清過渡到民國二三十年代的這段時期再到改革開放出現了巨大的知識斷裂。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有一大批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學貫中西，比如嚴複先生、陳寅恪先生等。然而當時也出現了兩種極端，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就主張要全盤西化，另一種是全盤反西方的，比如從海外留學回來的清華大學教授辜鴻銘先生，認為凡是中國的實踐都是優秀的。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是有一大批能把中西方的知識體系匯合一起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如直到今天仍然在產生學術影響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還有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迄今讀起他們作品，人們都能感覺到他們有很大的潛力來構建中國的社會科學，只是因為種種原因後來沒有持續下去。
五四運動老照片
（圖源：網路）
第四，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錯位”。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研究更深受西方知識建構進程的影響。需要強調的是，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構建，走過了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的過程。在早期，馬克思（Karl Marx）、韋伯（Max Weber）和塗爾幹（Émile Durkheim）等社會科學家就把宏觀知識的邊界勾勒了出來。二戰以後西方社會科學研究開始將重點轉向中觀，到了80年代，中觀的社會科學理論基本構建起來了。80年代以降就自然地從中觀轉向微觀的研究。我們這一代人到歐美留學，在歐美的大學課堂上接受的就是微觀的研究。這樣，問題就出現了。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構建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中國尚未搞清楚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社科理論就一下子進入到了微觀層面的研究。今天，恰恰是微觀研究是西方特別強調的現代“八股”方法論。
我個人不太滿意現在西方八股式的社會科學研究。即便是發表在西方頂流的社會科學期刊的文章，其論證和觀點大多似是而非。這些研究根本沒有找到中國的命題，往往依然是西方的命題，再加上一個副標題——the evidence from China（中國證據）。這類研究都沒有找到中國的問題和命題，只是用中國的證據來印證西方的理論和命題而已。
即使能夠在西方的頂刊上發表文章，但對構建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價值並不大，因為很多研究追求的只是學術上的一種形式主義，一種新的“八股”。目前這種現狀還在有效地束縛著中國學術界的知識創造能力。
如何生產原創性的知識？
那麼，如何改變這種現狀，或者如何生產原創性知識？比較亞洲各個教育系統，東亞、東南亞國家也沒有很多原創性的知識，關於東亞和東南亞社會的原創性知識都是歐美的學者來進行的。因此不光是中國知識界沒有產生原創性的知識，亞洲其他國家也大致面臨同樣的情況。生產原創性知識體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考慮。
第一，將“依法治學”概念引學術研究。我國是依法治國的國家，落實在學術領域也要依法治學。要樹立知識和政治的邊界、知識和倫理的邊界。知識的研究要帶有責任感，有話語權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要對社會負起責任，也就是要保證方向正確。在社會科學領域，無論是美國、英國還是新加坡，所有國家都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並不是做學術的就可以胡說八道，還是要有邊界和禁區的。同樣，有違人倫道德的問題就不能研究。完全的思想自由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因此，需要依法治學，就是要用法律來規定知識界的責任，在此基礎之上，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和行政干預，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和邊界內給予學者相對自由的研究空間和充分的思想表達。
第二，學習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傳統，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通過知識精英團隊的建設，“培養”思想大家。學術上的原創性思想誕生過程不是一個社會性的運動或大眾運動，並不需要所有人都參與進來。儘管具備原創性思想生產的人越多越好，但從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看，原創性的思考來自於思想大家。我們可以學習歐洲自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這段時間的實踐，組建一些精英的學者團隊或者教授團隊。或者說，組建學界的“先鋒隊”，即要有一幫領軍人才。現在國家實行高端智庫制度，每個智庫都有一位領軍型人才領銜，由一個主要的研究者帶一個團隊。這種形式可以參照，但要意識到，思想家並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要通過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下，讓其生長出來。經驗地看，原創性的知識是這些在寬容環境下自動生長出來的思想家所創造的。
第三，從方法論來講，我們還是要掌握好西方的方法論。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多從自然科學演變而來，其意識形態的意味不重。讓人擔憂的是我們尚未掌握好西方的方法論，就把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學過來了。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和理論，是西方社會科學家運用科學方法來觀察、研究他們的社會後概念化、理論化後的產品，我們不應全盤接受。比如西方的憲政的理論，其產生於西方特殊的歷史，我們即使要接受，也是批判性地接受，而不是直接搬運過來。又如civic society （公民社會）這種概念，直接應用到中國社會就要特別小心，不能隨便地應用。我們要把西方的先進的方法論掌握了以後，再用這些方法重新觀察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在此基礎之上，再來概念化、理論化。總之，要通過對中國問題的觀察來分析中國的問題，繼而提出中國的命題，繼而找到中國的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知識體系。
