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3.06.14

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效率，经济学是一门追求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提高效率的学科。“开放”“创新”都是关注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然而，政治的核心概念则是“权力”，权力概念的内涵相对效率而言比较多元，而且彼此有些差异。比如有强调不可兼容的权力政治观，也有强调在竞争中共存的自由政治观，更有批判的政治观。基于对政治的不同理解，会为我们看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的世界地位，提供不同的视角。为因应本环节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我主要运用“承认政治”逻辑诠释在转型之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中国式现代化多重的“地位承认”要义。

转型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化历程看，最初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是以民族主义和主权至上为核心政治理念（principles），伴随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原则扩展而逐步形成的世界秩序原则。从1500年至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存在主导国的变化——从欧洲到美国，但是该体系的内核是比较一致和完整的，即主权原则和市场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欧美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核心理念的演变，后者由自由开放经济、多边主义机构、集体安全和民主政体四种理念共同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国际秩序——既可以是政治秩序，也可以是经济秩序。可能偏经济学的一方讲“自由经济秩序”，强调开放经济和货物、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偏政治学的一方讲“自由政治秩序”，包括“自由政体”这样的政治理念。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一个比较敏感的理念性变化是：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相应的还有多元主义和集体安全，涉及主权和政治权威的让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存有较大争议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存在争议意味着新的秩序理念尚未获得国际社会成员“广泛而充分的承认”，这导致自由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始终处于质疑之中。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

（图源：UN官网）

从秩序构成要素来源角度看，需要我们审视核心区的发达国家，涉及到发达国家动用的是国家的力量、市场的力量，还是社会的力量的问题。或者说这三种力量组合起来，哪一种更有利于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能够形成一种稳定持续的秩序？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说秩序的时候，实际上隐含着一种等级关系——如果大家都处于平行位置，就没有秩序。当然，秩序可以是排他性的秩序，是支配性的秩序，也可以是包容性的秩序。包容性的秩序可以按照自愿分工的原则来进行，也可以通过获得正当性的权威强迫进行等级式划分。所以当我们在谈体系和秩序的时候需要有所区分，体系是作为一种连续性而构成的完整系统，而秩序则隐含着成员之间的一种等级关系，等级关系和结构划分取决于成员对秩序核心原则（通常具象化为权威）的接受、承认和内化程度。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演化，是西方国家核心理念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被迫“裹挟”或主动融入国际秩序，接受、承认和内化秩序原则的复杂历史过程。西方主流的政治话语有一个明显的“自我”和“他者”的划分，他们的历史叙事就是他者如何被纳入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国曾有自身独特的体系或者秩序，也就是朝贡体系或者天下秩序。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被迫接受了一种基于民族国家的体系，被迫进行了自我转型。在1840年左右，当时的英国主要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最初通过鸦片的自由贸易来进入到中国市场。当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时，马上又转回到动用国家力量发动鸦片战争，为大量商品涌入中国开路。因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并非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而是一个按需灵活地调配和组合多种力量，推广核心理念并塑造等级式秩序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我国进入长达百年的屈辱史，这个过程中我们接受和确立了主权核心原则，实现了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便成了联合国多边体系中积极的一员，接受和承认和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的核心原则，并将其内化（internalize）为现有的外交和政治原则。在经贸领域，中国在加入WTO后也获得了很多经济收益，因此在经贸领域我国部分地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由于欧美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既包含政治秩序，也包含了经济秩序。我国虽然部分嵌入到欧美的经济秩序中，但没有承认欧美的政治秩序或理念，这些因素就造成了当前双方理解的差异。现在美国批评我们破坏了基于规则的秩序，而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就是自由国际秩序中的四个核心理念及国际社会对其权威性的承认，而我们一直坚持承认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的权威和正当性。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联合国多边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有很多关联。联合国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上的。这个过程有很多转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主权至上，意味着主权不可分割；而在联合国体系里，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国家自主性的影响，联合国的“主权至上”原则转变成“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与“主权不可分割”原则是有一些融合和转化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接轨，但在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活动的原则仍基于联合国的多边体系。毕竟联合国并不是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它既包含了二战结束后的秩序划分，也包含了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之后确立的新秩序原则。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当性取决于大多数成员国的承认，我们要追求的是最大公约数。但这里面到底谁是最大公约数？毕竟这里面还涉及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位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

