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以包容式多邊主義共建海洋命運共同體


導讀 · 2022.11.10

11月3日,“2022年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在海南三亞舉辦。本屆論壇由中國南海研究院、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和中國海洋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來自20多個國家的政要、官員、專家學者、駐華使節及境內外媒體代表500餘人線上線下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論壇開幕式上發表視頻演講。本文由IIA學術編輯組根據鄭永年教授在論壇上的發言整理和擴充而成。

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洋治理危機是全球治理危機的反映。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理解當前的全球治理危機。這裡從國際公共品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危機。海洋是典型的國際公共品,因為正是海洋把世界各大洲在物理意義上鍊接起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海洋危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如果從國際公共品的角度來理解海洋治理危機,那麼簡單地說,危機的產生是由兩個相關的因素造成的,即好的國際公共品太少,而壞的國際公共品太多。

很多年來,好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太少。如以聯合國組織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其他各種國際條約和組織,以及區域性的條約和組織等都可視為是好的國際公共品。就海洋而言,“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簡稱UNCLOS)就是好的公共品。然而,這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在海洋治理上沒有整合起來,呈現出高度碎片化的趨勢。更為嚴峻的是,今天,各大國在海洋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越來越表現出國家的自私性質,在此情況下,大國所能提供的公共品遠遠不足。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本是一種好的國際公共品,但有些大國自己不承認、不加入國際海洋法公約,只是把公約作為指責他國的有效工具。當一些大國站在國際法之上的時候,國際法就失去了信譽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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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海洋被劃分為國家管轄範圍內和國家管轄範圍外的區域。 ("M"=海裡)

(圖源:Vierros, M., Suttle, C. A., Harden-Davies, H., & Burton, G. (2016). Who owns the ocean? Policy issues surrounding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Limnol. Oceanogr. Bull., 25(2), 29-35.)

在好的國際公共品不足的同時,各國產生著太多的壞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如海洋垃圾造成的海洋生態危機、過度捕撈、海洋生物物種減少等等。人類每年都在污染自身賴以生存的水,讓海洋成為人類的“垃圾桶”。

從公共品理論來看

大國扮演著關鍵作用

那麼,如何才能提供足夠的好的國際公共品?如何減少壞的國際公共品呢?

從公共品的理論來說,無論在提供好的國際公共品還是減少壞的國際公共品方面,大國扮演著特殊的作用。大國更有能力提供更多好的國際公共品,小國則傾向於選擇搭便車。相對大國來說,小國能力不足;即使小國有意願,其能力也不足以提供足夠的好的公共品。同樣,如果要減少壞的國際公共品,大國也要負主要的責任,因為小國是跟著大國走的。用碳排放的問題舉例,當前中美兩個大國的碳排放量加起來就佔全球的一半左右。很顯然,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合作,小國再努力也會於事無補。

因此,無論是提供足夠的好的國際公共品還是減少壞的國際公共品,大國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實際上,我們人類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物質文明發達到現在這個程度,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和技術來提供好的國際公共品,也有足夠的能力和技術來減少壞的國際公共品。但問題出在大國之間不能有效合作;尤其是當前,大國之間不僅不能合作,而且在搞惡性競爭,甚至走向衝突。

在所有大國關係中,中美關係最為關鍵。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在對華政策方面,提出了一個公式(formula),即“該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該競爭的地方就競爭;該對抗的地方就對抗”。然而,這種模式儘管從理論上有可能性,但實踐中實在很難適用。雖然說兩個大國可以嘗試,但效果也會不佳。到現在為止,美國在這一模式指引下的對華關係也沒有產生非常正面的效應,負面的效應反而是顯著的。道理很簡單,因為兩國不能在某個領域發生激烈衝突的同時,在另外一個領域依然能夠友好地合作。大家在口頭上或表面上都可以理性地說願意合作,但落實起來卻很不容易。想像一下,雙方在某領域叫罵不休,在另一領域卻要求做到笑臉相迎。這種在把各領域區分開來的前提下,平行的外交合作很難產生積極的效果。舉個例子,你不能說中美既在台灣問題上劍拔弩張,同時又在氣候問題上合作無間。這從任何人的角度來說都是很難實現的。經驗地看,美國自身也做不到,其他大國也做不到。美國對自己要求太低,而對他國要求太高。既然沒有國家可以做得到,那麼我認為美國提出的公式(formula)就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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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图标

