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8.04

共同富裕是一個有挑戰性的話題，一方面從理論上怎麼解釋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和背後的理論機理，另一方面在實踐中怎麼選擇更加有效的路徑來推進共同富裕。在7月29日百川論壇——“政黨與現代化：中國與世界”2023研討會上，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實就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兩大問題展開探討。本文由IIA學術編輯組整理自李實教授的演講。

共同富裕的基本含義

共同富裕的基本含義，大概有五個層面。

第一，共同富裕就是兩個重要的目標，一個是中國人民不斷地變富裕，要達到一個高水平的富裕，另一個是實現高度共享。只有富裕沒有共享不是共同富裕——美國就不是共同富裕社會，這一點很明確。但是只有共享沒有富裕，也不叫共同富裕——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共享程度的確是很高，我們的基尼係數都在0.3以下，但那不叫共同富裕；也有很多人說那是共同貧困，是否是共同貧困需要研究，但至少不是共同富裕。

第二，共同富裕有三個最重要的變量，包括“居民收入”“居民的財產積累”和“公共服務”，這三個變量決定了居民的福祉。在收入上我們要有高的收入，要達到世界領先的收入水平，同時收入差距要小；財產積累要多，財產差距要小；公共服務質量要高，基本公共服務要均等化。

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平均主義的富裕，如果理解為平均主義就大錯特錯。

第四，實現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共富的過程。

第五，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目標，推進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推進共同富裕，從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吹響向共同富裕的進軍號角，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兩個階段性目標，第一階段是2035年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第二個階段是2050年基本實現共同富裕。這兩個都是定性的目標。基本實現共同富裕不等於全面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實現共同富裕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所以我們把它放在第二個建黨百年，以此理解全面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

共同富裕既要有城市的現代化，

也要有農業農村現代化

（圖源：潮新聞）

共同富裕的兩個階段性目標

定性的目標現實中很難操作，要想把共同富裕作為一種戰略部署佈置下去，必須要有定量的目標。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提了兩個定量的目標：第一個是到2035年，我們的人均GDP水平要翻一番；第二個是到2035年我們的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人均GDP翻一番，也就是到2035年，我們的人均GDP能從現在的1.2萬美元達到2.5萬美元。根據2020年的數據，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平均值是34000美元左右，最低值是大概25000美元。 2020年我國人均GDP大概是10500美元。如果我們要趕上這些中等發達國家現在的水平，GDP名義增長率需要達到6%左右。

如果我們經濟恢復到正常狀態，實際增長率大概5%到6%，達到這個目標我認為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如果再加上2%-3%的通貨膨脹率，那麼名義增長率就有7%-8%了。但是不能說2035年趕上中等發達國家現有水平，應該說我們要趕上的是其2035年的水平。也就意味著從現在開始，我們的經濟增長一定要超過這些中等發達國家。按此計算，到2035年，這些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能夠達到52000美元，最低值也達到約39000美元。如果想要趕上最低水平，我們現在每年的名義增長率要保持在9%的名義增長率才能做到這一點，正常的情況下，減去2%-3%的通貨膨脹率，也是要有超過6%的實際經濟增長率。

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

從長期經濟增長趨勢來看，到了2019、2020年，疫情影響了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我們的經濟增長保持在4%的水平上。今年能不能達到5%，還有待進一步努力。我們的年輕人的調查失業率，最新的數據大概是超過了20%。民間投資的增長率到了2022年也在下降，固定資產的投資率現在基本上都靠國有資本投資，民間資本處於“躺平”狀態。

另外，我國的房地產投資增長率，這麼多年來基本上長期維持在負數。這些對居民消費產生很大的影響。從2021年開始，我國居民消費基本上都是負增長，這是由於收入增速長期處於較低值，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加。再有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斷地下降，到了2022年，我們的收入增長低於2%。

這些問題說明經濟本身出了問題，不僅僅是投資不足、消費不足、出口不足的問題，而是整體經濟的問題。當然整體經濟問題背後的原因很複雜，我們在這裡不作分析。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情況勢必會影響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因為我們要追上中等發達國家，一定要有一個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速度，我們就不可能實現預期的目標。

通過共同富裕倒逼全面改革

在做大蛋糕上，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來拉動經濟。回看中國發展的歷史經驗，當改革開放有了一些重大突破的時候，經濟增長就會開始加速，經濟就有了活力；當改革開放受到阻礙的時候，經濟發展就會受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經濟增長率的下滑是內生的，不是外生的。

決定能否改善的關鍵因素就是我們的制度改革，我們各領域的改革都仍然有著很大的改革空間。不管是國際社會還是國內學者都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完成。我們要通過共同富裕的既定目標來倒逼改革，通過改革來引領經濟增長。改革一定要是全面的，過去是局部性的改革，只強調經濟領域的改革，忽視其他方面的改革，這是不行的。這方面不僅是學者有認識，中央高層也有認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要想進一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全面的改革。

率先啟動三大領域改革

我認為三大領域的改革是尤為重要的，可以先啟動。

第一是戶籍制度改革。現在浙江已經開始放開戶籍制度的限制，當然也不是完全放開，杭州城區是不在改革範圍之內的。有專家講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中國的GDP提升2%左右，它是有正向激勵的作用。

