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2.12.22

按照總書記關於領導幹部和普通群眾權責觀的論述以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吸收中國儒家倡導的士大夫擔當精神以及自立自強的傳統美德，借鑒發達經濟體社會建設的經驗教訓，本文提出“關鍵少數有擔當、普通群眾能自強”的中國特色社會建設理論框架和基本思路，以及三方面的政策建議，供讀者參考。

在中央的政策話語中，社會建設包括民生保障和社會治理兩方面的內容。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一個十億級人口大國同時推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多方面現代化，國際上可藉鑑的經驗不多。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總體佈局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正經歷新常態，政治正走向新生態；與此同時，社會建設領域必須做出調整和變革。這既需要實踐探索，也需要理論創新和指導。

2016年5月17日，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善於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2022年4月25日，總書記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到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黨的二十大強調，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本文結合上述表述，將就社會建設領域如何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展開分析。

事業發展和實踐問題呼喚中國特色社會建設理論

我國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臨挑戰，需要加強理論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早在2012年，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聯合報告指出，在過去十來年中國社會保護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2016年11月20日，中國政府獲得國際社會保障協會頒發的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而在同一天，有外媒報導，“老齡化加速讓中國財政不堪重負，社保改革迫在眉睫。”結合總書記強調的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這三部分內容，我們可以從現存問題出發進行以下梳理和反思。

第一，我國社會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部分是由於沒有運用好馬克思主義這個主體資源。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建設領域的改革和發展借鑒了很多國外經驗做法，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往往借鑒的是西方國家的現行製度安排和理論，而對其歷史演進過程和支撐條件研究得不夠。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我國的低保制度成了“唐僧肉”，這與忽視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製度設計和研究有關。我國的低保制度參照西方現行做法，過於強調人性化和普惠性，而忽視了西方在幾百年制度演變中曾對被救助者所採取的控制性措施，包括剝奪選舉權、對受助家庭進行突擊檢查等。正是由於歷史演進過程中所貼上的恥辱標籤，當今西方較為人性化的社會救助制度才沒有導致大規模的福利濫用問題。再如，我國一些民眾存在的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傾向，與忽視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民生保障制度研究有關。人們經常提及西方高福利國家的公民權益，但很少人介紹有關國家公民所盡義務，包括部分西北歐國家實行所有居民家庭收入財產公開制度、美國等國家實行家庭收入和稅收申報以及嚴格的核查制度。高福利是建立在公民按時足額繳納稅費甚至犧牲家庭隱私的基礎之上的。

2022年第3季度低保相關民政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民政部 ）

第二，我國社會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部分是由於沒有有效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寶貴資源。比如，與同為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吃低保”的人口占比明顯偏高，且平均領取年限偏長，這是由於我國適度普惠性的低保制度設計，沒有充分考慮勤勞致富和家庭互助等傳統美德；而在我國台灣地區，在核定申請者收入時，假定有勞動能力而未就業者可得到當地最低工資，有子女的老人可得到晚輩的贍養費。再比如，我國現行老齡工作方針過於強調國家和社會責任，沒有體現老年人個人及其家庭的責任，其結果是我國高齡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明顯低於同等經濟水平國家，老年收入構成中勞動收入佔比明顯低於東亞經濟體。在“未富先老”和快速老齡化的緊迫形勢下，近年來中央提出“積極應對老齡化”的國家戰略，並努力調整養老服務、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涉老領域的政策，但是有關部門仍然簡單地理解尊老敬老的傳統文化，將老年人視為被照顧、被動接受服務的對象，不能很好地落實中央政策或沒有進一步調整涉老政策。

