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如何實現亞洲的持續和平?


導讀 · 2022.11.21

亞洲國家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未來命運,正如過去40年我們有共同發展的經驗一樣。中國和亞洲也迫切需要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來共同構建不同於“兩極世界”的新秩序。 2022年11月17-18日,百川論壇——“第二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評估:如何實現亞洲的持續和平?”2022研討會在深圳召開。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邀請了來自國內外著名學者、各領域專家、資深政策研究人員,聚焦“亞洲和平”這一主題,共同評估當前國際環境的變化,探討如何構建可能且可行的維持亞洲和平的新秩序。本文內容由鄭永年教授在論壇上的開幕致辭整理而成。

 

在剛剛結束的G20會議上,中美兩國首腦為實現世界和平和發展做出了共同的努力。儘管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有共識,但在一些關乎戰爭的問題上雙方達成了很大的共識,包括加強對話、管控衝突、反對使用核武器等。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希望和平。在政界、社會各界,甚至學術界,從來不乏人在鼓譟戰爭。彭博社觀點專欄作家哈爾·布蘭德斯(Hal Brands)到日本採訪,寫了一篇題為“為什麼日本正準備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報導。從中國留學美國的余茂春多年來一直在鼓譟所謂中國的侵略性。當美國總統拜登在G20會議上表示並不認為中國會很快“侵略台灣”時,余茂春認為,台灣只不過是一個“侵略鏈”的開始。其實,類似的觀點在海外媒體上比比皆是,儘管人類一直是戰爭的受害者,但鼓譟戰爭的人從來就沒有消失過。

今天我們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實現亞洲的持續和平問題,就是要發出完全不同的聲音。儘管我們並沒有天真到相信世界太平,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還是要為世界和平努力,盡我們最大的力量來呼籲和促進和平。

實事求是地看,過去40年,跟世界任何地區相比,東亞地區是發展最快、最和平、最穩定的區域。這裡所說的“東亞”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定義,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這個地區已經成長出世界上數個大經濟體:日本以前是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現在中國是亞洲經濟第一大,日本是第二大;印度現在發展很快,印尼又恢復了正常的發展狀態而成為另一顆亞洲經濟“新星”;越南也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經濟體。從經濟發展的潛能來說,這種狀況在今後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不會改變。

 

2000-2024年亞洲地區、全球其他地區與美國占全球GDP百分比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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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Goldman

和平、發展和穩定三者是互相強化的。和平為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而發展又反過來促進穩定。 1990年代初我到美國求學的時候,當時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發展很快,而日本是當時亞洲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很多人說“中日必有一戰”。美國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認為中國崛起了肯定要跟日本一戰。日本在歷史上曾經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當時中國國內也的確發生過反日示威。這些更使得很多人相信“中日必有一戰”。但結果怎樣呢?現在我們的經濟總量是日本的三倍多,但兩國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雖然兩國間有些小的糾紛,但整體上是非常和平的,中國政府跟日本政府非常理性地處理了諸多歷史與現實的問題。

亞洲的和平發展證明了鄧小平當年提倡的“和平與發展”的正確性。 “和平”與“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發展又為和平造就基礎。今天,儘管世界出現亂象、亂局,但我們還是要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這一點在剛剛過去的中共20大的政治報告中得到了強調。

不過,我們必須意識到,正因為東亞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變得如此重要,區域外各國都來關心亞洲,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亞洲儼然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的中心,亞洲地區的和平面臨嚴峻的挑戰。

在眾多的挑戰中,中國需要非常警惕的就是美國在搞國際秩序的“兩極化”。美國現在的大戰略就是想把世界秩序兩極化,這次俄烏戰爭中,把中國跟俄羅斯綁架在一起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國際秩序兩極化對我們亞洲地區有非常負面的影響,亞洲大部分國家跟中美兩國都有很深厚的關係,如果中美關係不錯,他們既有了安全,發展也是可以保障的;但如果中美關係惡化,惡化到像今天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或者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那樣,那麼亞洲所有國家都將是受害者——因為那樣,我們就會面臨現在烏克蘭的情形,沒有安全,更沒有發展。因此,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讓烏克蘭情形在亞洲重蹈覆轍。

今天,美國在亞洲搞所謂的“二、三、四、五”的“團團伙夥”:“二”就是“雙邊聯盟”,包括美日、美韓、美澳同盟等;“三”是“奧庫斯”(AUKUS),即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四”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五”就是五眼聯盟(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現在還在印太四國基礎上,搞把越南、新加坡等更多國家都加入進去的聯盟,即“六plus”。按照這個趨勢發展,如果以後真的形成了一個亞洲版的北約,那麼亞洲國家就永無寧日了。因此,我個人特別反對“北約”,更反對美國組建亞洲的“北約”。北約本就是冷戰的產物,冷戰結束,隨著其對手“華約”的消失,北約就應該改革甚至解散;但北約不僅沒有解散,反而一直在擴張,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就美國在亞洲的安全佈局而言,我們今天面臨的局勢異常地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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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KUS,QUAD和“五眼聯盟”

(圖源:布隆伯格基金會)

 

但是,只要我們理性,美國的計劃並不容易實現。在過去的幾年裡,美國忙著在亞洲(和世界各地)搞“團團伙夥”,也就是美國自己所說的聯盟,為此美國不惜強迫一些國家“選邊站”。但中國並沒有這樣做,這避免了亞洲的分裂。這里美國“排他性”的多邊主義和中國“包容性”的多邊主義構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包容式的多邊主義已經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亞洲國家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今年的香格里拉論壇上,印尼外長的觀點得到了亞洲多數國家的認同,即亞洲國家要以“亞洲方式”而非“美國方式”來和中國相處。我相信,我們亞洲國家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未來命運,正如過去40年我們有共同發展的經驗一樣。

