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2025年的春天，世界的脈搏在急促跳動：歐亞大陸上空籠罩著戰爭的陰影，北約的未來岌岌可危，華盛頓白宮裏特朗普與澤連斯基的爭執成為全球新聞頭條。與此同時，大西洋彼岸的巴黎和柏林則充滿焦慮：如果美國真正後撤，歐洲是否有能力獨自面對風雨？

本篇譯文展現了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視角，聚焦全球版圖上那些激流暗湧的關鍵節點——不僅描摹了特朗普的政治風格如何與全球民族主義浪潮交錯共振，也揭示了在其領導下，美國如何從全球主義的舞臺中央緩緩退場，將世界推向更加破碎、更加不可預測的地緣政治新秩序。

這並非一場簡單的權力博弈，而是一種觀念的更替，一種時代精神的變奏。從普京到莫迪，這些領導人並非僅僅在疆域上擴張版圖，更在歷史敘事中重塑民族身份。他們高舉“文明衝突”的旗幟，卻又在現實政治中靈活調整，既反對全球主義的普遍價值觀，又不願徹底割裂國際經濟與外交網路。特朗普的回歸，使這一趨勢在西方世界找到了最具象的表達。他不再熱衷於維護二戰後構建的國際秩序，而是更傾向於雙邊交易、強人政治，以及對「美國優先」原則近乎本能的堅持。

《每日郵報》的最新報導似乎是這一趨勢的最新注腳——特朗普不僅拒絕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還考慮放棄美國在北約的領導地位。如果這一決定成真，那麼自二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安全架構將迎來前所未有的重塑。歐洲，那個曾被華盛頓庇護了近八十年的大陸，或許不得不真正學會如何在風暴中站穩腳跟。

但這不僅僅是關於特朗普的故事，也不僅僅是關於美國的命運。它關乎21世紀的世界秩序將如何被重新定義，關乎各國在新形勢下如何調整自身戰略。歷史的鐘擺從不在某一端靜止太久，它總是在看似不可逆的趨勢中悄然積蓄反向的力量。當新的世紀步入第三個十年，強人政治的復興、民族主義的回潮、國際體系裂隙的加深，讓人們再次意識到，國家的意志從未消散，領導者的個人風格仍然能夠塑造時代的輪廓。

引言

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間，全球主義逐漸取代了民族主義。與此同時，制度、金融和技術等日益複雜的系統和網路的興起，也掩蓋了個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然而，從2010年代初期開始，一場深刻變革悄然興起。一批富有魅力的人物學會了駕馭這個時代的工具，重新喚醒了上個世紀的典型形象：強大的領袖、偉大的國家和驕傲的文明。

這場轉變始於俄羅斯。2012年，普京結束了一場短暫的實驗——在此期間，他卸任總統，擔任了四年的總理，而一個順從的盟友擔任了總統。隨後，普京重返最高權力崗位，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粉碎了所有反對派，並致力於重建「俄羅斯世界」，恢復蘇聯解體後消失的大國地位，抵制美國及其盟友的統治。2014年，對印度有著遠大抱負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完成了漫長的政治攀登，成功當選為總理，並將印度教民族主義確立為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同年，擔任土耳其總理僅十多年、「強硬手腕」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成為總統。埃爾多安迅速將土耳其從一個派系林立的民主國家轉變為獨裁的一人統治。

演變過程中，最具決定性的時刻可能發生在2016年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他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並堅持「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些口號精准捕捉了彌漫在西方世界內外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全球化情緒，而這種情緒早已在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建立和擴展的同時悄然醞釀。然而，特朗普並非只是順應全球潮流。他對美國在世界中的角色所持的願景，主要來源於美國本土的政治傳統，儘管與20世紀30年代達到頂峰的「美國優先」運動相比，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右翼的影響。

一度以為，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敗給了拜登似乎預示著一種恢復，美國仿佛正在重新審視自己在冷戰後的姿態，鞏固自由主義秩序，遏制民粹主義浪潮。然而，隨著特朗普的強勢回歸，現在看來，更有可能的是，拜登才是這個時代的「偏離」，而非特朗普。特朗普和與之類似的「民族英雄」正在制定全球議程，他們自詡為強人，對基於規則的制度、聯盟或跨國論壇不屑一顧。他們擁抱自己治理下的國家曾經和未來的輝煌，宣稱自己的統治具有近乎神秘的合法性。儘管他們可能對國家進行激進變革，但他們的政治策略卻深植於某種形式的保守主義。他們繞過自由派、都市精英和全球主義者，直接訴諸那些渴望傳統和歸屬感的選民，以此鞏固自己的支持基礎。

2022年1月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國會大廈發表講話，紀念國會山騷亂事件一周年（圖源：新華社）

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些領導人及其願景喚起了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20世紀90年代初所設想的「文明衝突」——他認為冷戰結束後，全球衝突將主要由文明之間的對立所驅動。然而，這些領導人對這一概念的運用往往更具表演性和靈活性，而非絕對化和狂熱化。可以說，這是一種「輕量版的文明衝突」——它更多表現為一系列象徵性的姿態和特定的領導風格，而非真正不可調和的文明對抗。這種模式能夠將圍繞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競爭（甚至合作）重新塑造成一場由「文明國家」主導的較量，使其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現代版的聖戰。

