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3.05.06

本文由IIA學術編輯組根據龍永圖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第二屆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平對外開放2023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內容整理而成。在演講中，龍永圖先生從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特徵、全球化的問題以及中美關係這三個角度出發，分享了他對當前國際關係的思考。他認為，降低當前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要從落實元首外交的成果開始。他還強調，中國要堅持對外開放和以市場和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並且相信這種全球化定能戰勝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

談及中美關係，龍永圖先生認為兩國關係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關係，樂觀看待對中美關係改善的基礎和前景。他表示，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是讓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社會繼續穩定；第二是堅持開放。

“不確定性”是

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特徵

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特徵，用一句話來講就是“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形勢好的時候有形勢好的做法，形勢不好的時候有形勢不好的做法。但是如果當前的形勢充滿了不確定性，對各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判斷能力會是很大的挑戰，對企業的應變能力、承受能力也是很大的挑戰。

對搞經濟工作的人來說，不確定性會帶來很多的困擾。我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當副部長的時候曾與一個英國代表團見面，英國代表團的團長就曾講到：“我們到各個地方考察，並不是看政策是否優惠，主要是看政策是否穩定——政策是否優惠，我們可以算賬，可以看有優惠政策能掙多少錢，不優惠能掙多少錢，你的政策即使再不優惠，只要能掙錢我們就會簽合同；但是如果你的政策是不確定的，充滿了變數，即使政策再優惠，我們也不敢下決心。”僅從經濟事務的視角，就可以看出，確定性是多麼重要。因此，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我們來講有很大的挑戰。

產生不確定性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持續三年的疫情。三年疫情使得中國與外國的交流幾乎停滯。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特別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高層面對面的交流基本上停止了。中國和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的關係很脆弱也很微妙，幾年沒有面對面的交流，就出現了相互的不信任。而相互的不了解、不信任就帶來信息的不對稱，出現誤讀、誤判、誤解，三年來積累了很多的問題，這是當前形勢的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烏克蘭危機。這次烏克蘭危機來得很突然，引起了全球的關注。烏克蘭危機最大的影響就是把歐洲人團結起來，而且把他們推到了美國這邊，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的大格局。歐洲人本來是很分裂的，但是面對烏克蘭危機，他們基本上團結起來了，而且站在了美國一邊，這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挑戰。另外，中國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被曲解了。我們想採取一個比較平衡的立場，一方面我們堅持《聯合國憲章》的主權領土完整原則，但另一方面又要考慮和滿足一些國家對國家安全的重大關切。我們的立場是比較平衡的，但是這個立場被西方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誤解，使得我們在烏克蘭問題上處境尷尬。當然，這種局面近期在我國領導人的一系列作為後有所改善。大家看到最近馬克龍訪華和其他一些歐洲領導人訪華之後，對中國的立場都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次烏克蘭危機確實使很多國家對中國的認知產生了誤解，這種誤解也就帶來了很多的不確定性。當前烏克蘭危機還在延續，到底是“戰”還是“和”，什麼時候談判，能不能談，談不談得成？都充滿了很多的不確定性，給世界帶來了很大的問題。

中國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

（圖源：外交部官網）

第三個原因是美國的對華政策這幾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對中國下狠手，根本不顧及任何國際規則，精準針對中國企業進行製裁，企圖把中國從全球的產業鏈，特別是像芯片這樣重要的產業鏈當中排除出去，打擊我們的高科技企業。中美關係本來就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要部分，由於中美之間缺乏信任，所以過去幾年來，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打壓確實是當前國際形勢中非常重要的不確定性因素。

元首外交最為重要

面對這樣複雜的因素，我們怎麼辦？中國現在想對烏克蘭危機施加影響，但是結果如何很難預判，美國的政策是否會這樣持續下去也很難講。現在能做的就是怎樣針對這一不確定性，減少這些年積累的誤讀、誤判、誤會。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特別重視加強相互之間的溝通，逐漸建立或者是重新建立相互的信任，加強人民與人民、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面對面的交流與合作，而且這方面我想特別強調，在國與國之間的面對面交流當中，元首外交最為重要。

2017年特朗普剛剛上台不到100天，我國領導人就飛到佛羅里達，和他在海湖莊園進行了一次堪稱經典的中美對話，這次對話是很成功的。特朗普當時表示，這次會面使兩國元首建立了非凡的友誼，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果沒有兩國元首一開始就建立的良好個人關係，特朗普執政的四年對中國的打壓就很難講了，可能就不僅僅是一個關稅協議的問題。特朗普政府和中國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實際上美國人是吃虧的，但是特朗普同意簽署該協議。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

