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发动的全球关税战，是对其首任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全面升级，具有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强的力度和更明显的针对性，严重冲击了全球贸易体系和供应链布局。尤其是其近期提出的大规模“对等关税”政策，试图通过关税消除贸易赤字，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重点关注和轩然大波。当前各类讨论主要集中在贸易、制造业以及地缘政治等层面，也提及最为关键的因素——美元，但着墨不多。

本文拟从一个环环相扣的视角入手，全面展示美元在特朗普挑起全球关税战过程中的特殊性：首先，追根溯源来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需要通过贸易逆差的形式向全球输送储备货币，这也导致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脱实向虚，成为此次全球贸易摩擦的历史根源；其次，正是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赋予了美国远超其经济基本面尤其是债务水平的购买力，这也是特朗普敢于向全世界“宣战”的最大底气；最后，从理论层面来看，特朗普想要达成的贸易逆差减少和制造回流等战略目的，天然地会削弱美元在国际上的使用，进而侵蚀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背后的金融体系，对全球造成深远冲击。

可以说，美元正是特朗普打全球关税战的根源、底气与死穴，这一视角一方面得以窥探特朗普关税战的优势与弱点，为各主要国家应对和反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矛盾则更加体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或许能成为未来化解全球摩擦的重要抓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美国货物贸易赤字的起点

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资本密集型的制成品和机械的大规模生产以及铁路的普及。这一转变也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转折点，即美国制造业的日益成熟导致美国减少了对制成品进口的依赖，增加了制成品出口，从持续的贸易逆差转向持续的贸易顺差。到19和20世纪之交，美国在追随欧洲工业化步伐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不仅在制成品方面实现完全盈余，而且货物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1870年左右算起，美国整体贸易顺差约持续了100年（如图1所示）。

二战后，美国更是通过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制造业强大，对外出口能力强，基本维持贸易顺差或小幅赤字。但变化的节点发生在1971年，由于美国黄金储备不足以支撑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一年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解体后，美元成为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其供给和价值主要由市场决定。尽管脱离黄金，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各国为了储备美元，愿意对美出口，获得美元资产（如美债），反向促进美国进口大于出口，表现为贸易逆差（即用美元进口他国商品）。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从1971年出现的货物贸易逆差便不断反复和扩大，并在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持续性贸易逆差。

更重要的节点出现在1980年代，里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包括减税、放松监管、削减政府开支和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等措施的经济政策，被称为“里根革命”。这些政策不仅旨在通过激励企业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浪潮，美国企业在追求更低成本和更高利润的驱动下，将制造业生产逐步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使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领域，外包现象尤为明显。美国经济逐渐从生产导向转为消费和服务导向，进一步加剧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以及更大的贸易逆差。尽管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美国贸易逆差在1985年后有所减少，但在90年代由冷战结束开启的超级全球化浪潮中，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又迅速扩大，自此成为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如图1所示）。

图1：美国货物贸易占GDP的比重（图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World Trade Historical Database, Measuring Worth, and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众所周知的“特里芬难题”就是从理论层面来解释为何美元的国际地位会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美国为了满足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必须提供大量美元流动性，即通过贸易逆差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其他国家。这导致美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否则全球将面临美元短缺，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将受阻。美国以输出资本（美元资产）来换取外国商品，本质上是“以债养货”。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度和美元国际化继续深化的背景下，美国一直伴随着长期和结构性的货物贸易逆差，这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宏观金融格局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标志着美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金融中心”的转变，也为其贸易逆差打开了长期化的大门。

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企业和个人投资者都愿意持有美元资产（如美国国债、股票、公司债等），因为它们被视为安全、流动性强、回报稳定。正是这种全球对美元资产的强烈需求，反过来使得美国能够持续借债来维持高消费水平和贸易逆差，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愈发严重的债务依赖，以及制造业空心化。

所以“特朗普们”所反对的全球贸易分工及所谓的贸易不平等，追根溯源，不正是其先辈们用美元的不平等地位所换来的吗？

排他性的美元霸权是特朗普向全球加税的底气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敢于向全球约180个贸易伙伴开刀。

原因依然是美元。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更体现在其是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几乎没有其他货币能够替代这一地位。这种“排他性”赋予了美国独特的经济权力，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经济政策，包括特朗普的“全球加税”策略。

