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该如何利用智慧教育来促进学术和思想上的进步？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着重考虑。我认为，智慧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产生中国智慧。智慧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应用在生产有价值的思想上。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智慧教育所产生的工具合理地评价和管理知识产品。如果从这些问题延展开来讨论，智慧教育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自己长期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乏原创性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教育不应当满足于作为教育工具的使用，而是把重点放在原创性思想的创造和生产上。

近年来，随着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卡脖子”和科技脱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力量尤其是原创性科技就是“大国重器”。同理，我的理解是，“原创性思想”就是学术界的“大国重器”。当然，这一点对西方国家来说是这样，对中国而言也如此。尽管这些年来我国的教育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很多人还是对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表达了不满。不满是有理由的。可以看到，我们在国际社会，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缺乏“软力量”（soft power），也就是缺乏一套自主的知识体系。

从硬件上看，不管是大学的基础设施还是传播媒介的进步，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进步，都跟得上时代，配备现代化的硬件设备。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好这些硬件来产生“软力量”，生产自主的知识体系？

“自主的知识”生产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对我国而言，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讨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大师？”梅贻琦先生也曾在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提出来的大学不是说大楼，大学应该是培养大师的地方。今天我们不缺大楼，每一个大学的大楼都很大，但是大师还是奇缺。再往回看看，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也一直在讨论所谓的“李约瑟之问”，也叫“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或者说，为什么近代的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些都是跟科学、技术、教育体系等因素紧密相关的。

经验地看，不可否认近代以来大多数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原创性发明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社会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迄今还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占主导地位。很多国家根本说不上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所谓社会科学完全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情况可能好一些，但也很难说已经有了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我国大学教育体系中，有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等，但我们缺乏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简单地看看我们大学的教科书就知道，社会科学体系中有多少来自中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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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体系，把西方的社会科学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科学，就如自然科学那样。因此，长期以来，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们提倡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一个国家要崛起，不仅要体现在物质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进步。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是世界经济重要的内在部分，对世界各个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在知识层面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为世界贡献了怎样的原创性的知识？如果一味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我们会永远处于应用阶段，就永远产生不了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知识体系。

社会科学是“形而下”的实证科学，西方社会科学围绕着西方的问题、西方的命题和西方的方案而展开。一旦到了中国的环境中，西方社会就与中国问题、中国命题和中国方案变得不那么相关，甚至是毫无相关。这就是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困境：如何界定中国的问题？如果提出中国的命题？如何找到中国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我们比较缺少原创性的思想？很多人会提到制度因素，认为是过于集权造成的。我认为，制度因素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能成立。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这种制度决定论很难解释中西方为什么在原创性知识方面的不同。

原因很简单，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找到许多的证据。历史上的中国有些时期是集权的，也有些时期是分权的。集权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阻碍原创性知识体系的产生。比如唐宋时期，尤其是在宋朝，理学正式将外来的佛教文化消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的完全中国化就是一种原创性的知识创造。再如明清时期，即便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加固的情况下，还是出现诸如王阳明的“阳明学”（也称“心学”），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为代表的“重实践、轻理论，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哲学。

（图源：维基百科）

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时期处于分权、分裂的状态。但分权并不能保证产生原创性的思想。中国分裂时期并没有导向伟大思想家的产生。从上世纪30年代的军阀混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分权、分裂的状态，但我们除了借鉴和传播西方的思想之外，也没有产生很多原创性的思想。如果将缺乏原创性知识创造完全归咎于制度因素，我们便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源。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试着回答它。我觉得如下几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这跟我们的几大传统思维有关。

一是儒家传统。作为我国治国理政的政治哲学，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化。儒家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但道德化的思维方式并不能促使人们正视社会现实，导向“非道德”的解决方式。正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所说的，儒家传统没有引发出产生知识的科学方法。道德化的思维结果就是束缚了个人思维的创新，将一些有可能发展成为知识源泉的思想扼杀在摇篮中。

