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2023.08.31

本文主要的论点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如何解决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遗留的结构性问题，而应该放在如何抓住全球经济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的新机遇。这是经济治理的思路问题，只有统一和明确了这一思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才具有方向性和系统性，否则只会落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陷阱。

围绕全球绿色产业发展前景与中国的机遇，作者主要给出了以下三个观点：一是绿色产业作为未来的世界级产业，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二是中国在绿色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且这种比较优势具有可持续性，主要原因是绿色产业中民企和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三是要维持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的领导地位，关键在于针对民企和地方政府的充分合理的制度空间，而非经常导致寻租现象的政策支持。

本文为IIA团队“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前景”系列评论文章，从不同视角聚焦当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供读者参考。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近日，关于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危机等种种问题逐渐占据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头条，“中国经济崩溃论”甚嚣尘上。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切实存在的问题，也是当下面临的危机。但是，我们不光要关注这些具体问题，还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到这些问题涌现的国内外背景。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横向比较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状况，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良好健全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基本判断下，我们认为不应该紧盯着“问题”不放，而应该同时看到“机会”，因为“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问题”。

问题是发展什么？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机会在哪里？经验地看，我们认为最大的机会在于智能化和绿色化。在智能化上，随着ChatGPT的横空出世，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给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在绿色化上，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都已经成功实现了商业化运作：一方面在政策上获得了绝对的合法性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市场上也已经获得了资本和企业家的投票，大量资本和不同行业的企业家进入绿色产业领域。绿色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绿色产业的三个主要产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被视为中国外贸的“新三件”。

事实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众多智库与媒体，在过去的几年内已经围绕这一问题已经向世界发出了各种警告，提醒各国政府警惕中国在绿色产业的“垄断地位”。美国拜登政府也围绕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无论是从市场客观数据，还是从西方主观反应来看，中国在绿色产业显然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2023中国绿色经济年会于2023年3月在

北京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图源：北京市朝阳区国际绿色经济协会）

围绕全球绿色产业的三大重点产品，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是绿色产业是否能替代房地产等传统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第二是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绿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是否有优势？这种优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第三是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在绿色产业上创造足够的制度空间，以保持和提高民企和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绿色产业是世界级产业

近年来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事件频发，例如今年就出现了席卷北半球的热浪和野火、中国京津冀罕见的特大暴雨和洪水、美国加州历史性的雨雪风暴等。这些现象一般都被归因于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论断无论是在主流学界还是政界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广泛共识，而这种共识也已经反映到了西方主要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战略决策中。美国在去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气候立法，从技术、产业、资金等方方面面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在今年也正式成为欧盟法律，使得欧盟成为全球第一个征收“碳关税”的经济体，也使得“碳”真正成为与技术、人力、资本等类似的重要市场要素。除此之外，重要的跨国企业，例如微软，明确提出要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并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碳足迹；奥迪则宣布于2033年停产燃油车。

然而，疫情三年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泥淖，叠加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紊乱，“绿色”和“低碳”这两个名词已经很少能够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们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迫切的短期危机中。显然，这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在短期内更需要被关注与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绿色化和低碳化的进程会被中断或者逆转。换言之，虽然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确实被延缓了，但无论是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战略，还是从全球各行业领军企业的发展方向来看，这一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从本质上来看，绝大多数绿色产业都是政策导向型产业。试想，如果碳排放不会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及各种极端天气，无论是可再生能源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存在足够的合法性地位，在没有政策倾斜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在市场上与化石能源或燃油汽车竞争。因此，只有明晰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方向，我们才能讨论绿色产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未来角色。事实上，众多研究机构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投资需求预估都达到了百万亿元。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未来30年的绿色低碳投资累计需求将达487万亿人民币（按2018年不变价计）。”具体来看，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彭博BNEF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新能源汽车报告中指出,预计截止至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累计规模将达9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4.36万亿元），截止至2050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56.7万亿美元（约合405.31万亿元）；另外，可再生能源、氢能、电化学储能等都将成为万亿级、甚至百万亿级的市场。

由此可见，绿色低碳产业不是简单的一个或数个单一产业的集合体，它不单单局限于中国本土，而将是涉及全球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并且体量巨大的世界性产业。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无论是从市场规模还是从社会经济覆盖面来看，绿色低碳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并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构建绿色低碳的环境友好型城市可能成为许多国家未来几十年内的新目标（图源：Deloitte）

中国绿色产业的比较优势具有可持续性

在当前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中，中国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先发优势。通过呈现市场占有率、生产规模、贸易规模等方方面面的数据，国内外的众多报告都表明了中国在绿色低碳产业中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2)》为例，从2012年至2021年，中国绿色贸易的规模从7934.2亿美元增长至11610.9亿美元，甚至超过欧盟，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绿色贸易经济体。其中，中国的光伏发电与风电等新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太阳能电池（包括多晶硅材料、硅片、电池组件等）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