2012-2021年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

及佔全國總人口比重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第三，我國社會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部分是由於沒有全面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積極成果，特別是關於歷史經驗教訓的內容。在收入分配領域，我國公共部門存在的腐敗問題，部分是由於實行了不當的激勵機制，重蹈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覆轍。美國學者的研究表明[1]，19世紀到20世紀初，美國公共部門曾經普遍實行績效工資，商業化導致公共僱員收入偏高、腐敗和執法不當等問題。美國政府隨後廢除了績效工資，在60多年裡實行的是崗位工資制。到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興起，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些公共部門又在原有的崗位固定工資主體框架上添加了少量績效工資。我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聽到的和看到的多是對崗位工資的批評和對績效工資的推崇，加上我國企業市場化改革的成功以及對計劃經濟的不當反思，這些共同導致了我們對績效工資的盲目崇拜和在公共部門普遍過度採用績效工資的情況。由於商業化的不當導向以及公共部門績效的難以測量，以績效工資為主導的工資制對我國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事業以及政府部門公益性的損害持續顯現。在醫療衛生領域，制度模式的學習借鑒也存在很大偏差。過去二三十年，我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主要是在藉鑑宏觀績效很差的美國模式。因此，改革工作重心一直放在鼓勵醫療服務提供者之間和保險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這種商業化或市場化的選擇，加劇了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逐利性。改革開放前，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促進健康的楷模，現在由於盲目學習染上了“美國病”。面對這一巨大反差，最近中央及時提出了“健康中國”的戰略，力圖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公平高效的國民健康促進道路。但有些部門有些地區仍熱衷於醫藥衛生產業擴張。

第四，我國的社會治理理論與實踐基本上是“兩張皮”。在實踐上，突出的問題是矛盾多發高發、維穩成本很高，很多地方也有不少探索創新，比如成都、杭州等地創建的國家與社會及產業之間的“複合治理”模式，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在學術界，主流的聲音是推崇西方的多主體、多元競爭的自主治理模式，對國內實踐探索關注得不夠，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最重要的基本國情認識不到位。

在對上述問題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十年，中央已經從根本上提出了系統性應對：

一是強調福利對象的責任與義務的統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堅持人人盡責、人人享有”。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鼓勵共同奮鬥創造美好生活”。即一方面，作為一個國家共同體，我們既保障個體的權利，同時也強調個體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我們不僅要保障個體的生存權，同時還要尊重他們的發展權。 “共同富裕”既是全體人民共享高水平發展的成果，同時也是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出來的。

二是強調“共同富裕”和“兜底保障”的統一，或者普惠保障與補缺保障的統一。 “共同富裕”是社會建設的宏觀長遠目標，而“兜底保障”是社會建設的針對性重點目標。 2013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宏觀經濟政策要穩，微觀經濟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之後的大病醫保、精準扶貧等政策無不是針對性地面向最弱勢、最有需要的社會群體。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全面的“七有”社會福利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紮實推進共同富裕。”

2022年11月25日，個人養老金制度在北京、上海、廣州等36個先行城市或地區啟動實施。

（圖源：網路）

三是強調多元融通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社會管理”的概念和多元參與的社會管理理念；2013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又將社會管理推進到了“創新社會治理”的新階段，習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從中可以看出，我們正在構建以黨的領導為核心、多元合作（而非多元競爭）的社會治理體系。

在這些認識和經驗基礎上，我們還應該繼續深化對於社會建設的理論研究，進一步融通古今中外三方資源，構建中國社會建設自主知識體系，並指導中國社會建設實踐。

融通三方面資源，構建“關鍵少數有擔當、普通群眾能自強”的社會建設理論

通過融通古今中外三方面的資源，“各盡所能”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建設的理論框架，特別是“關鍵少數有擔當、普通群眾能自強”是新形勢下優選的、可延續的社會秩序。