第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我們經常到農村去做調研，看到農村土地資源的浪費和錯配非常嚴重。怎麼重新啟動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讓農村的土地能夠得到有效的配置，讓農民從土地制度改革當中獲得好處，這一塊如果做好了，對經濟的發展會起到一個牽引性的作用。

第三是法治社會的建設。最近幾年，儘管各級政府不斷地給企業家吃定心丸，大家還是感覺到財產的安全沒有保障，個人的權利得不到保護，這些問題都涉及法治建設問題。在我們的製度上要建立更加穩定的發展基礎，在制度上要加以保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要考慮怎麼推動全局性體制改革，來助力經濟體制改革。需要重回 30年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更重要的是在製度上保證兩個毫不動搖。只有非常有效的製度保障，才能夠保證這個毫不動搖長期的有效性。

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才能進一步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和幸福感

（圖源：蘇州市吳中區人民政府）

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縮小收入差距

分好蛋糕也是一個老大難問題。十九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到2035年收入差距要有所縮小。到底多大幅度的縮小？首先是用什麼指標來衡量收入差距有多大的縮小。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更多的還是我們在分配領域——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很多領域存在著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們首先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也就是讓我們的收入分配製度、分配結果能夠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同。從這個角度來說就不一定非要盯住基尼係數，不能僅把基尼係數下降作為目標，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社會公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滿意度。我知道現在有關收入分配的調查，從老百姓那裡得到的認同感是非常低的，大概不到20%能夠認同我們收入分配的結果，所以我們應該從這個方面努力，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縮小收入差距，我們的城鄉差距的問題、地方差距的問題、人群之間差距的問題都非常突出，所以我們還是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過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領域實施更加有效的措施，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另外，現在中等收入人群的規模並不是很高，大概就是30%多一點——而且中等收入人群達到了4.6億，也是按照國家統計局家庭人均月收入大約3000-15000塊錢作為標準估計的。

中央已經確定了幾條分蛋糕的路徑，我們要把收入分配基礎性制度建立起來，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這是收入分配的問題，要解決公平性的問題，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目前我們國家低收入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收入很低的，我們應該面對現實，看看在推進共同富裕方面怎麼走，我認為現階段來說，更多的還是要瞄準低收入人群，而且很多低收入人群都在農村，農村佔的比重非常高。

“提低”比“擴中”更重要

我認為“提低”比“擴中”更重要。為什麼呢？我們知道社會上絕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很少的人是高收入人群。要擴大中間的人群只能不斷地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讓他們變成中等收入的人群。只有把“提低”做好了，“擴中”自然就實現了。當然“擴中”也有挑戰，就在於收入和就業的穩定性的問題，要讓這部分人收入能夠保持穩定——就業能夠保持穩定，已經處於中等收入群體的人群，可以維持社會階層不致快速下跌。當然這個人群中，可能是進城的有一定技能的農民工、外來人口、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怎麼解決這些人的問題？應該通過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來穩定他們就業和收入，讓他們能夠在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當中不會掉下去。現在自主創業人群越來越多，這些人群幹得好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幹得不好就是低收入人群，從此次疫情的影響看，營商環境也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一整套的制度體係來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這個制度體系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要給低收入人群賦能。收入低的人，其勞動能力可能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我認為，應該通過人力資本的投資、培訓等等多方面，包括提高醫療保健水平。現在浙江省在考慮的是給本省的兒童提供免費醫療，浙江是有這個條件的。雖然全國要搞免費醫療是做不到的，但是對兒童實行免費醫療，我認為是可以做到的，至少浙江省可以先試一下，看看有沒有可能性。還有就是怎麼提高教育質量。現在的教育普及率都沒有問題，但是教育質量是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到農村去看，讓六年級的學生和城市的孩子相比，他的知識和能力水平，相當於城市孩子的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水平，這個教育水平差距非常大。

在某些鄉村小學，十多年來只有一名老師堅守著

（圖源：北京周報）

第二類政策就是平權。由於我們的戶籍制度問題，很多的法律制度、政策對低收入人群是起到限制性作用的。怎麼讓他們有更多平等的權利，將來能夠獲得更多的機會，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就業機會的均等，包括擇學自由。很多農民工的孩子儘管可以到城裡上小學、初中，但上高中就有問題了，以後初中畢業要回老家參加高考，他就不願意在城市上學了。另外還要考慮怎麼繼續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低收入人群獲得更多高質量的，與城鎮居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務。

第三類政策是善行。我們看到相對貧困人口大概有2億人，其中有1/3的人是沒有勞動能力的，有一部分是老年人，還有殘疾人。中國老齡化的速度不斷上升，年輕人跑出去打工了，把老年人留在農村，他們的生活質量、生活水平怎麼保證？我們要靠社會福利、靠社會公益、靠各種各樣的有助於提高低收入人群和沒有勞動能力的和需要社會救濟的人群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當然我也提到，應該大幅度提高農村養老保障待遇水平。中國的養老金待遇，城市和農村有很大的差別，城市內部又有差別。一些省份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待遇一個月只有100塊錢左右，遠低於當地的貧困標準。這方面還是要做很多工作。

作者李實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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