這種較量有時更多停留在修辭層面，使領導人能夠運用「文明」的語言和敘事，而無需嚴格遵循亨廷頓的理論框架或他所預示的那些相對簡單的文明分界（畢竟，東正教國家俄羅斯正在與同為東正教國家的烏克蘭交戰，而非與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對抗）。在20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特朗普被介紹為「西方文明的守護者」（the bodyguar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克里姆林宮領導層發展出了「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的概念，並以此為理由，試圖主導白俄羅斯並征服烏克蘭。在2024年的民主峰會上，莫迪將民主描述為「印度文明的生命血脈」（the lifeblood of Indian civilization）。2020年，埃爾多安在一次演講中宣稱：「我們的文明是征服的文明（our civilization is one of conquest）。」

在未來幾年中，這些領導人所塑造的秩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畢竟，正是美國主導的秩序在冷戰後推動了超國家結構的發展。現在，美國已經加入了21世紀的「國家間角力」，並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特朗普上臺後，各國的高級首腦將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現實：國際政治不存在單一的體系，也沒有一套公認的國際規則。在這種地緣政治環境下，原本就脆弱的「西方」概念將進一步退縮，歐洲的地位也將隨之下降——在冷戰後的國際體系中，歐洲一直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共同代表著「西方世界」。歐洲各國長期以來習慣於依賴美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並期待在歐洲以外的地區維持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儘管這種秩序未必完全由美國定義）。然而，如今，這一秩序已持續多年走向瓦解，而維護它的重任將落在歐洲自身肩上——一個鬆散的國家聯盟，既沒有統一的軍隊，也缺乏強有力的硬實力，更何況目前歐洲各國正經曆一段領導力極其薄弱的時期。

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歷經多年醞釀的新國際秩序中取得成功。但美國要想真正繁榮，前提是必須認識到，當前全球格局存在眾多相互交叉的國家間相互斷層的危險性，並通過耐心和開放的外交手段加以化解。特朗普及其團隊應將衝突管理視為「讓美國偉大」的前提條件，而不是阻礙。

戰爭的可能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國際形勢相當平靜。沒有發生重大戰爭，俄羅斯似乎被遏制在烏克蘭境內。中東似乎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特朗普政府達成的旨在加強地區秩序的《亞伯拉罕協議》。儘管特朗普的言辭有時激烈，但在實際行動上，他的表現與典型的共和黨總統無異。他加強了美國對歐洲的防務承諾，推動兩國加入北約，並未與俄羅斯達成重大協議。他對中國的態度強硬，同時在中東採取策略性行動以爭取優勢。

但如今，歐洲爆發了一場重大戰爭，中東局勢混亂，舊國際體系支離破碎。多種因素疊加可能會導致災難：規則和邊界的進一步侵蝕；不同國家的民族復興計畫相互碰撞，而這些計畫往往受到反復無常的領導人以及社交媒體上迅速傳播的資訊的推動；此外，中小型國家的日益焦慮也加劇了不穩定性——它們憤怒於大國的肆意妄為，同時又對國際無序狀態的後果感到不安。

即使是在以規則為基礎（rules-based）的國際秩序中，邊界的完整性也從來不是絕對的——特別是俄羅斯周邊國家的邊界。但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和美國一直恪守領土主權原則。他們對烏克蘭的巨大投資體現了歐洲安全的一個獨特願景：如果邊界可以被武力改變，如果邊界可以被武力改變，那麼歐洲——一個因邊界爭端而屢生怨恨的大陸——將陷入全面戰爭。因此，歐洲的和平取決於邊界的穩定，不能輕易調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強調了領土主權的重要性，並承諾在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上修建一座“高大而美麗的牆”。但在第一任期內，他並未面對歐洲的一場大戰。如今已然清晰的是，特朗普對邊界神聖性的信仰，主要適用於美國自身的邊界。

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和莫迪在白宮會面（圖源：PIB）

烏克蘭被瓜分或戰敗的景象令其鄰國感到恐懼。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是北約成員國，北約第五條關於共同防禦的承諾給了它們心理安慰。然而，第五條是由美國擔保的——而美國距離遙遠。如果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認為烏克蘭瀕臨失敗，從而危及它們的主權，它們可能會選擇直接參戰。而俄羅斯可能會以戰爭回應。另一種可能的局勢升級方式是：華盛頓、西歐國家和莫斯科達成一項大交易，以俄羅斯的條件結束戰爭，但這種安排可能會激化烏克蘭的鄰國，促使它們採取更激進的立場。在俄羅斯侵略的威脅與盟友可能拋棄自己的擔憂之間，這些國家可能選擇先發制人。即使美國在一場歐洲大戰中袖手旁觀，法國、德國和英國也很難保持中立。