第四，充分利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豐富實踐經驗。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文明從未中斷的國家，要對這些豐富傳統加以利用。中華文明積累下的文獻量如《二十四史》等經典汗牛充棟。現在有了大資料方法，有了智慧教育，是完全可以利用起來的。民國時代的學者做學術非常辛苦，比如要在浩瀚的書籍文典中進行各方面的統計，用手工的方式一個一個資料統計出來的。現在我們可以用大資料的方法將中國的史料重新統計，而構建中國社會科學體系是有非常豐富的資料作為支撐的。但應當再次強調的是，作為工具的統計等方法本身即非原創性思想，其應用也產生不了原創性思想，統計只是輔助性工具。
就社會科學建構而言，中國文明有三大傳統：一是幾千年來的有文字記載的“大傳統”，有以《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等為代表的貫穿中國文明的史書作為知識創造的基礎；二是近代以來的“中傳統”，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方面產生了很多中國原創性實踐；三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所形成的“近傳統”。中國通過向西方學習，和世界經濟接軌，無論從哪個方面的發展看，都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成為了今天世界經濟的一部分。然而，現在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都無法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唐宋時期經歷了兩次原創性知識爆發期。有人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應當是新知識爆發期。但如果客觀地評價，“五四運動”時期並沒有創造太多新的知識，大多是對西方各種主義的搬運。直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才產生了很多原創性社會科學知識。
我們要把這以上三大傳統總結好，用以解決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的問題不是出在實踐，而出在腦袋裡面——即人的思維。我們要基於這三大傳統來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一邊修正我們既有的思維方法。
第五，在教學方法上，知識份子尤其是教授的角色要作轉變。我從北大畢業後就到了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感觸很深的是：中國學生掌握的知識量遠比同班同學（比美國人、歐洲人）要豐富得多。但光知識量很大是不夠的，在創造新的知識方面還是非常欠缺的。我們把西方的“professor”翻譯成“教授”，我認為有些不妥。中文語境中的“教授”的就是“為師者”——以傳道授業為宗旨；而西方的教授“professor”首先強調的是profession（專業），在西方語境中指專門的知識創造者。換句話說，我們的教授就真的變成了“教授”了，只負責傳授知識而已。但教授僅僅承擔傳授知識的功能是遠遠不夠的，教授最大的責任就是去創造原創性的知識。因此，學者的自我認同需要改變，不僅要傳授知識，還要去做知識性的創造。學者應該是“職業化的知識創造群體”，這一認同亟需確立。
第六，要確立中國自身的評估體系以彌補現在學術界評估體系中的很多缺陷。自英美產生的學術評估體系受80年代後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影響，到現在已經嚴重異化。新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擴散到教育領域，這是對教育界的侵犯。早期，美國學界對這個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但教育過度商業化（commercialized）以後，美國學界就不得不對此引起注意。美國各大學並沒有將此作為唯一的評估體系，美國的評估體系非常多元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中，鮮有獲獎者的原始文章是發表在主流刊物上的。比如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納什（John Nash），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最初觀點就只是發表在計量經濟學的一封通訊郵件（newsletter）上而已，遠算不上主流的雜誌。再如近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一位日本學者，他最初的文章還只是在某個國際論壇上的演講而已。這就說明，這些學者之所以過了那麼久才獲獎，是他們最初的思想難以被當時的人所接受，後來才慢慢被世人認可。反觀我們現在的評估體系，某種程度上是在扼殺人的思維。中國早已經成為一個論文大國了，但在思想上還是小國。如果這樣的評價體系繼續下去，被西方的新八股所套牢的話，要產生原創性思想的希望將成為天方夜譚。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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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社會科學界近年來在提倡“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很顯然，我們不要用祖國大地的經驗去論證西方的命題。構建社會科學原創性的知識就是要界定中國的問題，確立中國的命題，找到中國的方案。如果沒有學術原創性的思想，就說不上成為一個大國。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西方只有資本主義產生的工業革命，而沒有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科學體系，西方會變成什麼樣子？既然中國已經發展到現在這種程度，就迫切需要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來與之匹配。
總而言之，中國成為大國的一個最核心的指標就是要產生中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