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4.24
4月22-23日，百川論壇——“第二屆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高水平對外開放2023研討會”在深圳前海順利召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開放與發展”的開幕致辭。本文根據鄭永年教授的演講稿整理而成。
我們這次論壇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我們的意圖很明確，那就是我們下一階段要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去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戰略安排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是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高質量發展應當是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關鍵。鄧小平時代，中國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今天，我們講“發展是第一要務”，兩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通往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
那麼，問題在於如何實現通向未來的高質量發展？在中國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三大法寶”，那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依靠這三大法寶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認為，今天，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新的“三大法寶”，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創新。而在這“三大法寶”中，開放是最重要的，開放是改革和創新的基礎或者前提條件。中國過去的幾十年都是以開放促改革。改革的動力往往來自開放，更大的開放才能倒逼改革。同樣，創新更需要開放，沒有開放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所以，今天，我想利用幾分鐘的時間就開放和發展的關係談些我自己的看法。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圖為2022年10月29日，深圳市寶安區珠江口，一輪紅日與在建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橋相映成景（圖源：人民網）
內部開放也很重要
開放和發展的關係首先可以從哲學層面得到解釋。在理解“開放”時，人們一般指向“對外開放”，即不同國家之間的開放，但實際上，開放具有更廣泛和更深度的意義。一個社會的內部開放也很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一個社會的內部開放性決定了其外部開放性。社會內部的開放可以從人的層面和組織層面來討論。
在人的層面，人類本身的演進就說明了開放的重要性。人類從漫長的原始部落髮展到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再發展到超主權國家的區域甚至國際組織都是開放的結果。從基因的角度來看，近親結婚導致人種的衰退，而不同種族的通婚使得人變得更加聰明，更加漂亮英俊。但人的層面的開放並不容易。人類社會大部分時間裡流行近親結婚，或者部落內部的結婚。這種婚姻形式仍保留在一些傳統社會。在西方，近代流行的種族優越論更是為人類社會帶來大災難。儘管從近代到今天人們經歷了幾波大規模的現代化，造就了全球村，或者我們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但越來越興盛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則越來越呈現出反全球化。
在組織層面，開放的核心價值也幾乎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個社會的組織方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我們常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此，每一個社會都是由不同的物質層面的既得利益和意識層面的思想群體所組成的。 “開放社會”因此變得重要。如果不開放，那麼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就會主宰社會，就不能形成思想市場，形成競爭，最終導致衰落。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的賢能政治就是開放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儘管士是統治階層，但這個階層是開放的，吸納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來治理國家。美國強大更來自其開放性。簡單地說，美國社會有三大開放系統，包括開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和開放的金融系統。這三大系統互相關聯、互相促進和強化。此外，美國社會的開放性也形成了社會群體之間的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美國的醫生不敢犯錯，原因不是美國醫生具有高尚的道德，而在於有一大群律師等著醫生犯錯。
在國家層面，開放的價值就比較好理解。就開放來說，近代以來，國際關係就是兩股相反力量之間的較量，即主權國家和超越主權國家，主權國家強調的是國家的封閉性，而全球化強調的是國家的開放性，代表著超越主權國家的力量。結果是顯見的。儘管各個國家都需要實現兩者之間的平衡，但那些偏向於開放的國家優於那些傾向於封閉的國家。 1980年代，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得出“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結論。實際上，這個結論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的，而是就有普遍性，是普遍真理。這方面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教訓。歷史地看，沒有一個國家在封閉狀態下得到了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的發展。
封閉必然落後 落後就要挨打
向世界開放促成了美國的強大。上面提到的美國三大開放系統不僅僅是就國內而言的，更是就全球而言的。也就是說，美國是向全球開放的。就市場經濟而言，只有開放，才能形成市場，才能吸引到全球最優的勞動要素。我們這裡只舉人才的例子。在開放政策方面，美國奉行“對等開放”原則，即互相開放。但在很多重要領域，“對等開放”原則往往掩蓋了美國“單邊開放”的實際。在人才領域，尤其如此。美國本來就是移民國家。二戰前後，美國從歐洲國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二戰前，無論是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都在美國，但二戰後隨著《布什報告》的出台，美國開始強調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很快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使得幾乎所有科技方面領先其它所有國家。在冷戰期間，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從蘇聯東歐國家跑到美國的人才，和蘇聯競爭，最終打敗蘇聯。今天，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和中國競爭，即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從中國到美國的中國人才，和中國競爭。實際上，今天，中美之間的人才競爭已經白熱化。
布什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
（圖源：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