（圖源：財政部官網）

所以，這次元首會晤對特朗普執政四年期間中美關係的基本穩定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也顯示了元首外交的重要性。面對當前中美關係，特別是整個關係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從我們最基層的外交開始，再到各個層面不斷地進行溝通、積累、營造氣氛。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經過中美雙方努力實現一次元首外交，全球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有很大的改善。

最近大家從馬克龍訪華就可以看出來，馬克龍自從訪華以後，就一直在堅持他講的歐洲自主戰略。這對烏克蘭危機所造成的地緣政治不平衡正在產生重大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一定要加強溝通和建立信任。如果元首外交能實現，我們或許可以從目前的困局當中走出來。當然這還很困難，也不取決於我們，但是我們還是要堅持做工作。

以市場和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

定能戰勝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

全球化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是非常重要的，對每個企業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全球化的大局，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沒有一個基本的、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我們的企業就不可能從全球化當中，充分地利用全球資源和全球市場。

我們為什麼要對外開放？就是要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什麼要搞全球化？就是要利用全球市場、全球資源來提高生產的效率，滿足消費者的各種選擇。任正非曾以華為舉例來講全球化，他說，“對我們來講，什麼是全球化？就是利用全球最好的零部件和生產設備，由華為生產最好的產品，這就是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如今確實碰到很大的困難。在二戰以前，全球化基本的原則就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贏者通吃。二戰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吸取了一戰、二戰的經驗教訓，開始搞多邊主義，建立了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體制，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國際規則。所以，二戰以後這幾十年來的全球化用簡單的話來講，就是一個基於規則、基於市場的全球化，因為這個規則是用於規範市場的經濟規則。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準備把其主導建立起來的多邊體制拋棄掉，使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完全處在一種邊緣化的局面，無法發揮其作用。而且，美國已經丟掉了最基本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的規則。比如說最惠國待遇，美國應當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怎麼可能專門針對中國採取一個單獨的政策？國民待遇原則就是要對所有的企業，不管是中國的企業還是外國的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採取同等的待遇。美國怎麼可以針對中國的幾家企業，實行完全不同的製裁措施？我參與入世談判那麼多年，美國作為“老師”教了我那麼多，現在你們這些“老師”把教給我們的東西全部拿回去了，這非常具有諷刺性。但這就是現實。當然，當年和我們談判的人和如今當政的美國人不是一幫人，但那也是美國。

現在由於美國要拋棄自己主導建立起來的多邊體制和國際規則，全球化就處在一種十字路口：一條路就是按照美國的路子，拋棄現有的多邊體制和多邊貿易規則，建立一整套的霸權主義體制——建立一個所謂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搞民主聯盟，搞各種各樣的小圈子，在這些小圈子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球化”，而這個全球化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中國排斥在外面；另外一條道路，就是要堅持二戰以來的多邊體制和多邊規則，因為這個多邊規則和多邊體制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堅持這個體制、這些規則是合法的，而且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

美國拋棄其倡導的多邊體制

（圖源：金融時報）

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我們絕不能顛覆現有的秩序，一定要把現在的秩序保留下來，而且在現有的規則基礎上繼續推動全球化。當然，並不是說現有的規則就是完美的，WTO和其它很多國際組織，在很多問題上不能與時俱進。比如現在跨境電商發展那麼快，他們一直就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全球適用的跨境電子商務的規則體系，不是他們不想搞，是美國人不讓他們搞。而且還要加入一些新的內容，比如說“一帶一路”倡議，應該就是對新一輪的全球化注入了最新的動力。總書記提出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為新的全球化指明了方向。所以全球化確實是處在一種十字路口，美國要把全球化帶向所謂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我們則要繼續堅持以市場為基礎、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我認為，以市場為基礎、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一定能夠戰勝那種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化，因為那種全球化是完全政治化的全球化，是禁不住任何市場力量考驗的。對這一點我們還是要有信心。

對中美關係改善懷有信心

中美關係當前確實十分嚴峻，而且美國人這次下手最狠的就是在經濟上，而經貿關係恰恰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人對中美關係非常悲觀。曾有資深的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對和美國改善關係不抱希望。當時我看到這個消息之後是很震動的，我覺得中央對改善中美關係還是抱有希望的。