二是法家传统。法家过于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但要知道，原创性的知识体系通常不是集体的产物。从中西方的历史看，知识体系的创造更多的是要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和个体思想家的作用。

三是道家传统。道家是在中国的几个传统中最有科学精神的，但很可惜的是，汉朝以后道家就变成一种“道术”。祖辈们在烧汞炼丹中发现了火药，传入西方后演变成火药学，应用成功后又变成了火炮火枪等器具。但东方人还停留在追求“长生不老药”的层面上，没有真正形成一门学科。

此外还有墨家、兵家等传统。尽管这些学派都蕴含了丰富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但在传统的“士农工商”意识形态抑制下，这些认识就变成小众的方法论，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思想主流。

第二，和近代以来的“拿来主义”有关。到了近代，因为西方首先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科学，我们很方便地把西方的社会科学拿了过来，导致“拿来主义”盛行。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被殖民地化，很多人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知识才可称之为“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很多人把现代化理解成为西方化，甚至全盘西化。这种现象在知识领域尤其盛行。今天，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现代化就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但这种认知并没有发生在知识界。

第三，近代以来的知识大断裂。并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创造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中国的知识传承体系从晚清过渡到民国二三十年代的这段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出现了巨大的知识断裂。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有一大批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比如严复先生、陈寅恪先生等。然而当时也出现了两种极端，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主张要全盘西化，另一种是全盘反西方的，比如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清华大学教授辜鸿铭先生，认为凡是中国的实践都是优秀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是有一大批能把中西方的知识体系汇合一起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如直到今天仍然在产生学术影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还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迄今读起他们作品，人们都能感觉到他们有很大的潜力来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持续下去。

五四运动老照片

 （图源：网络）

第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错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研究更深受西方知识建构进程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走过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过程。在早期，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社会科学家就把宏观知识的边界勾勒了出来。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将重点转向中观，到了80年代，中观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构建起来了。80年代以降就自然地从中观转向微观的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到欧美留学，在欧美的大学课堂上接受的就是微观的研究。这样，问题就出现了。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构建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中国尚未搞清楚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社科理论就一下子进入到了微观层面的研究。今天，恰恰是微观研究是西方特别强调的现代“八股”方法论。

我个人不太满意现在西方八股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便是发表在西方顶流的社会科学期刊的文章，其论证和观点大多似是而非。这些研究根本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往往依然是西方的命题，再加上一个副标题——the evidence from China（中国证据）。这类研究都没有找到中国的问题和命题，只是用中国的证据来印证西方的理论和命题而已。

即使能够在西方的顶刊上发表文章，但对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并不大，因为很多研究追求的只是学术上的一种形式主义，一种新的“八股”。目前这种现状还在有效地束缚着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创造能力。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或者如何生产原创性知识？比较亚洲各个教育系统，东亚、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很多原创性的知识，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社会的原创性知识都是欧美的学者来进行的。因此不光是中国知识界没有产生原创性的知识，亚洲其他国家也大致面临同样的情况。生产原创性知识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将“依法治学”概念引学术研究。我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落实在学术领域也要依法治学。要树立知识和政治的边界、知识和伦理的边界。知识的研究要带有责任感，有话语权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要对社会负起责任，也就是要保证方向正确。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新加坡，所有国家都有“政治正确”的问题，并不是做学术的就可以胡说八道，还是要有边界和禁区的。同样，有违人伦道德的问题就不能研究。完全的思想自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因此，需要依法治学，就是要用法律来规定知识界的责任，在此基础之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和行政干预，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和边界内给予学者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和充分的思想表达。

第二，学习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通过知识精英团队的建设，“培养”思想大家。学术上的原创性思想诞生过程不是一个社会性的运动或大众运动，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尽管具备原创性思想生产的人越多越好，但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看，原创性的思考来自于思想大家。我们可以学习欧洲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段时间的实践，组建一些精英的学者团队或者教授团队。或者说，组建学界的“先锋队”，即要有一帮领军人才。现在国家实行高端智库制度，每个智库都有一位领军型人才领衔，由一个主要的研究者带一个团队。这种形式可以参照，但要意识到，思想家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要通过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让其生长出来。经验地看，原创性的知识是这些在宽容环境下自动生长出来的思想家所创造的。