如果烏克蘭戰爭以這種方式擴大，其結果將極大地影響特朗普和普京的聲譽。在國際事務中，虛榮心往往是強大的驅動力。正如普京無法承受輸給烏克蘭的後果，特朗普也無法承受「失去」歐洲的代價。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不僅提供了經濟繁榮和全球影響力，若輕易放棄，將是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巨大羞辱。因此，升級衝突的心理動機將變得異常強烈。在日益個人化的國際體系中，尤其是在缺乏紀律的數字外交攪動之下，這種趨勢可能迅速蔓延。

和平的願景

除了上述最壞的情況，還可以考慮另一種可能性：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或許能夠改善當前日益惡化的國際局勢。如果華盛頓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與北京和莫斯科維持務實關係，再加上一點戰略運氣，雖然這些因素的組合未必能帶來重大突破，但可能促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國際現狀：不能徹底結束烏克蘭戰爭，但其烈度可能會降低；不能解決以巴衝突，但美國可能與受削弱的伊朗實現某種程度的緩和，並幫助敘利亞建立一個可行的政府。特朗普可能不會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和平締造者，但他可以幫助建立一個不那麼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

特朗普重新執政後，這種壓力將會消散。儘管緊張局勢的根源仍然存在，但整體氛圍將不再那麼緊張，而外交交流可能增加。在北京-莫斯科-華盛頓三角關係中，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妥協與讓步，尤其是在次要議題上。各方可能更願意展開談判，並在衝突與競爭地區採取一定的信任建立措施。

如果特朗普和他的團隊能夠踐行靈活的外交——即巧妙管理持續緊張局勢和不斷升級的衝突——那麼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回報。特朗普是自伍德羅·威爾遜以來最不具「威爾遜主義」色彩的總統。他不看重聯合國或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國際合作框架，認為這些結構缺乏實用價值。相反，他和他的顧問團隊（特別是那些來自科技界的顧問）可能會以初創公司的心態來對待全球舞臺——公司或許剛成立，也可能隨時解散，但關鍵在於靈活應對瞬息萬變的現實，以快速而富有創意的方式調整策略。

烏克蘭將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早期考驗。相比於倉促達成和平協議，特朗普政府應當堅持維護烏克蘭的主權——這一點普京永遠不會真正接受。如果允許俄羅斯削弱烏克蘭的主權，或許能暫時製造一種穩定的假像，但最終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華盛頓不應追求虛幻的和平，而應幫助烏克蘭確定與俄羅斯的交戰規則，在明確的框架內控制衝突的烈度，從而逐步降低戰爭的規模。美在此基礎上，美國可以像冷戰時期對待蘇聯那樣，對俄關係進行分層處理，即：在烏克蘭問題上「各持己見」，同時在核不擴散、軍備控制、氣候變化、流行病、反恐、北極和太空探索等方面尋找合作空間。這種對衝突的「分而治之」，不僅符合美國的核心利益，也是特朗普所重視的：防止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發生核戰爭。

2025年2月28日，特朗普與澤連斯基在白宮發生激烈爭吵（圖源：紐約時報）

即興式外交風格可以更容易地把握戰略機遇。歐洲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蘇聯的崩潰有時被解釋為美國策劃的傑作。然而，當年柏林牆的倒塌與美國戰略關係不大，蘇聯解體也不是美國政府所期望的——這一切都是偶然和運氣的產物。當時，老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團隊之所以表現出色，並不是因為他們能預測或掌控局勢，而是因為他們能迅速應對：既不過度干預（避免激怒蘇聯），也不過於消極（確保統一的德國仍然留在北約）。本著這種精神，特朗普政府應該做好準備抓住時機，充分利用一切機會，而不是陷入制度和結構的束縛之中。

然而，要想充分利用「運氣帶來的機會」，不僅需要靈活性，還需要充分的準備。在這方面，美國擁有兩大優勢。首先是其龐大的盟友網路，這極大地擴大了華盛頓的杠杆作用和迴旋餘地。其次是美國的經濟治國術（Economic Statecraft），這擴大了美國進入市場和獲取關鍵資源的管道，吸引了外部投資，並使美國金融體系成為全球經濟的中心節點。保護主義和強制性經濟政策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它們應該服從於更廣泛、更樂觀的美國繁榮願景，並且優先考慮長期盟友和合作夥伴的利益，而非僅僅採取短期的強硬手段。

如今，傳統的世界秩序不再適用——國際體系將不再是單極、兩極或多極的。但即使在一個沒有穩定結構的世界中，特朗普政府仍然可以利用美國的實力、盟友體系和經濟治國術來緩解緊張局勢，減少衝突，並為大小國家之間的合作提供基本框架。這些做法可以讓特朗普的願望得以實現，即讓美國在他第二個任期結束時，比他上任時更加繁榮和安全。

原文作者

Michael Kimmage：威爾遜中心肯南研究所所長，其著作包括《西方的遺棄》（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美國外交政策思想史》（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本期譯者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IIA學術編譯組成員。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免責聲明：本文所闡述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不代表大灣區評論或IIA機構立場。

*本文原載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原題為The World Trump Wants：American Power in the New Age of Nationalism，囿於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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