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9.01

中國經濟崛起的外部性一直備受西方關注。多年來，西方一直唱衰中國經濟，但中國經濟仍然為全球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近期，看空中國經濟的聲音尤為嚴峻，這其中涉及人口紅利、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和地緣政治等問題。

經驗地看，中國的崛起一直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減貧事業也具有實質性意義。針對西方“下一個中國在哪裡”的疑問，鄭永年教授指出，更大規模、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創新是對唱衰中國經濟最有效的回應，也是保障“下一個中國在中國”最有效的方法。

本文為IIA團隊“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前景”系列評論文章，從不同視角聚焦當下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供讀者參考。

中國是個“例外”嗎？

西方唱衰中國經濟並不新鮮。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西方唱衰中國經濟的各種論調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以說，中國經濟就是在西方的各種唱衰論調聲音中崛起的。儘管每一波唱衰論終歸破產，但在每一個時期唱衰論者總能找到新的證據使得他們自己相信，中國經濟在衰落，並且必將衰落。

經驗地看，近代以來西方率先實現了現代化，成為發達經濟體。久而久之，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人們就相信一個國家只有走與西方同樣的發展道路、採用與西方同樣的發展方法才能獲得成功，反之就會失敗。蘇聯和東歐集團解體之後，這種相信演變成為了一種信仰，於是就先有“歷史終結論”，後有“華盛頓共識”的出現。

漫畫：唱衰中國經濟

（圖源：光明日報）

中國是個“例外”嗎？作為一個非西方國家，中國的崛起在西方學術界一直存有巨大的爭議。對有些人來說，中國的崛起就是順應了西方的道路和方法。西方是這麼認為的，中國的不少學者也是這麼認為的。曾經有一段時間裡，很多人認為，總有一天，中國道路和西方道路會趨於統一。在八十年代之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裡，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很多人都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終究會促使中國成為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market democracy）。

但中國畢竟是中國。中國越發展，就越來越像文明意義上的中國，而非西方所期望變成的中國。而作為中國人，我們也變得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傾向於選擇文明中國了。這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對一些人來說更是不可接受的。於是，西方轉而相信中國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轉而選擇唱衰中國經濟。

高增長是非常態，

低增長才是常態

最新一波的唱衰中國經濟論可以說是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最為嚴峻的。唱衰論的聲音並不單一。有人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已經用盡，人口出現負增長，中國的人均GDP永遠不會超過美國。也有人認為中國祇不過是另外一個日本模式。日本曾經因為其經濟規模龐大和科技實力雄厚而使得美國人感到恐懼，但它最終陷入“失去的”幾十年。更有人認為，隨著中國房地產產業陷入困境和地方債務問題惡化，往日的“中國模式”已經破產。有些人昨天還在大嚷“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今天搖身一變，轉而大談特談“如何應對中國作為大國的衰落？”。美國總統拜登顯然認同這些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他前不久幸災樂禍地說道，“為了保持增長，中國過去的年增長率為8%，現在接近2%，這不太好，因為壞傢伙有問題時，就會做壞事”。不難看到，拜登簡單地把西方或者美國自身的邏輯強加到中國身上。內部問題外部化一直是西方的邏輯。美國政客這些年來，國內的事情搞不定，轉而致力於搞地緣政治。無止境的地緣政治一直在惡化著國際經濟環境，也對所有經濟體都產生著負面的影響。

應當指出的是，經濟批評者和唱衰論者之間是有區別的。中國經濟批評者往往從特定的經濟理論出發來理解中國的經濟行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往往會碰到困難，覺得中國經濟難以理解，但他們不會輕易地得出“中國經濟衰落”這樣的結論。實際上，最近也有不少西方經濟學家在提醒西方“談中國經濟衰落為時尚早”。

西方唱衰中國經濟論者所關切的自然是其自身利益。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他們關切的是如何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當中國經濟下行的時候，他們便開始高談中國經濟會如何威脅到他們自身的經濟。歐美各國無一例外。

這也表明，因為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崛起是在全球化局面下實現的，中國今天的經濟局面也必須置於全球經濟範圍內才能得到理解。今天的全球範圍內，幾乎沒有一個經濟體是沒有問題的，大多數經濟體都面臨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因為世界市場的不景氣，那些出口導向的經濟體都面臨著更大的問題。

但經驗地看，全球經濟增長緩慢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世界經濟增長實際上已經放緩了幾十年之久。在1962年到1973年間，全球GDP的平均增長率為5.4%；在1977年到1988年間，這個數字為3.3%；從1991年到2000年，平均增長率為3%。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的增長變得更加緩慢。換言之，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一直是遞減的，而非遞增的。​​​​​​​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全球經濟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只發生在少數幾個階段的少數國家，而低增長甚至滯脹則是常態，具有普遍性。​​​​​​​

