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內發動的全球關稅戰，是對其首任期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全面升級，具有更廣泛的覆蓋範圍、更強的力度和更明顯的針對性，嚴重衝擊了全球貿易體系和供應鏈佈局。尤其是其近期提出的大規模「對等關稅」政策，試圖通過關稅消除貿易赤字，在全球範圍內引發重點關注和軒然大波。當前各類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製造業以及地緣政治等層面，也提及最為關鍵的因素——美元，但著墨不多。

本文擬從一個環環相扣的視角入手，全面展示美元在特朗普挑起全球關稅戰過程中的特殊性：首先，追根溯源來看，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需要通過貿易逆差的形式向全球輸送儲備貨幣，這也導致美國去工業化和經濟脫實向虛，成為此次全球貿易摩擦的歷史根源；其次，正是美元獨一無二的國際地位，賦予了美國遠超其經濟基本面尤其是債務水準的購買力，這也是特朗普敢於向全世界「宣戰」的最大底氣；最後，從理論層面來看，特朗普想要達成的貿易逆差減少和製造回流等戰略目的，天然地會削弱美元在國際上的使用，進而侵蝕其儲備貨幣的地位以及背後的金融體系，對全球造成深遠衝擊。

可以說，美元正是特朗普打全球關稅戰的根源、底氣與死穴，這一視角一方面得以窺探特朗普關稅戰的優勢與弱點，為各主要國家應對和反制提供參考。另一方面，這種結構性矛盾則更加體現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或許能成為未來化解全球摩擦的重要抓手。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與美國貨物貿易赤字的起點

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進入工業化的第二階段，其特點是資本密集型的製成品和機械的大規模生產以及鐵路的普及。這一轉變也成為美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轉捩點，即美國製造業的日益成熟導致美國減少了對製成品進口的依賴，增加了製成品出口，從持續的貿易逆差轉向持續的貿易順差。到19和20世紀之交，美國在追隨歐洲工業化步伐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全球製造業強國，不僅在製成品方面實現完全盈餘，而且貨物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從1870年左右算起，美國整體貿易順差約持續了100年（如圖1所示）。

二戰後，美國更是通過一系列國際規則的制定在全球經濟中處於主導地位，製造業強大，對外出口能力強，基本維持貿易順差或小幅赤字。但變化的節點發生在1971年，由於美國黃金儲備不足以支撐全球對美元的需求，美國總統尼克森在這一年宣佈「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脫鉤，標誌著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解體後，美元成為完全浮動匯率制下的貨幣，其供給和價值主要由市場決定。儘管脫離黃金，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各國為了儲備美元，願意對美出口，獲得美元資產（如美債），反向促進美國進口大於出口，表現為貿易逆差（即用美元進口他國商品）。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從1971年出現的貨物貿易逆差便不斷反復和擴大，並在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出現持續性貿易逆差。

更重要的節點出現在1980年代，雷根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包括減稅、放鬆監管、削減政府開支和推動自由市場經濟等措施的經濟政策，被稱為「雷根革命」。這些政策不僅旨在通過激勵企業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而且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浪潮，美國企業在追求更低成本和更高利潤的驅動下，將製造業生產逐步外包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這種趨勢使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尤其是在汽車、鋼鐵等傳統工業領域，外包現象尤為明顯。美國經濟逐漸從生產導向轉為消費和服務導向，進一步加劇了對進口商品的需求以及更大的貿易逆差。儘管隨著「廣場協議」的簽訂，美國貿易逆差在1985年後有所減少，但在90年代由冷戰結束開啟的超級全球化浪潮中，美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又迅速擴大，自此成為一個長期結構性問題（如圖1所示）。

圖1：美國貨物貿易占GDP的比重（圖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World Trade Historical Database, Measuring Worth, and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眾所周知的「特裏芬難題」就是從理論層面來解釋為何美元的國際地位會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美國為了滿足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必須提供大量美元流動性，即通過貿易逆差將美元「輸出」到世界其他國家。這導致美國長期維持貿易逆差，否則全球將面臨美元短缺，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將受阻。美國以輸出資本（美元資產）來換取外國商品，本質上是「以債養貨」。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度和美元國際化繼續深化的背景下，美國一直伴隨著長期和結構性的貨物貿易逆差，這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宏觀金融格局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說：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標誌著美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金融中心」的轉變，也為其貿易逆差打開了長期化的大門。

各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企業和個人投資者都願意持有美元資產（如美國國債、股票、公司債等），因為它們被視為安全、流動性強、回報穩定。正是這種全球對美元資產的強烈需求，反過來使得美國能夠持續借債來維持高消費水準和貿易逆差，但硬幣的另一面則是愈發嚴重的債務依賴，以及製造業空心化。

所以「特朗普們」所反對的全球貿易分工及所謂的貿易不平等，追根溯源，不正是其先輩們用美元的不平等地位所換來的嗎？

排他性的美元霸權是特朗普向全球加稅的底氣

接下來，我們再來談談為什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敢於向全球約180個貿易夥伴開刀。

原因依然是美元。美元的全球霸權地位不僅體現在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更體現在其是全球貿易、投資和金融交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幾乎沒有其他貨幣能夠替代這一地位。這種「排他性」賦予了美國獨特的經濟權力，使其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經濟政策，包括特朗普的「全球加稅」策略。