作為亞洲最大的國家,中國對亞洲和平負有更多、更大的責任。中國要助力亞洲國家掌握自己的命運。中國要怎麼做?我這裡強調如下四點。

第一,大國要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過去40年,儘管中國、日本這些亞洲大國之間存在著競爭,但這種競爭基本上是良性競爭。亞洲以東盟為基礎的3個“10+1”就是典型的例子。當中國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形成中國—東盟“10+1”機制的時候,另外兩個東北亞經濟體日本和韓國都來競爭,分別形成了日本跟東盟的“10+1”,韓國和東盟的“10+1”,並且這3個“10+1”是互相競爭的。但競爭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就是在3個“10+1”的基礎上形成了“10+3”。 “10+3”機制也算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機制——因為大家在比誰做得更好,而不是比誰做得更爛。亞洲國家以前的好成績都跟這種良性競爭有關係。在未來,亞洲大國,比如中國、日本和印度,要繼續提供更多的亞洲地區的國際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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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韓-東盟10+3”對話機制

(圖源:“東盟+3”機制官網)

 

第二,我們要保持開放性,繼續踐行包容式多邊主義。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除了極少數國家還是封閉的,幾乎所有國家都是互相開放的,甚至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區的國家還開放。這個開放度還是要繼續保持下去。現在我們面臨著美國搞基於價值基礎之上的集團(value-based bloc),這種美國所謂的集團化,跟全球化是背道而馳的,是“逆全球化”。亞洲國家要互相開放,互相開放之上的區域化才能推動全球化,與全球化相向而行。在這方面,中國以往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需要持之以恆地去踐行包容式多邊主義。

第三,我們要處理好大國跟小國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大國要寬容,包括中國也好、印度也好、日本也好,大國對小國要寬容。亞洲在過去40年的發展中有漂亮的成績跟大國的寬容有很大的關係。例如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在某些方面(如早期收穫)中國對一些較小國家做了很多讓利,這對小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大國市場大,市場應當開放,大國市場的開放就是國際公共品。而且,大國還要有足夠的胸懷,要了解小國因為考慮到自身的安全問題,往往需要依靠或邀請域外大國保護自己。小國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國對小國寬容的同時,小國也要理解大國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小國不考慮大國的安全,“引狼入室”,做域外大國的“代理人”,讓周邊大國感覺到不安全,那麼,小國也將一樣失去安全。現在的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明確的例子。烏克蘭的不安全感源於其感受到了來自俄羅斯的威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烏克蘭要依靠北約來取得安全,那麼反過來俄羅斯就感覺到了不安全。而當俄羅斯感覺不安全的時候,那麼,烏克蘭就因為成為北約的代理人而成為犧牲者。亞洲近來的歷史也有深刻的教訓。 2016年菲律賓在美國的影響和推動下用國際法來解決南海的問題,但實際上從經驗看,這次仲裁案除了分化亞洲國家和把矛盾加深以外,沒有任何積極的成效,反而導致了各國間更大的不信任。所以,下一步如何處理好大國跟小國之間的關係,比如在推進“南海行為準則”(COC)的商談的時候如何與小國處理好關係,這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

第四,在一些牽扯軍事衝突的領域,我們要處理好跟美國的關係。美國一直在亞洲,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一直對中國有錯誤的認知,認為中國解決南海和台灣問題就是想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獨自稱霸西太平洋。實際上並非如此。

 

南海對中國非常重要,這裡涉及的問題也非常複雜,並不是訴諸於國際海洋法就可以解決那麼簡單,還有深遠而復雜的歷史問題。中國跟美國在南海區域競爭不可避免,當然中國也不害怕競爭,但中國還是要盡量避免跟美國的軍事競爭——一旦中國跟美國進行軍事競爭,南海地區就會變成亞洲的“火藥筒”。中國可以把美國的軍事競爭引導到經濟競爭,因為經濟競爭往往是雙贏的,而軍事競爭卻是零和遊戲。美西方國家也在亞洲搞“一帶一路”,儘管這也是競爭,但這種經濟競爭是好事,最終可能會是良性競爭。我們歡迎美西方國家來進行經濟競爭,但是我們不應當跟美國搞軍事競賽。總體來說,南海應當是開放的南海,和平的南海。我們都要看到自己的利益,不要受任何域外大國利益的影響,因為域外大國永遠不會服務亞洲國家的利益,或者說亞洲國家充其量也是域外大國追求自我利益的代理人。比如,美國一直在領導北約進行擴張,但實際上北約的行為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還是為了歐洲的利益?大家看看俄烏局勢對美國和對歐洲的影響,就可以知道了:歐洲國家需要承擔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幾乎是所有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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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南海競爭形勢複雜

(圖源:PARESH CAI/NYTS)

 

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灣問題是國家統一問題,並非一些美國人所認知的和美國爭霸的問題,和西方所說的“台灣民主自由制度”也沒有關係。或者說,這是主權問題,而非治權問題。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的目標並非“打敗美國”,而是實現國家的統一。隨著中國的國防現代化,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也越來越高。這和西方的認知剛好相反,因為西方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如果說從前的大國地位是以戰場上的輸贏來衡量的,那麼現在的大國地位就是以是否有能力為區域和全球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來衡量的。通過提供國際公共品來實現崛起,這是中國區別於從前任何大國的主要標誌。

 

 

GBA Review 新傳媒

編輯 | 賈本裕 梁湛非

美編 | 魏鈺奇

審核 | 馮簫凝 黃紫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