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2.12.01
2022年11月30日12時13分，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志於上海逝世，享年96歲。江澤民同志是卓越的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傑出領導者，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江澤民同志去世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布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對江澤民同志予以高度評價。
江澤民時代是當代中國發展轉型的重要時代。在中國面臨巨變和轉型之際，他為中國留下的遺產也是三代共產黨人的奮鬥成果結晶。鄭永年教授曾經在《江澤民的遺產》一書中系統梳理過江澤民領導下中國內部各方面的發展和轉型，以及對亞洲甚至整個國際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鄭教授也曾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詳細論述了中國社會經濟現代化和中國共產黨的轉型。 IIA學術編輯組根據這兩本書的內容，與鄭永年教授就江澤民留給中國的政治遺產展開對話，並整理成文。從經濟改革、外交關係、黨的轉型三大方面梳理了江澤民時代對中國和世界的貢獻，希望基於對過去歷史的經驗分析，為讀者展現當代中國在巨變之下的政治圖景。
在江澤民時代，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國家經濟社會發生了巨變，而中國共產黨不僅推動了這一巨變，也實現了自身的與時俱進和轉型。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是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努力之下實現的，而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也各自成為三代領導層的核心。
歷史地看，毛澤東時代主要呼應了自近代兩次鴉片戰爭被西方打敗起，中國從不斷受盡恥辱，到尋求建構一條獨立自主的國家道路，再到1949年終於建立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這個時代特徵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質。鄧小平時代則始於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將黨從過去的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這種轉型既是時代所需，也有效推動了時代的發展。當時為了解決貧困問題，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也不應當是社會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的題中之義應當是追求解放生產力、追求發展和追求富裕。所以，鄧小平時代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雖然90年代初經歷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遭受了一些挫折，但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對內開啟新一波更大力度的改革，對外推動中國融入世界之路。
這個時代背景表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使命就是如何把鄧小平的遺產真正轉化為國家發展的動力。
江澤民卸任後也曾回顧他主要完成的三件事：一是提出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三是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歷史地看，江澤民時代開啟了中國內政外交的三大轉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轉型
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江澤民首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並將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的文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不僅是對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突破，也是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大理論貢獻。
在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是沒有“市場經濟”的空間的。社會主義以消滅私有製為目標，這種體制以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最為典型。到19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解體，表明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已經不可行。而在中國本身，從改革開放之初使用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等概念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也走過了十多年的路程。從這一點看，人們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巨大理論貢獻。這一突破是在江澤民時代完成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江澤民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內外兩大方面來推進。
對內，上世紀九十年代，通過對傳統經濟體系的改革，從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型到由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組成的混合經濟體系。國有企業體系的改革從1980年代就開始了，但大規模的國企改革主要發生在江澤民時代。時任總理朱鎔基進行了對國企的“抓大放小”改革，國企重組，在一些關鍵領域組建大型國企集團，同時把低效率、無效率的國企進行“民營化”，推動了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當代的混合經濟格局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
對外，就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加入WTO之後的很多年裡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但加入WTO是江澤民時代實現的。早在1986年，中國就正式提出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GATT，WTO的前身）締約方地位。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從1995年11月起中國的“復關”談判改為“入世”談判。整個90年代，中國都在為融入世界體係做準備。今年的中共二十大把“制度型開放”寫入黨的文件，但最早的製度型開放實踐則是從申請加入WTO開始的。為加入WTO並確保WTO的義務得到履行，在2000年前後，經中國政府組織、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近十部法律修正案，涉及經濟、貿易、金融、投資、產業和知識產權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清理和修改工作。科技方面更是如此，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從國際大局和國內發展現狀出發，1995年，黨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1995年5月26日，“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
（來源：新華社）
理性精神與中國外交轉型