“各盡所能”，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理論和實踐探索中，十分強調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特別是關鍵少數的擔當精神。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總書記一直強調做人和為官要有擔當精神。比如，在2014年10月舉行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總書記告誡官員們：“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中，共享是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中央強調共建共享。正如有學者總結的那樣，新一代領導集體在破解難題的同時，也很重視“立”，致力於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新秩序，特別是基於公平正義價值觀，最終形成一種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思想資源，當今中國整體上不能選擇老莊“自然無為”的道路，而孔孟之道所提供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等思想資源具有啟發性和現實意義。孔子“仁”的觀念，就是以人之內在的普遍自覺的道德意識去開掘價值之源和建立精神支柱。這也是孔子針對當時新生的精英階層，即士人階層提出的新要求。孔子努力去灌註一種理想主義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後來《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來說明傳統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實際上是將道德、人倫、政治熔於一爐，也將自己、他人、家庭和國家融為一體。到了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表露出了“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社會擔當意識，特別呼籲士人階層要“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並反復強調當政為官者要成為下層百姓親近效仿的道德楷模，即“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對於士人階層的日常修養，也明確地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為人處事之道，體現了一種不為權勢或名利所折服的強烈尊嚴感。

儒家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碰撞”

 （圖源：澎湃新聞）

在與西方的對話中，要全面研究三種不同發達經濟體的社會建設實踐，包括其現代化早期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要更多藉鑑與我們文化相近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做法。在發達經濟體中，主要有三種社會體制。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補缺型福利社會體制，二是以西歐為代表的普惠型福利社會體制，三是以東亞為代表的發展型福利社會體制。從社會成員各盡其能的情況來看，這三種社會體制有些差別。在補缺型福利體制中，精英總的來看很有擔當，但普通群眾自強的能力有問題。以美國為例，其非裔和拉丁裔學生中15%不能完成中學教育，10%左右的國民沒有醫療保險。在普惠型福利體制中，關鍵少數有擔當，但普通群眾自強的意願有問題，比如隨著人口壽命延長，西歐人的工作年限和每年工作時間都在縮短。在發展型福利體制中，關鍵少數有擔當，且普通群眾自強的能力和意願都較強。在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代表性國家，中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考試中取得的分數都位於全球前列，且公平性很好；其65歲及以上老年人收入的40%來自繼續工作。儘管在三種體制中，精英整體上能夠維護社會規則，但其擔當的內容和形式還是有區別的。在補缺型體制中，精英的自我組織能力很強，自主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經典案例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的社會進步運動。在普惠型體制中，社會夥伴在政府的監督下合作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經典案例是德國多年來堅持的社會夥伴合作的職業教育。而在發展型體制中，社會精英願意分享發展機會和成果；經典案例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威權政府推動的“教育平準化”運動。

從公平可持續性來看，三種社會體制也各有優劣。以美國為代表的補缺型社會體制的創新能力很強，但公平性較差，黑人等弱勢群體的社會流動性較差。儘管美國體制有利於人才脫穎而出，比如奧巴馬成為總統，但不利於黑人等少數族裔整體的社會階層流動。以西歐為代表的普惠型社會體制的社會質量很高，但經濟持續性較差。以東亞為代表的發展型社會體制的效率很高，但生活質量較差。

總之，按照各盡其能來定義的“關鍵少數有擔當、普通群眾能自強”的社會新秩序，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執政理念高度一致。此外，它還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借鑒了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教訓。這樣定義的理想社會，似乎與傳統的基於公平正義的社會建設有所區別，但“各盡其能”本身也是公平正義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還是後者的動態保障機制。

按照各盡所能的理論框架，完善我國社會建設的製度設計

首先，在“關鍵少數有擔當”方面，為了培養和維護關鍵少數的擔當意願及能力，可推進兩個方面的體制機制改革。

一是通過適切性教育和選拔，弘揚關愛他人和社會的公益精神以及辯證客觀地看待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黨的二十大報告突出強調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指出“培養造就大批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是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大計。功以才成，業由才廣。”

這方面的體制機制保障包括招生考試制度改革以及教學內容和方式改革。重視擔當精神相關考核辦法的設計，推進和完善我國大學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同時，應與我國基本國情以及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相適應，積極探索我國社會科學教學內容改革和受教育者喜聞樂見的教學方式。

某中學動員學生備戰高考

（圖源：南方周末）

二是通過簡政放權，激發社會上關鍵少數的活力，構建複合型社會治理理論和製度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真心愛才、悉心育才、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賢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