“中國奇蹟”一直在

推動全球經濟增長

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中國經濟變化更具有世界意義。美國的中國經濟評論者華勒斯-威爾斯(David Wallace-Wells)近日（2023年8月23日）在《紐約時報》上著文(What Can Replace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指出，“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沒有美國人真正意識到，近半個世紀以來，所謂的中國奇蹟一直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事實的確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8年至2021年間，世界人均GDP增長了30%，中國人均GDP增長了263%，而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40%。如果將中國排除在數據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間的增長將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長率將從30%降至12%。或者說，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復甦的勢頭非常強勁，獨自令全球人均增長率幾乎增長了兩倍。但這還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時期。 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2%；2007年，它達到了同樣的峰值；在那之後的15年裡，它的平均增長率約為峰值的一半。

其它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 BCA研究公司的數據也表明，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40%，而美國和歐元區的貢獻率分別為22%和9%。

中國經濟崛起對全球減貧事業的貢獻更具有實質性意義。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時間裡，中國促成了8億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歐克斯(David Oks)和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在2022年發表的一篇追踪全球發展放緩的文章中指出，自1981年以來，在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減少的總量中，中國約佔45%，而對不那麼極端的人群來說，影響更大，即在世界範圍內，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標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國人；升至10美元指標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國人。正因為如此，這兩位作者認為，過去40年內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國的。

這一點對中國讀者認識自己的國家非常重要。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後，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因為已經習慣了數十年的快速發展，很多人視其為常態；一旦經濟增長緩慢起來，就立刻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但如果比較地看，在中國實現了高速增長的時候，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處於低增長狀態，甚至滯漲狀態。在中國促成了高達8億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僅沒有脫離貧困，反而變得更加貧困了。經濟增長為中國培育了4億中產，但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西方經濟體的中產不增反減。這也就是自特朗普以來，美國“遷怒”於中國的主要因素。美國政客們不會反思美國的內部治理問題，而是把美國今天的問題根源歸諸於中國，認為中國奪走了美國的就業和稅收。這更是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和拜登變本加厲的主要原因。

繼簽署"中國經濟侵略"備忘錄之後，特朗普於2018年3月宣布對一系列中國貨物徵收進口稅，每年稅額約500億美元

（圖源：BBC News中文）

但如果說過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國的”，則是毫無道理的。沒有人會否認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中國經濟的崛起同樣使得整個世界經濟獲益。正如華勒斯-威爾斯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中國靠自身的繁榮重塑了全球市場，成為天然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基礎設施領導者、全球貿易夥伴和需求海綿，吸收了亞洲和整個世界所能供應或製造的大部分產品。一些蓬勃發展的國家通過複製中國以製造業和城市化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國家作為自然資源出口國服務於中國的繁榮，並在中國催生的所謂全球商品超級週期中乘勢而上，實現增長。在填充這塊海綿的過程中，一些國家過早經歷了去工業化，導致沒有足夠的能力自主駕馭新格局。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里卡多·豪斯曼表示，自1970年以來，只有20%的國家縮小了與美國的收入差距，其他80%都做不到。

由於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包括西方經濟）的高度關聯性，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高度關切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已經高度依賴，中國經濟的問題也必然是世界經濟的問題，反之亦然。《紐約時報》近日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討論“中國經濟衰落對世界的影響”。 8月25日在一篇討論中國房地產問題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消費者支出的下降損害了在華開展業務的公司，例如美國科技企業和歐洲奢侈品集團。中國經濟疲軟也意味著對石油、礦產和其他工業基礎材料的需求減少。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每年購買數十億美元的美國農作物和機械”。

也正因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聯性，美國自特朗普政府以來大搞地緣政治，不僅損害著中國的利益，也損害著美國的利益。芯片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貿易戰之前，美國三分之一的芯片出口到中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單一芯片市場。但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和其同盟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卡脖子”，搞芯片封殺，搞亂了世界芯片市場。中國的利益自然遭到重大損失，但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照樣遭受損失。很自然，對中國來說，這種外在環境的變化促成了對芯片技術的巨量投入。