細數一下美元霸權帶來的「獨一無二」的好處：一是美元資產的高流動性增強了美國金融市場的吸引力，使美國可以低成本融資，即發行國際金融硬通貨「美債」；二是美元主導地位賦予美國在全球金融制裁、貨幣政策外溢等方面的巨大權力，所有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得不向「美」看齊，美聯儲主席也被笑稱全球金融界最有權力的人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元賦予了美國全球最強且極不對稱的購買力。

當前美國政府債務已逼近40萬億美元，政府赤字率居高不下。同時美聯儲經歷多輪量化寬鬆（QE），基礎貨幣大幅擴張，美元流動性氾濫。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元實際有效匯率（REER）依然長期維持強勢，全球資本仍大量湧入美元資產。這使得美國對外進口幾乎沒有「外匯約束」和貶值壓力，即使財政赤字和債務高企，也能持續維持強勁的進口水準。按照正常情況，通常只有「淨儲蓄國」或「信用極佳的國家」才能長期在國際市場上維持如此強勁的購買力。這種特殊情況唯有美元霸權才能解釋：即美國的信用是全球信用的錨，而不是其自身經濟基本面的反映。

特朗普執政時期，頻繁發動貿易戰，對中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貿易夥伴加征關稅，表面上是為了「縮減貿易逆差」，本質上則是利用美元霸權構建的結構性優勢，向全球轉嫁成本。美國可以直接用自己印刷的美元，從其他國家購買實物商品（如石油、汽車、電子產品等），而其他國家則必須通過出口產品或服務來換取美元。這種機制使美國具有不對稱的全球購買力，而且全球大多數國家並未進行反制，更多是敢怒不敢言。就像國內一些言論所謂的不願得罪最大的「甲方」。但細看下來，如果說其他國家的購買力是靠「生產換匯」獲得的，那麼美國的購買力則是靠「信用鑄幣」獲得的，這種「甲方」真的穩定和可持續嗎？

美國聯邦鑄印局的工人們在工作（圖源：Texas Monthly）

特裏芬難題下，特朗普追求的貿易順差似乎是美元及其背後金融體系的「天敵」

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政策，試圖通過製造業回流和減少貿易逆差來強化國內經濟競爭力，同時減少經常帳戶赤字。這一政策的核心抓手在於通過大範圍和遠超實際水準的「對等」關稅強制其他國家（尤其是全球製造業國家）加強對美投資、購買美國商品等減少對美貿易逆差。

且不論這種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對全球貿易格局、產業分工以及物價水準等方面的系統性傷害，單就從貨幣視角來看，這種經濟民族主義目標與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所需的「輸出型赤字」就形成了深刻的矛盾。我們可以從對美國和對全球的影響兩個維度來算一算這筆「經濟賬」。

對美國而言，若美元從全球回流，美國提供的國際流動性減少，其他國家購買美債的能力也會下降。美債需求減少將推高美國的財政融資成本，同時增加長期利率壓力。這種情況可能導致美國政府在維持高額財政預算時面臨更大的負擔，這與特朗普政府想要的財政平衡不正是「背道而馳」嗎？同時若全球美元供應減少，外國資本對美國企業所發行的金融資產（如公司債、股票）的投資熱情以及能力都可能下降，這將導致資本流入減少，並進一步推高融資成本，進而抑制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形成負面迴圈。

對全球而言，全球經濟對美元的高度依賴使美國減少流動性輸出成為一種全球性風險。如果美元流出減少，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將受到衝擊，可能導致貿易成本上升和跨境金融交易效率下降。同時若美元供應減少，將直接削弱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能力，引發經濟不穩定，甚至增加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更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策可能迫使其他國家尋求替代性貨幣（如歐元、人民幣）來填補美元的「供給缺口」，並且區域性貨幣結算體系和本幣結算機制的推進，將逐步削弱美元的壟斷地位，加速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這相當於主動放棄了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秩序。

坦率地講，美國既要享有美元霸權（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又希望實現貿易平衡甚至順差，這在邏輯上是不可兼得的。特朗普的政策試圖打破這個悖論，但現實是：若堅持貿易順差，美國將失去全球流動性提供者地位；若維持美元霸權，美國必須持續承受貿易逆差的結構性壓力。

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何時解決？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獨特地位和超強的購買力是二戰後制定的一系列國際制度所賦予的「特權」。這種非對稱的結構，成就了美國的全球霸權，但也埋下了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一旦美元失控，全球經濟將面臨巨大的重構壓力。而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風險，其實質是美國國內政治、社會矛盾向全球的延伸。

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需要明確這已遠遠超出美國一個國家的能力，即「特裏芬難題」展示的深刻矛盾並非美國自己調整政策就能夠解決；另一方面則需要找准著眼點，即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問題應該加快提上日程，只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才有望減緩尖銳矛盾的進一步爆發，這離不開全球經濟治理的深刻調整與所有國家的參與，也需要美國在維護美元霸權與承擔國際責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許多頂尖經濟學家表示，特朗普有意識地試圖摧毀美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構建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圖源：ABC News）

本文作者

包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院長、副研究員、企業出海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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