因此，要向各領域的社會精英放權；要特別注意構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複合治理架構，激發社會組織活力；要推進有條件事業單位轉為社會組織的改革。保障公職人員的合理待遇和應有尊嚴，維護和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在公共部門中可從建立醫護人員年薪制入手，以取得早期成果。通過監督和引導醫務人員合理診療，為公共部門普遍推行薪酬制度改革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其次，樹立“普通群眾能自強”的民生工作方針，並區分民生工作的重點和底線。

一是構建發展型或投資型民生保障理論和製度體系，以社會投資性強的賦權授能項目為重點予以優先和普惠式發展，而以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消費性強的社會項目為底線予以控制和補缺式發展。在十九大報告和二十大報告中都一以貫之強調“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因此，在開展擔當性精英教育的同時，要強力推進有利於教育機會均等化的改革措施落地。以改變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為突破口，包括建立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年薪制以及對逐利行為的監控機制；在基本理順供方機制後，儘早建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制度。要改革不利於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總之，要通過積極賦能性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使更多的人具備自立自強的能力，在此前提下，完善兜底性或補缺性保障制度，並使這兩個層次的項目形成良好銜接，避免互相掣肘。

二是落實“積極老齡化”和“健康中國”這類積極賦能型國家戰略。把積極老齡觀、健康老齡化理念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加快建立健全相關政策體系和製度框架，調整將老年人視為被動接受者的所有涉老政策，幫助老人自立自強，給真正需要兜底的老人更加可靠的保障。將衛生政策融入所有公共政策，健康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投資。通過優化醫療衛生服務體制機制，事半功倍，提升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同時控制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

推動落實“積極老齡化”

(圖源：人民網) 

最後，按照上述思路，完善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建設有如下幾點綜合性建議：

凝聚共識。要團結、信任和積聚知識界力量，重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總結中國道路的成功機理，指引未來發展。在構建過程中，要充分尊重中國基本國情，要注重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要藉鑑發達經濟體國家建構經驗教訓，特別是其現代化早期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的基本製度建設。

揚長補短。我國的政治經濟優勢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要利用未來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長的機會，著力建構“關鍵少數有擔當、普通群眾能自強”的基本製度框架。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糾正社會建設領域市場與行政的力量互相掣肘、異化公共服務機構行為的現象。著力改變分權不足的問題，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同時，要充分鼓勵地方和基層進行探索；要探索國家與社會之間多形式的複合治理。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要充分信任各方面的關鍵少數，同時多渠道改善監管，包括黨內監督、行政監管、社會監管和行業自律，並嚴格處理違法違規者和違背信任者。要進一步加強公開透明，包括行政審批程序、公共服務對象的基本信息以及公職人員的薪酬待遇。

減少阻力、增強支持。可以適當借鑒軍隊和司法系統改革的做法，通過“抓大老虎”的反腐方式消減醫療衛生和教育這兩個重點民生領域既得利益者對重大改革的阻力。可以通過改善社會投資型基本公共服務，盡快取得早期成果，尋求人民群眾對經濟社會領域重大改革的支持。可以通過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酬待遇及改善待遇結構，維護和激髮乾部職工推動改革的熱情和創造力。

建立新型社會關係和社會契約。重要的關係包括新型黨政關係、政商關係、政社關係以及國家與家庭和個人的關係。另外，要支持家庭建設，幫助家庭更好地發揮基礎作用。

當然，上述目標的實現也取決於多重因素，其中較為關鍵的是黨政高級領導幹部的擔當和決斷，地方政府的探索創新，公職人員激勵和約束機制的重建，以及知識分子、企業管理者和高財富群體的集體覺醒和自覺行動。

參考文獻

[1] Nicholas R. Parrillo, 2013, Against the Profit Motive: The Salary Revolution in American Government, 1780–1940[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原文發表於《中國經濟時報》2017年2月23日，本文結合學習二十大精神，根據原文整理和更新而成，原載於公眾號“之江學術”。作者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房莉傑教授提供的意見。）

作者貢森

浙江大學“文科領軍人才”，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和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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