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3.08.04

共同富裕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话题，一方面从理论上怎么解释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和背后的理论机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怎么选择更加有效的路径来推进共同富裕。在7月29日百川论坛——“政党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2023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就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两大问题展开探讨。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整理自李实教授的演讲。

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

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大概有五个层面。

第一，共同富裕就是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是中国人民不断地变富裕，要达到一个高水平的富裕，另一个是实现高度共享。只有富裕没有共享不是共同富裕——美国就不是共同富裕社会，这一点很明确。但是只有共享没有富裕，也不叫共同富裕——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共享程度的确是很高，我们的基尼系数都在0.3以下，但那不叫共同富裕；也有很多人说那是共同贫困，是否是共同贫困需要研究，但至少不是共同富裕。

第二，共同富裕有三个最重要的变量，包括“居民收入”“居民的财产积累”和“公共服务”，这三个变量决定了居民的福祉。在收入上我们要有高的收入，要达到世界领先的收入水平，同时收入差距要小；财产积累要多，财产差距要小；公共服务质量要高，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

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富裕，如果理解为平均主义就大错特错。

第四，实现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共富的过程。

第五，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推进共同富裕，从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向共同富裕的进军号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是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第二个阶段是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都是定性的目标。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不等于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二个建党百年，以此理解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共同富裕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

也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图源：潮新闻）

共同富裕的两个阶段性目标

定性的目标现实中很难操作，要想把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战略部署布置下去，必须要有定量的目标。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提了两个定量的目标：第一个是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水平要翻一番；第二个是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均GDP翻一番，也就是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能从现在的1.2万美元达到2.5万美元。根据2020年的数据，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平均值是34000美元左右，最低值是大概25000美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大概是10500美元。如果我们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GDP名义增长率需要达到6%左右。

如果我们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实际增长率大概5%到6%，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再加上2%-3%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名义增长率就有7%-8%了。但是不能说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现有水平，应该说我们要赶上的是其2035年的水平。也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一定要超过这些中等发达国家。按此计算，到2035年，这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能够达到52000美元，最低值也达到约39000美元。如果想要赶上最低水平，我们现在每年的名义增长率要保持在9%的名义增长率才能做到这一点，正常的情况下，减去2%-3%的通货膨胀率，也是要有超过6%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来看，到了2019、2020年，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在4%的水平上。今年能不能达到5%，还有待进一步努力。我们的年轻人的调查失业率，最新的数据大概是超过了20%。民间投资的增长率到了2022年也在下降，固定资产的投资率现在基本上都靠国有资本投资，民间资本处于“躺平”状态。

另外，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长期维持在负数。这些对居民消费产生很大的影响。从2021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基本上都是负增长，这是由于收入增速长期处于较低值，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再有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地下降，到了2022年，我们的收入增长低于2%。

这些问题说明经济本身出了问题，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消费不足、出口不足的问题，而是整体经济的问题。当然整体经济问题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我们在这里不作分析。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情况势必会影响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为我们要追上中等发达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速度，我们就不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通过共同富裕倒逼全面改革

在做大蛋糕上，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来拉动经济。回看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当改革开放有了一些重大突破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开始加速，经济就有了活力；当改革开放受到阻碍的时候，经济发展就会受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

决定能否改善的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制度改革，我们各领域的改革都仍然有着很大的改革空间。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完成。我们要通过共同富裕的既定目标来倒逼改革，通过改革来引领经济增长。改革一定要是全面的，过去是局部性的改革，只强调经济领域的改革，忽视其他方面的改革，这是不行的。这方面不仅是学者有认识，中央高层也有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要想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全面的改革。

率先启动三大领域改革

我认为三大领域的改革是尤为重要的，可以先启动。

第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现在浙江已经开始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当然也不是完全放开，杭州城区是不在改革范围之内的。有专家讲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中国的GDP提升2%左右，它是有正向激励的作用。