截止至2022年，中國仍然是全球芯片的最大市場

（圖源：深圳市薩克微半導體有限公司）

中國經濟崛起方式

帶來的問題

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中國經濟的崛起方式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發展所需。人們所說的“舉國體制”的優勢首先表現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在短短數十年時間裡，中國基礎設施趕上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良好的基礎設施大大推進了工業化進程，吸引了大量的西方資本。西方技術連同其資本進入中國，有效地推動了製造業的崛起。在不長的時間裡，中國儼然成為了世界製造業中心。製造業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有效地推動房地產發展。因為房地產是一個基礎產業，其在中國總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經常被誇大。但如果沒有製造業的發展，沒有眾多的農民進入城市，那麼房地產不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的發展。製造業、房地產和城市化，這些都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在今天，房地產出現問題的其中幾個重要因素就包括新增製造業經濟活動的缺少甚至缺失，進城人口的減少甚至停頓。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和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所說的“超級全球化”幾乎是同一個進程。 “超級全球化”促成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所有這些生產要素自然流向那些有條件接納並且可以實現贏利最大的地方。中國便是這樣一個最主要的經濟體。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學家曾經用“雁行模式”來解釋日本之後東亞“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台灣、香港）的東亞經濟發展，即日本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把產業（技術）轉移到“四小龍”，推動了後者的發展。​​​​​​​但中國的發展遠超“雁行模式”，因為中國是向全世界開放的，體量巨大，進而成為各國資本和技術的首選。世界生產要素在中國得到有效“配置”，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動能。不過，這也導致了一個致命的弱點，即中國的企業過度追求西方技術的應用和改進，而忽視了原創技術的投入和研發。因此，今天當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行政當局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對全球市場進行深度干預的時候，中國就面臨被“卡脖子”和“脫鉤”的風險。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地方競爭。早在八十年代，一些學者已經觀察到，儘管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但中國地方（區域之間、省份之間、城市之間）競爭遠超當年的歐洲國家。實際上，幾十年過去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迄今還沒有終止，而是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地方競爭一方面促成了地方經濟發展，但同時因為競爭不當，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地方債務。在地方經濟發展快的時候，發展可以消耗掉地方債務。但是，地方債務並沒有因為經濟減緩而減少。每年地方官員都面臨考核的壓力，儘管並非不知道地方債務的嚴重性，但為了應對考核，還是繼續通過舉債的方式來滿足地方的需要，而把責任轉移到下一屆政府。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依然面臨財政預算“軟約束”問題。儘管中央政府始終強調“誰家的孩子誰抱”，但沒有幾個地方政府會相信這一點。道理很簡單，地方政府是不可關閉的。

可以說中國經濟崛起是因為中國成為了世界經濟要素的“海綿體”，但成為“海綿體”並非必然，而是中國自身改革開放的結果。八十年代以來，為什麼沒有其他國家，甚至那些被西方視為比中國條件更好的國家（例如印度），成為“海綿體”？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製度優勢，即中國政府不斷推進的改革、開放和創新政策。​​​​​​​

怎麼解決？

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和創新

經濟領域存在的這些問題早就表露出來，只是現在變得更為嚴峻而已。這些問題也並非不能得到解決，但要解決這些問題，新一輪更大規模、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和創新勢在必行。

作為一個基礎產業，房地產問題很嚴峻，必須認真對待。實際上，房地產包括兩塊，一塊是私人地產，如恆大和碧桂園，而另一塊是政府的寫字樓。私人地產公司的危機已經出現，政府寫字樓的危機並不比私人地產輕，只是因為這是政府的，危機還可以被摀住。房地產需要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即從被錯誤地界定為“支柱產業”，轉型為社會必需品。無論哪個國家，一旦房地產被界定為支柱產業，必然產生惡果。中國房地產的轉型既是必然，但同時也是一個機會。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社會已經從從前的“固定社會”轉型成為“流動社會”，但中國的房地產顯然還不適應流動社會的需要。一個典型的特徵就是公租房的缺失。儘管政府提倡公租房已經有數年，但政策遲遲得不到有效執行。實際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把公租房體系建立起來。可以通過成立房地產基金，銀行、國企、國資、民資合作來執行。同時，也可以推進高質量城市化來消化房地產存量，建設更多的停車場、養老院和幼兒園等公共設施。在優質房地產建設方面擁有更多的發展空間。現在的房地產千篇一律，根本滿足不了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

地方債務危機也很深刻，不僅不能迴避，反而更需直面。但中國地方的債務危機遠非媒體市場上炒作的那樣嚴峻。根本上說，地方債務是內債，即政府之間或者政府與民間之間的債務。更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地方債務並非因為消費過度而致，而是因為不當的建設過度而致。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擁有大量的資產。要化解地方債務危機，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出售資產，在減輕財務危機的同時讓渡出更多的經濟空間留給民營部門。未來，要控制地方債務，必須改變現存預算“軟約束”體系。需要改革地方官員考核標準和體系，遏制債務衝動。同時，也必須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真正讓地方政府負責地方債務。

中國經濟前景依舊明朗

老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由老問題引起的危機也可以得到化解。中國的經濟前景依舊明朗和確定。

