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3.08.31

本文主要的論點是，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政策的重點不應該放在如何解決過去經濟高速增長遺留的結構性問題，而應該放在如何抓住全球經濟智能化和綠色化轉型的新機遇。這是經濟治理的思路問題，只有統一和明確了這一思路，政策的製定和實施才具有方向性和系統性，否則只會落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碎片化治理陷阱。

圍繞全球綠色產業發展前景與中國的機遇，作者主要給出了以下三個觀點：一是綠色產業作為未來的世界級產業，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二是中國在綠色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且這種比較優勢具有可持續性，主要原因是綠色產業中民企和地方政府的主導地位；三是要維持中國在全球綠色產業的領導地位，關鍵在於針對民企和地方政府的充分合理的製度空間，而非經常導致尋租現象的政策支持。

本文為IIA團隊“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前景”系列評論文章，從不同視角聚焦當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供讀者參考。

“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近日，關於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危機等種種問題逐漸佔據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頭條，“中國經濟崩潰論”甚囂塵上。毫無疑問，這些都是中國經濟切實存在的問題，也是當下面臨的危機。但是，我們不光要關注這些具體問題，還應該理性客觀地看到這些問題湧現的國內外背景。總體來說，我們認為在當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橫向比較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狀況，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良好健全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需的基本要素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此基本判斷下，我們認為不應該緊盯著“問題”不放，而應該同時看到“機會”，因為“不發展才是最大的問題”。

問題是發展什麼？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機會在哪裡？經驗地看，我們認為最大的機會在於智能化和綠色化。在智能化上，隨著ChatGPT的橫空出世，大家更直觀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給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帶來的根本性變化。在綠色化上，無論是新能源汽車，還是可再生能源，在中國都已經成功實現了商業化運作：一方面在政策上獲得了絕對的合法性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市場上也已經獲得了資本和企業家的投票，大量資本和不同行業的企業家進入綠色產業領域。綠色產業在中國經濟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綠色產業的三個主要產品，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被視為中國外貿的“新三件”。

事實上，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眾多智庫與媒體，在過去的幾年內已經圍繞這一問題已經向世界發出了各種警告，提醒各國政府警惕中國在綠色產業的“壟斷地位”。美國拜登政府也圍繞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無論是從市場客觀數據，還是從西方主觀反應來看，中國在綠色產業顯然具有較明顯的優勢。

2023中國綠色經濟年會於2023年3月在

北京會議中心成功舉辦

（圖源：北京市朝陽區國際綠色經濟協會）

圍繞全球綠色產業的三大重點產品，本文嘗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是綠色產業是否能替代房地產等傳統行業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第二是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的綠色產業在全球範圍內是否有優勢？這種優勢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第三是各級政府應該如何在綠色產業上創造足夠的製度空間，以保持和提高民企和地方政府在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綠色產業是世界級產業

近年來極端天氣與自然災害事件頻發，例如今年就出現了席捲北半球的熱浪和野火、中國京津冀罕見的特大暴雨和洪水、美國加州歷史性的雨雪風暴等。這些現像一般都被歸因於全球氣候變暖，這一論斷無論是在主流學界還是政界都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廣泛共識，而這種共識也已經反映到了西方主要國家和跨國企業的戰略決策中。美國在去年通過的《通脹削減法案》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氣候立法，從技術、產業、資金等方方面面為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在今年也正式成為歐盟法律，使得歐盟成為全球第一個徵收“碳關稅”的經濟體，也使得“碳”真正成為與技術、人力、資本等類似的重要市場要素。除此之外，重要的跨國企業，例如微軟，明確提出要在2030年實現碳負排放，並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來的碳足跡；奧迪則宣佈於2033年停產燃油車。