绿色低碳产业中的三大核心产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外贸“新三样”，逐渐替代了服装、家具和家电这“老三样”，并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毫无疑问，中国在绿色低碳产业上的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当下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比较优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它们是否会因为西方国家先进科技的开发应用和新兴国家制造能力的提升面临技术和成本的双重夹击，而最终失去竞争力呢？

商务部研究院于2023年2月在北京举办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2）》发布会暨研讨会

（图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来审视，即看到产业发展背后的主体：民企和地方政府。关于中国模式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这一直以来在学界都是众说纷纭，其中，公共政策和经济地理学界普遍将这一经济奇迹归因于“市场主体”的作用。这里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指民企，也指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中国外贸“新三样”背后的“市场主体”及其作用。

概括来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是民企与地方政府合作共赢的结果，常见的成功案例往往是由民资民企主导，地方政府再给予辅助与支持。首先，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三家产业都是民企主导的产业。根据2022年总销量排名前十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数据来看，民企占比过半，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领域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其次，这三家产业都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若干个产业集群，背后除了有龙头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加持之外，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早期的布局和规划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它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以重庆、成都、西安三大城市为中心的西三角四个产业集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学界的众多案例研究都表明民企与地方政府的互信与合作是鼓励新兴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企业发展和产业培育的初期。比亚迪和深圳、蔚来和合肥、宁德时代和宁德、天合光能和常州等等，类似这样政企合作共赢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与之相对，失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因为民企和地方政府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寻租和腐败行为。

综合来看，正是民资民企的主导和地方政府的辅助支持，才能使得这些绿色新兴产业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孵化和成长。一方面，民资民企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来进行技术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以提高本地GDP和税收为初衷，具有很强的积极性来支持企业规模化和产业集群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判断，以民企和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绿色产业具有很强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创造制度空间，提高民企和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产业维度来看，中国的绿色产业无论是在技术水平，还是在生产制造能力、供应链能力等方方面面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比较明显的先发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像一些西方智库与媒体那样过分夸大我们的优势，而应该客观和理性地看待当前优势，并充分意识和识别出未来的潜在风险。因为从技术上而言，各个细分领域都存在技术突破性创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国绿色产业原有的技术积累和优势不复存在。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日本和丰田汽车押注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新赛道。在生产制造和供应链上，随着技术和生产制造能力的积累，印度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很有可能在本土形成完整的供应链。

因此，虽然目前中国在绿色产业上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优势并非是不可替代的。正如上文的分析，我们需要抓住形成这些比较优势的核心要素，即保证民企和地方政府在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为他们创造足够的空间以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进而维持和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具体而言，这里主要涉及两个“空间”，一是民企的空间，二是地方政府的空间。

丰田汽车将在2023年推出一款全新的氢燃料电池车型

（图源：丰田汽车）

民企的空间，一方面指代的是商业上的空间，另一方面是运营上的空间。明确商业上的空间重点在于明晰民企和国企的边界。在刚刚出台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可以看到,其中的“民营经济31条”已经基本涵盖了发展民营经济方方面面的内容。除此之外，文件中还特别提到要“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而这样的重申在当下是非常重要与及时的。但是，考虑到国企与各级政府间无法割裂的制度和人事联系，此政策要真真切切地落到实处，实际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隐形制度和文化障碍。

因此，我们提议，更有效的方式并不是在政策上给予民企更多的空间，而是应该给国资国企套上更多的限制，例如禁止或限制进入某些领域，特别是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产业。对于绿色产业，相关部门应该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个国资国企进入限制清单，在真正意义上给予民资民企充分自由与公平的营商环境。明确运营上的空间重点在于明晰民企和地方政府的边界。这里的“空间”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民企日常运营的参与和干预，减少企业在接待和开会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企业非必要的支持，无论是在土地还是资金等方面，因为过多的支持往往会适得其反，轻则增加企业的决策压力与负担，重则可能逼迫企业进行非理性扩张。

地方政府的空间，一方面是政策上的空间，而另一方面是问责上的空间。这是十八大以来很少被公开讨论的议题，因为随着反腐工作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更多成为约束和限制的对象。客观来看，过去几年的反腐工作成效显著，也基本上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设计和干部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大力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绿色产业为试点，中央和省政府应适当给予地市和县乡镇充分的政策空间，一是下放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主导权，二是适当放宽审计和监察的尺度与标准。基本原则是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犯错空间，并允许他们以服务产业发展为目的，创造性地进行制度突破和机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官员问责上给予适当的空间，可以确立明确的政策边界，即在绿色产业发展上允许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各类政策创新，在合理范围内允许领导干部去“试错”。

可以想象，一旦给予三百多个地市政府一定的制度空间，在绿色产业的各细分领域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创新性且可复制推广的突破制度与机制，由此也会孵化和壮大一大批优秀的绿色民营企业，而这样的经济活力正是当下中国和全球经济环境下所迫切需要的。

作者黄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公共管理研修项目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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