今年4月上旬，總書記到廣東考察，講了很重要的一段話，是關於對外開放的。總書記講：“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將長久不變，永遠不會自己關上開放的大門。一切願意與我們合作共贏的國家，我們都願意與他們相向而行，推動世界經濟共同繁榮發展。”這句話有些是講給美國人聽的，說明中央對改善和美國的關係仍然是抱希望的。但是這句話不知道中國老百姓和美國人聽進去沒有。我希望中國老百姓聽進去，因為有些企業已經開始不和美國人做生意，也不和美國人搞投資，覺得風險太大。如果這樣一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我們的企業抱著中國已經失去了和美國人發展關係的想法，我們實際上就在主動地推動脫鉤了，這是很危險的趨勢。我們一定要堅定一個信念，和美國的經貿關係不能停，而且要做一切努力，來加強和美國的經貿關係。這一點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很好地學習總書記的這段話。

加強中美關係要從幾個方面入手。首先，要加強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從毛澤東、鄧小平一直到習近平主席，中國幾代領導人建立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這個基礎是來之不易的，我們要加強這個基礎。中美關係的基礎，以前有三個聯合公報。去年11月份總書記在印度尼西亞會見拜登以後，拜登作出了“四不一無意”的承諾，拜登重申一個穩定和發展的中國符合美國和世界的利益，美國尊重中國的體制。 “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是最重要的，共產黨執政是我們最大的核心利益。 “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我覺得這些話還是要給老百姓講，不要只看到美國人對華為製裁了，就把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全部丟掉了。當然，我們對美國的表態“聽其言觀其行”，但是這畢竟是美國最高層的政治表態，而且當時總書記就給予了肯定，表示高度重視總統先生有關“四不一無意”的表態，“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我覺得總書記這句話，要通過我們的輿論多向美國人宣傳，美國很少人知道中國最高領導人講過這種話。 “中國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現有的國際秩序的核心是什麼？就是美國是老大，我們不尋求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講得很清楚，美國的政客也聽到了，但是他們故意裝作聽不見。所以我們要多宣傳一下，怎麼加强两國的政治基礎的問題。美國人的話可以不全信，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如果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的全部放棄他們的承諾，這樣大的代價他們也不會願意。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還是要做工作，美國人如果是做出違背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的言論，我們要指出來，堅決鬥爭；如果美國有一些積極的表態，我們也要因勢利導，創造中美關係改善的氣氛。

另外，台灣問題也一直困擾中美關係，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的基礎，我們一定要嚴守這個底線。但是台灣問題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中美關係有很廣泛的領域，從政治、經濟到軍事、文化。我覺得目前要特別警惕少數的西方政客、媒體和台灣島上的一些台獨分子故意製造事端、製造緊張局勢，企圖在台灣問題上帶節奏，把兩岸關係搞亂，干擾中美關係的大局，干擾我國外交工作的大局，干擾我國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我們要高度警惕。

第二，我們要加強中美兩國關係的經濟基礎。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搞了幾十年，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現在美國人講脫鉤，它自己都覺得有氣無力。前兩天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就講，中美兩國脫鉤是災難性的。而且歐盟的主席馮德萊恩訪問中國回去以後談及和中國脫鉤的問題，她講了“三不”：“和中國脫鉤是不可行的、不可取的、不現實的。”現實會告訴美國和西方，和中國脫鉤，他們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和美國人打了那麼多年的交道，他們雖然政治口號講得很多，意識形態、價值觀講得很多，但是他們最終看重的是實際經濟利益。我記得在入世談判中，如果我們和美國講清楚他們接受這個條款能得到什麼好處，他們回去研究一下，第二天就會說“同意”。你不給他講清楚他能得到什麼利益，你跪在他面前把他叫爺爺他都不會同意，所以我對這一條很相信，你們不要看著美國那些政客、議員的高調，他們最終是看重實際利益的。中國和20、30年前已經不一樣了，當時我們的GDP只有美國總量的17%，現在是它的80%。所以我們對加強中美之間的經濟基礎一定要有信心，美國人是講利益的，而我們龐大的市場和經濟是可以給美國帶來利益的。另外我們還要用多邊體制約束美國，美國也不能無法無天，美國人也是要面對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加強中美關係的經濟基礎。