江澤民時代的第二大轉型就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實現了後冷戰時代中國的外交轉型。九十年代初，美蘇冷戰結束，中美關係變得異常重要，中國也是以中美關係作為中國外交的重點。從七十年代初基辛格秘密訪華到尼克鬆時代美國和中國正式建交，中國的外交格局開始發生變化。因為當時還處在冷戰時代，美國和中國在應付蘇聯的擴張方面擁有共同的利益，結成了一些人所說的“準同盟”。但進入江澤民時代，中美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蘇聯不再存在，蘇東一片混亂。在缺失了一個“共同敵人”的情況下，美國開始轉變對華政策，導致兩國關係的變亂交織、衝突不斷。 1993年，美國以“有確鑿證據”證明“銀河號”貨輪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為由，無理扣押我國“銀河號”貨輪；1995-1996年又經歷了第三次台海危機；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美國主導下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以及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等，都表現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險惡性。然而，在江澤民領導下，中國在對美外交中既能夠與美方鬥爭，又能夠對美適度妥協，實現了有理、有利、有節地推動中美關係良性地向前發展。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關於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
（來源：共產黨員網）
與此同時，江澤民在任期間還發展了中俄關係，推動中俄邊界談判達成劃界共識，兩國簽訂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推動結束了三百多年來中俄邊界爭議談判。必須意識到，中蘇關係不同於中俄關係。蘇聯已經解體，一個新的俄羅斯已經誕生。對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來說，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和新的俄羅斯確立關係。儘管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但解體前後的雙邊關係並非完全一致。不管怎麼說，江澤民時代為中俄關係此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後中俄在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防長擴大會等多邊框架下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天人們所見的中俄關係的基礎就是江澤民時代打下的。
除了處理好中美、中俄的大國關係外，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區域組織的關係也十分亮眼。中歐、中韓、中國-東盟關係等也都在江澤民時代得到了穩健發展。冷戰結束前，處於不同陣營的中韓兩國一直處於相互對立、隔絕狀態。冷戰一結束，中國便在維持中朝關係不變的情況下與韓國建交。同時期中國也與東盟建立了對話夥伴關係，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外自由貿易協定之一。
2001年7月16日，江澤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來源：商務部）
“三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的轉型
江澤民時代最重要的轉型是其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轉型。無可否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對同屬社會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構成了衝擊。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方向，但具體的轉型則發生在江澤民時代。江澤民推動了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這保證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延續性。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再到如今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思想黨建進程延綿不絕，江澤民是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一環。
歷史地看，如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也是對世界社會主義理論的貢獻。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最重要的根源在於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史而言，世界社會主義已經演化出三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蘇聯模式，主張實施完全的計劃經濟，以消滅私有財產為目標。結果大家都知道，蘇聯模式走入了死胡同，已經消失了。第二條道路是北歐模式，北歐國家原本是資本主義，但吸收了大量的社會主義成分，即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或者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模式。在政治上，這一模式主張搞多黨制度。有一段時間，中國也有人提倡要走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國共產黨人斷然拒絕了這條路。江澤民強調，我們要尋找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路。
在這個意義上，“三個代表”重要理論標誌著中國探索的第三條道路。從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歷史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毛澤東時代探索的是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如何建設國家，即要解決“站起來”的問題。毛澤東一代領導人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結合起來，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鬥爭”的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次飛躍。鄧小平時代則探索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即要解決“富起來”的問題。鄧小平一代領導人解決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二次飛躍。而江澤民時代通過對中國模式的實踐探索，得出了既不走蘇聯的路，也不走北歐模式的結論，開拓出了一條中國道路。
在經濟上，中國道路體現為混合經濟模式。但關鍵在於，在政治上又如何體現這一模式呢？就是通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變成了開放政治過程模式。在混合經濟模式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利益變得多元化了，需要構建一種能夠吸納多元利益的政治機制。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了這一問題，社會中的多元利益都可以吸收到黨內，通過黨內的協商民主來實現。
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要代表工農階級，依靠工農階級奪取政權。但在成為執政黨後，應該轉型，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為全體人民服務。 “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轉型的理論表述。在“三個代表”中，“第一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第二個代表”是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第三代表”是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表述表明中國共產黨具有很強的現代性（modernity），與世界其他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是最追求現代性的政黨。這種表述和現任總書記所說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這些就是江澤民時代為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今日的中國也是在這個遺產上的繼續發展。
GBA Review 新傳媒
編輯/美編 | 袁浩延
審核 | 馮簫凝 黃紫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