首先，對全球而言，中國是一個產業最齊全的經濟體。中國人口多、市場大，什麼產業都可以在中國得到生存和發展。這尤其表現在製造業領域。儘管今天的產業升級受制於地緣政治的影響，但中國既不是過去的蘇聯，也不是亞洲的較小經濟體。中國在有效應對地緣政治變遷對產業所產生的影響，無論是國有部門還是民營部門，都在對研發進行大規模的投入，致力於跨越因為美國西方技術禁運而有可能面臨的“中等技術陷阱”。同時，中國繼續實行開放政策，並且是高水平的製度性開放。中國祇在一些被西方“卡脖子”和“脫鉤”的領域實行“被迫替代”戰略，而在更多的領域繼續和西方掛鉤。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也在評估中國的科技能力，很多人也意識到，美國和西方的做法即使能夠延緩中國的科技現代化，但不僅封殺不了中國的科技現代化，反而在刺激中國加速科技現代化的步伐。也就是說，只要中國本身是開放的，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今天所施行的政策很難實現其政策制定者的目標。

中國歐盟商會2021年1月14日研究報告封面

《脫鉤：切斷聯繫及為全球化打補丁》

（圖源：美國之音）

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與日本不同，與其他較小經濟體更不相同，中國開始擁有世界性產業。日本“失去的”幾十年主要是因為其缺失能夠擁有世界性的產業。缺失新增經濟活動是日本陷阱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中國很不相同。中國不僅擁有最齊全的產業體系，而且擁有可以成為世界級的新產業體系，這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車和新能源領域。實際上，在廣義的綠色產業領域，中國是引領世界的。同時，在綠色產業領域，中國本身幾乎不存在既得利益，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發展只會對西方的既得利益產生影響。正因為這樣，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會加強和中國的競爭，甚至在一些技術領域封殺中國。但是，在這個領域，中國已經是不可封殺的了。

此外，同樣具有發展空間的是中國的金融經濟。迄今，中國經濟還是以實體經濟為主，中國的金融經濟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經驗地看，像中國那麼大的一個經濟體，即使是內部發展就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更不用說是國際化了。 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以來的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性的經濟體，主要一個因素就是金融經濟。可以說，金融是世界經濟的血液，一個經濟體如果沒有金融經濟，就很難成為世界級經濟體，更難以支撐具有世界性的經濟體。或者說，沒有金融經濟，一個經濟體充其量也只是二流的經濟體。就中國來說，金融經濟下一步如何發展的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不僅內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金融的變革，中國經濟的國際化更需要金融的變革。儘管英美國家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經濟過度虛擬化，出現了很多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趨勢不可避免，更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發展金融經濟。對中國來說，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要發展金融，而是要發展怎樣的金融經濟和如何發展。中國的金融經濟必然會配合實體經濟的成長而成長，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馬克思對資本的看法還是對的，即資本的本性不會變，就是要流動、要擴張。實際上，國際資本連同技術一直在尋找和開拓新的市場。這些年，國際經濟界和商界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即“下一個中國在哪裡？”也就是說，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遇到問題，那麼誰可以取代中國呢？多年來，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印度。很顯然，只有人口已經超越中國的印度有潛力去擁有中國那樣的體量。印度自己也是這麼看的。在莫迪領導下，印度這些年也取得了不錯的進步。但是，印度要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仍然面臨重重困難。蒂姆·薩海(Tim Sahay)最近（2023年6月23日）在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文章(Contrary to Reputation, India's Current Government Has Made Its Worse Off) 指出了印度的現實：印度的製造業近年來不僅沒有擴張，反而在萎縮，而農業勞動力實際上在增長，私人投資佔GDP的比重還趕不上十年前的水平。莫迪許諾印度的製造業領域從2017年到2021年增加一億勞動力，但實際上在這段時間裡印度失去了2400萬工作。在2000年到2020年間，越南和孟加拉國的製造業部門就業人口翻倍，但印度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印度14億人口的製造業出口額和只擁有1億人口的越南相仿。

通用汽車在離印度孟買73英里的

塔萊加奧恩的裝配線

（圖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無論是和捲入地緣政治而不能自拔的美國西方相比，還是和想赶超中國的印度相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對中國經濟感到悲觀。總體來看，中國目前的經濟局面是由內部經濟增長轉型和外部地緣政治變遷造成的，兩者的疊加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不過，正如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內外部問題的確很嚴峻，但並非不能應對。鑑於中國的體量，即使問題大，吸收消化和應對問題的能力也強。我們所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改革開放創新，讓改革開放創造、釋放新的動能，引領中國經濟發展。

一句話，改革開放創新是對唱衰中國經濟最有效的回應，也是保障“下一個中國在中國”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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