第四，充分利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实践经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要对这些丰富传统加以利用。中华文明积累下的文献量如《二十四史》等经典汗牛充栋。现在有了大数据方法，有了智慧教育，是完全可以利用起来的。民国时代的学者做学术非常辛苦，比如要在浩瀚的书籍文典中进行各方面的统计，用手工的方式一个一个数据统计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用大数据的方法将中国的史料重新统计，而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是有非常丰富的资料作为支撑的。但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作为工具的统计等方法本身即非原创性思想，其应用也产生不了原创性思想，统计只是辅助性工具。

就社会科学建构而言，中国文明有三大传统：一是几千年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有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贯穿中国文明的史书作为知识创造的基础；二是近代以来的“中传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方面产生了很多中国原创性实践；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所形成的“近传统”。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和世界经济接轨，无论从哪个方面的发展看，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成为了今天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无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唐宋时期经历了两次原创性知识爆发期。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应当是新知识爆发期。但如果客观地评价，“五四运动”时期并没有创造太多新的知识，大多是对西方各种主义的搬运。直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产生了很多原创性社会科学知识。

我们要把这以上三大传统总结好，用以解决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实践，而出在脑袋里面——即人的思维。我们要基于这三大传统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一边修正我们既有的思维方法。

第五，在教学方法上，知识分子尤其是教授的角色要作转变。我从北大毕业后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感触很深的是：中国学生掌握的知识量远比同班同学（比美国人、欧洲人）要丰富得多。但光知识量很大是不够的，在创造新的知识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我们把西方的“professor”翻译成“教授”，我认为有些不妥。中文语境中的“教授”的就是“为师者”——以传道授业为宗旨；而西方的教授“professor”首先强调的是profession（专业），在西方语境中指专门的知识创造者。换句话说，我们的教授就真的变成了“教授”了，只负责传授知识而已。但教授仅仅承担传授知识的功能是远远不够的，教授最大的责任就是去创造原创性的知识。因此，学者的自我认同需要改变，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去做知识性的创造。学者应该是“职业化的知识创造群体”，这一认同亟需确立。

第六，要确立中国自身的评估体系以弥补现在学术界评估体系中的很多缺陷。自英美产生的学术评估体系受80年代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影响，到现在已经严重异化。新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教育领域，这是对教育界的侵犯。早期，美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但教育过度商业化（commercialized）以后，美国学界就不得不对此引起注意。美国各大学并没有将此作为唯一的评估体系，美国的评估体系非常多元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鲜有获奖者的原始文章是发表在主流刊物上的。比如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John Nash），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初观点就只是发表在计量经济学的一封通讯邮件（newsletter）上而已，远算不上主流的杂志。再如近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日本学者，他最初的文章还只是在某个国际论坛上的演讲而已。这就说明，这些学者之所以过了那么久才获奖，是他们最初的思想难以被当时的人所接受，后来才慢慢被世人认可。反观我们现在的评估体系，某种程度上是在扼杀人的思维。中国早已经成为一个论文大国了，但在思想上还是小国。如果这样的评价体系继续下去，被西方的新八股所套牢的话，要产生原创性思想的希望将成为天方夜谭。

（图源：网络）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所有的学术评估体系，一定的评估体系是需要的。我们可以将文理学科分开评估。理工学科的规矩、语言等具备相对的普遍性的和可量化的标准，但是对社会科学的质量评估不应只有固定的评价标准或语言。

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近年来在提倡“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很显然，我们不要用祖国大地的经验去论证西方的命题。构建社会科学原创性的知识就是要界定中国的问题，确立中国的命题，找到中国的方案。如果没有学术原创性的思想，就说不上成为一个大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西方只有资本主义产生的工业革命，而没有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科学体系，西方会变成什么样子？既然中国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就迫切需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来与之匹配。

总而言之，中国成为大国的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就是要产生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