然而，疫情三年使得全球經濟陷入泥淖，疊加俄烏戰爭所帶來的能源和資源價格的劇烈波動，以及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所造成的全球供應鏈紊亂，“綠色”和“低碳”這兩個名詞已經很少能夠佔據各大媒體的版面，世界各國政府和企業們都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更為迫切的短期危機中。顯然，這些經濟和政治問題在短期內更需要被關注與解決。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經濟綠色化和低碳化的進程會被中斷或者逆轉。換言之，雖然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進程確實被延緩了，但無論是從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國家戰略，還是從全球各行業領軍企業的發展方向來看，這一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從本質上來看，絕大多數綠色產業都是政策導向型產業。試想，如果碳排放不會引起全球氣候變暖及各種極端天氣，無論是可再生能源還是新能源汽車，都不存在足夠的合法性地位，在沒有政策傾斜的情況下更不可能在市場上與化石能源或燃油汽車競爭。因此，只有明晰了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低碳轉型方向，我們才能討論綠色產業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未來角色。事實上，眾多研究機構對綠色低碳產業的投資需求預估都達到了百萬億元。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更是明確提出：“中國未來30年的綠色低碳投資累計需求將達487萬億人民幣（按2018年不變價計）。”具體來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彭博BNEF在最近發布的一份新能源汽車報告中指出,預計截止至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累計規模將達9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4.36萬億元），截止至2050年全球市場規模將達56.7萬億美元（約合405.31萬億元）；另外，可再生能源、氫能、電化學儲能等都將成為萬億級、甚至百萬億級的市場。

由此可見，綠色低碳產業不是簡單的一個或數個單一產業的集合體，它不單單局限於中國本土，而將是涉及全球經濟社會各個方面、並且體量巨大的世界性產業。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無論是從市場規模還是從社會經濟覆蓋面來看，綠色低碳產業存在著巨大的潛力，並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構建綠色低碳的環境友好型城市可能成為許多國家未來幾十年內的新目標（圖源：Deloitte）

中國綠色產業的比較優勢具有可持續性

在當前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中，中國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先發優勢。通過呈現市場佔有率、生產規模、貿易規模等方方面面的數據，國內外的眾多報告都表明了中國在綠色低碳產業中較為明顯的比較優勢。以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發布的《中國綠色貿易發展報告(2022)》為例，從2012年至2021年，中國綠色貿易的規模從7934.2億美元增長至11610.9億美元，甚至超過歐盟，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綠色貿易經濟體。其中，中國的光伏發電與風電等新能源設備生產規模居世界第一，太陽能電池（包括多晶矽材料、矽片、電池組件等）佔全球產量的70%以上。

綠色低碳產業中的三大核心產品，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被稱為外貿“新三樣”，逐漸替代了服裝、家具和家電這“老三樣”，並成為中國外貿增長的新動能。毫無疑問，中國在綠色低碳產業上的這些數據充分體現了當下較明顯的比較優勢。但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比較優勢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它們是否會因為西方國家先進科技的開發應用和新興國家製造能力的提升面臨技術和成本的雙重夾擊，而最終失去競爭力呢？

商務部研究院於2023年2月在北京舉辦

《中國綠色貿易發展報告（2022）》發布會暨研討會

（圖源：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從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底層邏輯來審視，即看到產業發展背後的主體：民企和地方政府。關於中國模式是如何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功，這一直以來在學界都是眾說紛紜，其中，公共政策和經濟地理學界普遍將這一經濟奇蹟歸因於“市場主體”的作用。這裡的市場主體不僅僅是指民企，也指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地方政府。下面我們具體分析一下中國外貿“新三樣”背後的“市場主體”及其作用。

概括來說，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三個產業的發展都是民企與地方政府合作共贏的結果，常見的成功案例往往是由民資民企主導，地方政府再給予輔助與支持。首先，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三家產業都是民企主導的產業。根據2022年總銷量排名前十的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的數據來看，民企佔比過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領域也呈現出類似的特徵。其次，這三家產業都已經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若干個產業集群，背後除了有龍頭企業和市場的力量加持之外，地方政府在產業發展早期的佈局和規劃中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它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以重慶、成都、西安三大城市為中心的西三角四個產業集群。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學界的眾多案例研究都表明民企與地方政府的互信與合作是鼓勵新興企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在企業發展和產業培育的初期。比亞迪和深圳、蔚來和合肥、寧德時代和寧德、天合光能和常州等等，類似這樣政企合作共贏的成功案例不勝枚舉。與之相對，失敗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因為民企和地方政府的結合不可避免地會滋生尋租和腐敗行為。

