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2.11.30

2020年，意大利米蘭藥店的櫥窗

寫著“口罩早已賣完” 

（圖源：BBC）

與西方社會展現出的個人主義相反，東亞社會，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越南和新加坡，面對新冠管控都表現出了一種集體主義行為。其中最為典型就是日本社會，平時有一點小感冒，人們都會自覺帶上口罩。面對新冠疫情，東亞社會不需要政府發布權威要求，就會自覺採取行動戴口罩、接種疫苗，集體抵抗的行為沒有發生在東亞社會。新冠管控呈現出一種自覺的集體主義秩序。在疫情初期，東方社會的這種集體主義價值觀很好地幫助了亞洲國家的政府實現疫情的有效管控。

此外，這種集體主義的文化背景還產生了一種群體壓力。比如即使政府沒有強制要求老百姓戴口罩，如果在戴口罩的人群中出現了沒有戴口罩的人，也會在群體壓力下被要求戴上口罩；如果群眾中出現了瞞報的陽性病例，大家也會出於對集體利益的考量指出異常。這種集體主義和群體壓力是典型的東方儒家文化的象徵。同樣，這種集體主義文化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西方學者經常把這種現象視為是儒家文化圈權威主義政權的產物，但這顯然是誤讀。

不管是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還是東方的集體主義文化，每一種文化和價值觀都產生於各自的獨特背景，很難判定究竟哪一種文化好，哪一種文化不好。對於文化好壞的評判需要基於特定的情形來決定。如新冠疫情管控方面，儒家文化圈的集體主義保護了大多數民眾的生命安全，避免了不必要的犧牲，優於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再比如社會經濟發展方面，集體主義文化優勢使得民眾可以團結起來，共同推動國家發展。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等國家先後實現現代化與高速經濟發展都離不開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而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文化價值體系雖然在新冠疫情管控方面存在短板，但是在需要個人進行創新創造的領域就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因此，我們在看文化和價值觀的過程中，一定要去看其產生、形成的背景，而不是簡單做一個價值判斷。今天我們談論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要理解每一種文明和其他的文明相比較，都有它的共同點和不同點，這是因為任何一種事物的形成都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新冠疫情管控層面，我認為學會利用特定的文化價值來設立有效的新冠管控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文化中基於個人主義的分權模式在疫情初期使國家和公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這些代價讓他們逐漸實現了從非科學到科學的自主理念轉變，通過戴口罩和接種疫苗，西方國家的疫情如今基本實現了可控。這種自下而上的秩序由民眾自主實現，政府並沒有發揮明顯作用，或者說政府發揮不了作用。

東亞文化的集體主義文化使得政府能夠對疫情管控採用一種集中管控的模式，這種集中模式在國家對病毒原理了解不深、病毒體致死率重症率較高的疫情初期發揮了非常有效的作用，控制了病毒的傳播，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然而，隨著病毒的不斷變種，這種“政府主導+集體主義”的模式在政策執行方面顯得不夠靈活，出現了一些問題。

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如果政府的集中管控和集體主義互相強化，那麼調整的僵硬程度就會很高；但如果政府能夠科學和理性地引導集體主義所釋放出的力量，那麼調整的靈活性就會提高。經驗地看，在新冠爆發的第三年，亞洲儒家文化圈內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中國台灣和香港等，都選擇了漸進開放，並通過開放的方式找到了一些新的防控方法。中國儘管依然實行集體模式，但社會上對新冠疫情的防控出現了不同的意見，部分社會群體認為現有的管控措施過於嚴格而要求解除封閉，但另一部分社會群體對新冠病毒仍存恐懼心理認為需要繼續防控。從各級政府的角度來看，由於初期自上而下的集中管控體系十分有效，久而久之認為這個體係不需要做出改變。

最近，即使中央政府公佈了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提出精準防控，釋放出要逐步向放鬆、放開方向發展的信號，但是權力下放到地方後，就出現了居委會、街道對新冠管控層層加碼的現象。一個有趣的現像是：西方過去失敗的經驗幫助他們如今找到了一條合適的道路，而中國初期集體主義的新冠管控的成功經驗反而對現在新的管控方案的實施產生了一定程度上負面的效應，導致了想放鬆但是難以放鬆的局面。尤其是近期的社會輿論鬧得沸沸揚揚，如何解決社會矛盾問題，正在成為政府的一個挑戰。

疫情管控未來怎麼走？我們還是要根據中國文化的特點來決定。我們要反對一成不變的做法，因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就是與時俱進，隨著形勢和人們的認知變化，行為也隨之發生變化。隨著疫情持續，新冠病毒的性質一直在發生變化，應對新冠的政策也應根據病毒性質的變化而變化。一方面，在基層不顧客觀變化始終堅持不變的防疫政策就會導致諸多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防疫政策的轉變也不能是激進地解封，因為必須考慮到部分群體對病毒仍存恐懼心理，激進的放開可能會導致社會出現一種自下而上的封控。

實際上，自“二十條”發布以後，中國的疫情管控已經從早期的集中封控很快轉變為社會自發的分權封控——上級政府的管控放鬆了，權力和責任下放到地方基層，基層由於擔心承擔責任，反而出台了層層加碼、更嚴格的管控措施，這是非常危險而值得警惕的。權力和責任從上至下的下移經常導致地方基層權力的濫用，出台愈加嚴格的防疫措施，反而不利於社會經濟活動基本單元的人員要素流動。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將權力移交給上級政府，只有上級政府管得嚴格一些，下級政府才可以稍微放鬆，有序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

找到一個理性的解封方法非常重要。有下列幾點可以參考。

第一，我們要實行漸進主義，避免放鬆管控的激進主義。比如之前石家莊的突然躺平，反而導致了民眾因恐懼病毒感染而不敢出門。中央政府出台的“二十條”絕不是一些社會人士所理解的完全躺平，也不是如今實施現狀所體現出的更加嚴格的管控措施，而是說要更加精準地防控。

第二，借鑒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的其他社會的新冠防控轉變措施。東亞文化圈中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中國台灣和香港和我們有共同的文化，它們已經在逐步放開的基礎之上摸索出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我們應當抱著謙虛的學習態度，總結這些經濟體的相關防控經驗作為未來推動疫情管控方法轉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