美國為什麼能夠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近年來，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即“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美國擁有多個這樣的平台，且它們並不只屬於美國，而是屬於世界人才，包括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波士頓灣區。在這些地方，不管美國國內的政治社會怎麼變化，世界上優質資本、高端技術和人才都拼命往此聚集——來了不想離開，也離開不了，因為這些平台為人才提供了發揮其潛能的優越條件。這些匯聚全球科技創新人才的平台，其作用從來沒有缺失過。簡單地說，這些“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是美國吸引國際人才的重要抓手。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社會今天趨於封閉。美國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全球化為美國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因為政府分配功能失效，社會內部收入差異拉大，絕少數人掌控了絕大部分社會財富，社會高度分化，導致了民粹主義的崛起。因此，自特朗普時代開始，美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
一個相反的案例就是蘇聯。俄羅斯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俄羅斯近代之後一直想和西方融合，變成西方發達國家。俄羅斯科學院在1724年就建立了。近代以來俄羅斯也出現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但為什麼蘇聯沒有像美國那樣成為發達經濟體呢？儘管這裡有很多原因，但不當的封閉政策，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就和西方脫離開來，一直沒有能夠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二戰結束之後又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蘇聯和西方在科技上沒有了具有實質性的關聯。蘇聯是近代以來一個典型的“舉國體制”，就是在不開放狀態進行自己的創新。
蘇聯的不開放帶來了兩個非常負面的影響。第一，沒有思想市場。科技創新需要一個有效的思想市場，不同科技思想的交流甚至衝突導向新思想。沒有思想市場，久而久之，科技思想就枯竭了，創新就難以為繼。第二，沒有科技市場。科研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最終要從市場獲得回報，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但蘇聯的市場僅僅限於華約，儘管蘇聯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貿易關係，但大多限於軍事設備的交易。最終，蘇聯的國民經濟難以支撐科研，而在和美國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我們自己的歷史更能說明開放的重要性。中國在秦漢成為統一國家，唐宋因開放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李約瑟先生在其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科技史》中認為，近代之前，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超過所有其他國家。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認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狀態都改變了”。馬克思也是認同這一點觀點的。實際上，經驗地看，我們可以認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西方的歷史，是西方近代史的開端。這三大發明都是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貢獻。在唐宋時期，中國的科技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鄭和下西洋”早於歐洲葡萄牙、西班牙航海之前。鄭和的船隊，用今天一些美國學者的話來說，相當於今天美國的航母群。但到了明朝開始閉關鎖國，最終封閉造成了科技的落後。一個例子便是火藥。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傳入歐洲之後，演變成為火藥學，對歐洲的化學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火藥在中國卻一直停留在初級應用階段。
這表明，一旦封閉，即使原本先進的技術也會變得落後。習近平主席2011年9月1日在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總結了中國的歷史經驗，並強調指出，“明朝末年，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發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強欺凌、被動挨打的境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會統治者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拒絕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其他先進的東西。封閉必然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教訓是深刻的。”
中國要進行“第三次開放”
近代以來中國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第一次開放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這是一次被迫的開放。一個貌似強大的清帝國被一個遠道而來的西歐國家——英國——所打敗，而英國所使用的便是中國自己首先發明的技術。
第二次是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我們主動打開國門引進國際先進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革體制機制使之與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通行規則“接軌”，並通過加入WTO、“一帶一路”倡議等實施“走出去”戰略，緊緊抓住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化所帶來的寶貴發展機遇，創造了諸多世界經濟奇蹟。
中國現在的開放是“第三次開放”。 “第三次開放”與第二次開放是不同的，中國需要新的改革、新的開放、新的創新。我們要深刻認識到，規則的製定權已成為中美競爭的核心，中國最有效的應對方法就是實施“第三次開放”，不僅聚焦投資貿易的數量和質量、技術升級創新等傳統問題，更要注重話語權和規則問題，強化規則就是生產力的意識。因為去年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的製度性開放。只有在市場型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制度型開放，才能走出一條以開放、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無論個人、組織和國家，如果不能在開放過程中與時俱進，那麼就會被淘汰；但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自我，那麼就會“被消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定義是科學的，是符合經驗現實的。二十大把中國式現代化界定為既有和其它國家的現代化具有普遍性質，但又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化。
我們這兩天要聚焦討論的中國式現代化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就是想基於中國實踐經驗總結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內部，我們因為開放而變得富裕，我們也要繼續通過開放而變得強大。在外部，我們因為開放而崛起成為一個大國。今天，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本身的開放就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最好的國際公共品。在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搞經貿和技術系統脫鉤的時候，世界迫切需要中國提供“開放”這一當今世界最需要的國際公共品。
通過這兩天的交流和集思廣益。通過這樣的交流和討論，我們既在追求開放的價值，也把自己融合進國家的持續開放過程之中。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是開放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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