第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经常到农村去做调研，看到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错配非常严重。怎么重新启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的土地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让农民从土地制度改革当中获得好处，这一块如果做好了，对经济的发展会起到一个牵引性的作用。

第三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最近几年，尽管各级政府不断地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大家还是感觉到财产的安全没有保障，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这些问题都涉及法治建设问题。在我们的制度上要建立更加稳定的发展基础，在制度上要加以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考虑怎么推动全局性体制改革，来助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重回 30年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保证两个毫不动摇。只有非常有效的制度保障，才能够保证这个毫不动摇长期的有效性。

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才能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幸福感

（图源：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

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缩小收入差距

分好蛋糕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到2035年收入差距要有所缩小。到底多大幅度的缩小？首先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收入差距有多大的缩小。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在分配领域——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很多领域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就是让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结果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一定非要盯住基尼系数，不能仅把基尼系数下降作为目标，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我知道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调查，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的认同感是非常低的，大概不到20%能够认同我们收入分配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缩小收入差距，我们的城乡差距的问题、地方差距的问题、人群之间差距的问题都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领域实施更加有效的措施，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另外，现在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并不是很高，大概就是30%多一点——而且中等收入人群达到了4.6亿，也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家庭人均月收入大约3000-15000块钱作为标准估计的。

中央已经确定了几条分蛋糕的路径，我们要把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建立起来，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这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决公平性的问题，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目前我们国家低收入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收入很低的，我们应该面对现实，看看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怎么走，我认为现阶段来说，更多的还是要瞄准低收入人群，而且很多低收入人群都在农村，农村占的比重非常高。

“提低”比“扩中”更重要

我认为“提低”比“扩中”更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社会上绝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很少的人是高收入人群。要扩大中间的人群只能不断地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让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的人群。只有把“提低”做好了，“扩中”自然就实现了。当然“扩中”也有挑战，就在于收入和就业的稳定性的问题，要让这部分人收入能够保持稳定——就业能够保持稳定，已经处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可以维持社会阶层不致快速下跌。当然这个人群中，可能是进城的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工、外来人口、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来稳定他们就业和收入，让他们能够在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当中不会掉下去。现在自主创业人群越来越多，这些人群干得好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干得不好就是低收入人群，从此次疫情的影响看，营商环境也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一整套的制度体系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个制度体系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要给低收入人群赋能。收入低的人，其劳动能力可能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我认为，应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培训等等多方面，包括提高医疗保健水平。现在浙江省在考虑的是给本省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浙江是有这个条件的。虽然全国要搞免费医疗是做不到的，但是对儿童实行免费医疗，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至少浙江省可以先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性。还有就是怎么提高教育质量。现在的教育普及率都没有问题，但是教育质量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到农村去看，让六年级的学生和城市的孩子相比，他的知识和能力水平，相当于城市孩子的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水平，这个教育水平差距非常大。

在某些乡村小学，十多年来只有一名老师坚守着

（图源：北京周报）

第二类政策就是平权。由于我们的户籍制度问题，很多的法律制度、政策对低收入人群是起到限制性作用的。怎么让他们有更多平等的权利，将来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就业机会的均等，包括择学自由。很多农民工的孩子尽管可以到城里上小学、初中，但上高中就有问题了，以后初中毕业要回老家参加高考，他就不愿意在城市上学了。另外还要考虑怎么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高质量的，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第三类政策是善行。我们看到相对贫困人口大概有2亿人，其中有1/3的人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有一部分是老年人，还有残疾人。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不断上升，年轻人跑出去打工了，把老年人留在农村，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怎么保证？我们要靠社会福利、靠社会公益、靠各种各样的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和需要社会救济的人群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当然我也提到，应该大幅度提高农村养老保障待遇水平。中国的养老金待遇，城市和农村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内部又有差别。一些省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待遇一个月只有100块钱左右，远低于当地的贫困标准。这方面还是要做很多工作。

作者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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