细数一下美元霸权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好处：一是美元资产的高流动性增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使美国可以低成本融资，即发行国际金融硬通货“美债”；二是美元主导地位赋予美国在全球金融制裁、货币政策外溢等方面的巨大权力，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向“美”看齐，美联储主席也被笑称全球金融界最有权力的人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元赋予了美国全球最强且极不对称的购买力。

当前美国政府债务已逼近40万亿美元，政府赤字率居高不下。同时美联储经历多轮量化宽松（QE），基础货币大幅扩张，美元流动性泛滥。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依然长期维持强势，全球资本仍大量涌入美元资产。这使得美国对外进口几乎没有“外汇约束”和贬值压力，即使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也能持续维持强劲的进口水平。按照正常情况，通常只有“净储蓄国”或“信用极佳的国家”才能长期在国际市场上维持如此强劲的购买力。这种特殊情况唯有美元霸权才能解释：即美国的信用是全球信用的锚，而不是其自身经济基本面的反映。

特朗普执政时期，频繁发动贸易战，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表面上是为了“缩减贸易逆差”，本质上则是利用美元霸权构建的结构性优势，向全球转嫁成本。美国可以直接用自己印刷的美元，从其他国家购买实物商品（如石油、汽车、电子产品等），而其他国家则必须通过出口产品或服务来换取美元。这种机制使美国具有不对称的全球购买力，而且全球大多数国家并未进行反制，更多是敢怒不敢言。就像国内一些言论所谓的不愿得罪最大的“甲方”。但细看下来，如果说其他国家的购买力是靠“生产换汇”获得的，那么美国的购买力则是靠“信用铸币”获得的，这种“甲方”真的稳定和可持续吗？

美国联邦铸印局的工人们在工作（图源：Texas Monthly）

特里芬难题下，特朗普追求的贸易顺差似乎是美元及其背后金融体系的“天敌”

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试图通过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来强化国内经济竞争力，同时减少经常账户赤字。这一政策的核心抓手在于通过大范围和远超实际水平的“对等”关税强制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制造业国家）加强对美投资、购买美国商品等减少对美贸易逆差。

且不论这种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贸易格局、产业分工以及物价水平等方面的系统性伤害，单就从货币视角来看，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目标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需的“输出型赤字”就形成了深刻的矛盾。我们可以从对美国和对全球的影响两个维度来算一算这笔“经济账”。

对美国而言，若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提供的国际流动性减少，其他国家购买美债的能力也会下降。美债需求减少将推高美国的财政融资成本，同时增加长期利率压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在维持高额财政预算时面临更大的负担，这与特朗普政府想要的财政平衡不正是“背道而驰”吗？同时若全球美元供应减少，外国资本对美国企业所发行的金融资产（如公司债、股票）的投资热情以及能力都可能下降，这将导致资本流入减少，并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循环。

对全球而言，全球经济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使美国减少流动性输出成为一种全球性风险。如果美元流出减少，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将受到冲击，可能导致贸易成本上升和跨境金融交易效率下降。同时若美元供应减少，将直接削弱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能力，引发经济不稳定，甚至增加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策可能迫使其他国家寻求替代性货币（如欧元、人民币）来填补美元的“供给缺口”，并且区域性货币结算体系和本币结算机制的推进，将逐步削弱美元的垄断地位，加速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这相当于主动放弃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

坦率地讲，美国既要享有美元霸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又希望实现贸易平衡甚至顺差，这在逻辑上是不可兼得的。特朗普的政策试图打破这个悖论，但现实是：若坚持贸易顺差，美国将失去全球流动性提供者地位；若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必须持续承受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压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何时解决？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和超强的购买力是二战后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制度所赋予的“特权”。这种非对称的结构，成就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但也埋下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一旦美元失控，全球经济将面临巨大的重构压力。而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风险，其实质是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矛盾向全球的延伸。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明确这已远远超出美国一个国家的能力，即“特里芬难题”展示的深刻矛盾并非美国自己调整政策就能够解决；另一方面则需要找准着眼点，即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应该加快提上日程，只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才有望减缓尖锐矛盾的进一步爆发，这离不开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刻调整与所有国家的参与，也需要美国在维护美元霸权与承担国际责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许多顶尖经济学家表示，特朗普有意识地试图摧毁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构建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图源：ABC News）

本文作者

包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企业出海研究中心主任。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