第三，要加強中美關係的民意基礎。這幾年由於雙方的交流不夠，造成的誤會很多，所以雙方的民意都發生了變化。根據美國的調查，現在有70%的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是負面的。網絡輿論上，中國對美國的看法也是相當強硬的，這裡面有很多的誤解、誤讀，也有很多做工作的空間，所以我們要做工作來改善兩國之間的民意關係，對這一點我還是有信心的。中國和美國在歷史上沒有恩怨。我們在二次大戰的時候還並肩作戰，美國人拿了庚子賠款，還為我們建了北大、清華、協和醫院這樣一流的機構。大多數中國人對美國還是有好感的，很多人都願意把孩子送到美國讀書，說明他們對美國還是有基本認可的，兩邊的民意基礎還是很好的。二十幾年前，我隨卡特總統到湖南的芷江機場參加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的塑像揭幕儀式，卡特講了很好的一句話，“中美兩國有血肉相連的關係。”所以這個民意基礎是有的，我們是有可能做工作的。

實際上，美國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當中是發揮了作用的，這一點我們不能夠否認。中國對美國長期維持非常高的外貿順差，我們的外匯儲備大部分是來自美國的外貿順差，美國在中國也進行了很大的投資。所以美國對中國這幾年的經濟實力的增長是起了作用的。我參加入世談判，如果沒有美國，基本上就談不成，如果美國要使壞，談判就沒有希望。但是美國對中國入世採取積極的態度後，整個中國入世談判就很順利，最後我們加入世貿組織的協定，相當一部分內容都是來自中美協議。我們要承認美國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當中還是發揮了作用的，也不要忘記這段歷史。現在中國和美國的經貿關係也是很緊密的，每天上萬家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頻繁交往，我們幾十萬留學生在美國，後面有上千萬的家長，都願意看到中美關係改善。我們在美國的華人、在全球的華人都願意中美關係改善，甚至包括全世界其他的中小國家都願意中美關係改善，不要造成他們選邊站的困難。因此我們需要拿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誠意改善中美關係。我們要營造一個良好的民意氛圍，使中美外交有更大的空間和迴旋餘地。我們要不斷地努力，改善雙邊的關係。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圖源：共產黨員網）

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

最後簡單講講，面對當前不確定的因素，按照總書記講的，要把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做好。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是讓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社會繼續穩定；第二是堅持開放。因為只有中國經濟發展了，社會穩定了，我們才能給全世界提供一個極大的市場。國與國之間就和人與人之間打交道一樣，我們要形成一種和中國人打交道是可以得到好處的這種局面，特別是美國人和中國人打交道。如果和中國人打交道讓美國人無利可圖，美國就絕對不會有誠意來和我們打交道。而有利可圖的“利”就在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提供這種利益。所以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繼續開放，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現在中國建設大灣區，如果把海南自由貿易港納入大灣區的範疇當中，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因為大灣區對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強大的動力。現在海南搞自由貿易港，如果只是搞零關稅，我覺得意義不大。但是如果能夠把它和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在一起，使海南自由貿易港和香港、澳門、廣東都建立緊密的關係，那就不一樣了。比如說廣東拿出雷州半島或者粵北的一小塊地，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加工區，完全享受海南的零關稅政策，這就有意義了。因為零關稅政策對於出口貿易加工是最關鍵的，所有的零部件的進口、設備的進口全部享受零關稅，可以降低很多成本。如果說把海南也建成一個像香港一樣的WTO下面的單獨關稅區，讓海南發行貨幣，或者如鄭永年教授所說的海南乾脆就用港幣，然後實行資本項目的全部開放，資本自由流動。這會大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所以把海南也納入到香港的金融貨幣合作當中，或讓香港的金管局來管海南的貨幣和資本市場，情況就會不一樣了。三亞旁邊有一個島，如果和澳門合作，把這個島租給澳門50年，讓其發展博彩業，一下就能把海南的旅遊業帶起來了。總之，怎麼把海南自由貿易港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給予一個真正的獨立的關稅體制、獨立的貨幣政策和獨立的金融政策，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建立自由貿易港是中央的重大決策，能不能做好，全世界都在看。我們確實要解放思想，在這些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我們現在就深化改革開放可做的事情很多，只要能做好，中國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對於解決和麵對當前的經濟的不確定性，我們還是要有信心。

作者龍永圖

國家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原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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