转型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介入世界秩序的过程[1]（图源：作者自制）

当前，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中有一个关于“内－外”的悖论，涉及国内和国外的联系，并演化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在核心区，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市场效率和社会价值持续的紧张，当其强调市场效率的时候，就会对传统的社会价值产生很大冲击。比如，现代以来，自由和平等成为西方传统的社会价值。西方的现代化和现代社会转型，是建立在以自由和平等为原则的多元社会秩序——这就涉及如何平衡（市场）分工、（秩序的）等级性和来自启蒙的个体理性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体理性和经济效率的驱动下，西方社会的个人价值和地位趋向于通过获得财富和资源的社会能力来体现，而获得财富和资源的社会能力，又通常取决于机遇、机会结构和天生禀赋等。因此，在一个强调程序平等的多元社会秩序中，实践中可能出现跟理论设想不一致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和不平等现象紧密相关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的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为了获得主流社会“地位承认”的身份政治随之兴起。这种有关“地位承认”的逻辑同样体现在自由国际秩序的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对于平等地位承认的诉求，既冲击了自由国际秩序的支配关系，又引发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地位承认的政治讨论。

2022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

（图源：央视网）

中国式现代化承认政治逻辑的三重意涵

中国式现代化以“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为思想渊源，解构“欧洲中心论”的“线性-进步”文明观和现代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话语与实践路径。

首先，要在国内层次实现自我认同（即寻找“本真性”或“独特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员和协调下，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动态平衡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重续传统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内在一致性。

其次，还要在国际层次寻找“自身”所属群体的集体身份（共同性）。只有独特性或者差异性是不足够的，还要在其他类似群体找到共同性，也就是构建一种新的集体身份。这也是后发型现代化所需要追求的人类共同价值。

最后，要构建“自我-他者”的新叙事。通过自我认同、群体身份归属和“自我-他者”的新叙事，在“中心-边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开展斗争，以获得国际平等地位的承认。自我和他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反而更体现包容性的新叙事。当然，我们在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时，都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怎样”，都是针对西方式现代化来讲的，并没有体现出“我是唯一的”或者“我是唯一正确的”的意思，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中国经验和中国方式，并没有要把中国模式对外输出。

“一带一路”示意图

（图源：新华社）

中国的国际地位“承认”与秩序塑造的路径

所谓“秩序”，兼具了社会与政治内涵，不仅是一种行为准则，还是一系列规则、原则、习俗和规范约束下，相互之间形成的一种有章可循的状态和动态性建构过程。能不能形成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秩序，核心在于“共识的承认”和“权威的塑造”。这个过程包括：第一，国际地位是“一个有效的主张”；其次，地位以社会尊重为基础；第三，地位秩序是一种社会等级体系；第四，群体成员遵守的惯例和规范调节地位的秩序。国际地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承认，涉及承认的过程，是社会过程影响国家地位，而不仅局限于国家的物质能力和属性。

政治本身是有多元理解的，没有必要用过多的文字阐释，更多是用图或者是理论上的路径来展示。每个人看待政治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如下图所示，我们进行国际秩序塑造的过程，最终目标就是要形成一种国际权威，也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是以承认和服从为基础的。这种权威的形成过程通过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国家的能力，有能力不一定非有权威，但是权威一定是跟能力有关；二是关于机制、规则和制度的建设，这涉及价值、正义和规范的重新塑造。

中国的国际地位“承认”与秩序塑造的路径

（图源：作者自制）

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也就是我们想加强在价值规范维度上的建设。同时，我们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水平的开放是继续在“经验事实”这个路径上稳步推进。两者的结合点就表现为中间基于国家能力的权力竞争。当然，这种权力显然是一种综合性权力，是物质能力、制度能力和价值规范能力的综合体现，通常需要在知识生产的基础上，形成“大议程化”的结构性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还有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价值规范推广及与其相适应的规则制度建构。只有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权力，最终能够获得更多数国家的承认和自愿服从，才能确立一种新的国际地位。

注释：

[1]图中的红框，并不是讲中国已经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横轴是一个时间概念，纵轴是空间概念，也就是说中国是如何被迫的或者说主动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在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有着时间上和空间的期限，并不表明这个红框是我们要建构的，仅仅表示现状。此外，西欧和美国主导的秩序有差别的。拿自由民主政体和自由民主市场来说，即使在德国和法国都有明显的差异，英国和美国更接近，而法德国和英美之间就有区别。它们内部肯定是有相同的地方，但都遵循现有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具体的展示模式上有差异。

作者邢瑞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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