綜合來看，正是民資民企的主導和地方政府的輔助支持，才能使得這些綠色新興產業在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孵化和成長。一方面，民資民企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來進行技術產品開發和市場開拓；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以提高本地GDP和稅收為初衷，具有很強的積極性來支持企業規模化和產業集群發展。因此，我們可以樂觀地判斷，以民企和地方政府為主體的綠色產業具有很強的成長性和可持續性。

創造制度空間，提高民企和

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從產業維度來看，中國的綠色產業無論是在技術水平，還是在生產製造能力、供應鏈能力等方方面面都在全球範圍內具有比較明顯的先發優勢。但是我們不能像一些西方智庫與媒體那樣過分誇大我們的優勢，而應該客觀和理性地看待當前優勢，並充分意識和識別出未來的潛在風險。因為從技術上而言，各個細分領域都存在技術突破性創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國綠色產業原有的技術積累和優勢不復存在。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日本和豐田汽車押注的氫燃料電池汽車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新賽道。在生產製造和供應鏈上，隨著技術和生產製造能力的積累，印度和部分東南亞國家也很有可能在本土形成完整的供應鏈。

因此，雖然目前中國在綠色產業上存在一定的比較優勢，但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優勢並非是不可替代的。正如上文的分析，我們需要抓住形成這些比較優勢的核心要素，即保證民企和地方政府在綠色產業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並為他們創造足夠的空間以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進而維持和擴大我們的競爭優勢。具體而言，這裡主要涉及兩個“空間”，一是民企的空間，二是地方政府的空間。

豐田汽車將在2023年推出一款全新的氫燃料電池車型

（圖源：豐田汽車）

民企的空間，一方面指代的是商業上的空間，另一方面是運營上的空間。明確商業上的空間重點在於明晰民企和國企的邊界。在剛剛出台的《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中可以看到,其中的“民營經濟31條”已經基本涵蓋了發展民營經濟方方面面的內容。除此之外，文件中還特別提到要“使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而這樣的重申在當下是非常重要與及時的。但是，考慮到國企與各級政府間無法割裂的製度和人事聯繫，此政策要真真切切地落到實處，實際上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隱形制度和文化障礙。

因此，我們提議，更有效的方式並不是在政策上給予民企更多的空間，而是應該給國資國企套上更多的限制，例如禁止或限制進入某些領域，特別是高度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產業。對於綠色產業，相關部門應該有針對性地出台一個國資國企進入限制清單，在真正意義上給予民資民企充分自由與公平的營商環境。明確運營上的空間重點在於明晰民企和地方政府的邊界。這裡的“空間”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地方政府應盡可能地減少對民企日常運營的參與和乾預，減少企業在接待和開會上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二是地方政府應盡可能地減少對企業非必要的支持，無論是在土地還是資金等方面，因為過多的支持往往會適得其反，輕則增加企業的決策壓力與負擔，重則可能逼迫企業進行非理性擴張。

地方政府的空間，一方面是政策上的空間，而另一方面是問責上的空間。這是十八大以來很少被公開討論的議題，因為隨著反腐工作的不斷推進，地方政府更多成為約束和限制的對象。客觀來看，過去幾年的反腐工作成效顯著，也基本上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製度設計和乾部文化。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應該重新大力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以綠色產業為試點，中央和省政府應適當給予地市和縣鄉鎮充分的政策空間，一是下放政策制定、實施和評估的主導權，二是適當放寬審計和監察的尺度與標準。基本原則是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犯錯空間，並允許他們以服務產業發展為目的，創造性地進行製度突破和機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要在官員問責上給予適當的空間，可以確立明確的政策邊界，即在綠色產業發展上允許領導幹部發揮主觀能動性，推進各類政策創新，在合理範圍內允許領導幹部去“試錯”。

可以想像，一旦給予三百多個地市政府一定的製度空間，在綠色產業的各細分領域必然會湧現出一大批創新性且可複制推廣的突破制度與機制，由此也會孵化和壯大一大批優秀的綠色民營企業，而這樣的經濟活力正是當下中國和全球經濟環境下所迫切需要的。

作者黃平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級公共管理研修項目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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