(图源:网络)

 

 

解決國際公共品問題

需要包容式的多邊主義

如果說美國式的大國合作不可行,那麼我們能否解決國際公共品的問題?這是有可能的,取決於大國踐行何種形式的多邊主義,即大國和其他較小國家的多邊合作。這裡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減少壞的多邊主義和增加好的多邊主義?

其實中美兩國都在踐行多邊主義。但是,美國所踐行的多邊主義就往往是中國人所說的搞“團團伙夥”,即排他性的、針對第三方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是壞的多邊主義,因為他的目標是通過分化國際社會來達到大國自身的利益。多邊主義的目標是要解決人類共同所面臨的問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但“團團伙夥”的多邊主義實際上加劇了人類社會的碎片化和互相的對立。

二戰以後組建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組織體系,美國在組建初期起到了很大甚至是關鍵的作用。但美國近年來的做法是使得聯合國體系更加整合還是更碎片化?這一問題不難回答,聯合國體係被大大碎片化了。不僅聯合國本身更加碎片化,其屬下的主要組織體系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如此。特朗普時期,美國更是退出了一些關鍵的國際公約和條約,大大損害了國際體系的信譽,使得國際社會認為:對美國來說,國際體系和公約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有用的時候用一下,沒有用的時候,就棄之一邊。經驗地看,一旦大國退出這些國際組織,那麼麻煩就會紛至沓來。

與之相反,我們要踐行包容式、開放式,不針對其他國家而是僅針對成員國所共同面臨的問題的多邊主義。我們可以把他稱為“包容式的多邊主義”,而不是排他性的多邊主義,因此是一種好的多邊主義。東盟-中國之間很多的多邊合作就是包容式的多邊主義。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就遵循《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COC)進行磋商。這樣的多邊主義就不是用來針對成員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而是針對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的。由中國發起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SCO)同樣是沒有針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設立的。 “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BRI)、金磚國家(BRICS)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AIIB)等多邊組織都是開放包容式的,是為了增進成員國的利益的,是沒有敵人的。不過,就如何定義好的多邊主義,我認為還可以深化討論。多邊主義的推進既可以由大國先提出倡議,小國加入;也可以是小國倡議,大國來支持。中國這幾年在踐行好的多邊主義上取得了非常積極的效果。

 

 

處理中美關係要

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討論國際公共品問題時,需要強調的是當前大家迴避不了的中美關係。美國現在對中國的政策是建立在美國對中國的恐懼之上的,即他們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我認為美國的這種恐懼實在沒有必要。一方面,中國從來沒有想法、意願和計劃成為美國那樣的全球霸權(global hegemony)。所謂的中國與美國爭霸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只不過是美國想把自己的邏輯強加給中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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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The Atlantic

 

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說,我們也要理解美國對中國的恐懼感。儘管這種恐懼感來自西方本身的邏輯,但也對中美關係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中國更要以身作則,不要也對美國產生恐懼感,要消除恐美心理。一旦中美雙方互相恐懼,那麼就很容易陷入人們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

正因為我們沒有像美國恐懼中國那樣恐懼美國,我們和東盟的關係就處理得比較好。美國近年來的做法似乎在強迫東盟國家選邊站,要求他們要跟美國站在一起。中國在這方面還是比較大度的,沒有像美國那樣迫使東南亞國家選邊站。東盟作為一個國際政治舞台,能夠踐行以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獨立外交,這種獨立外交不僅有利於東盟,也有利於中國。只要中國能夠這樣持之以恆地支持東盟國家,東盟對中國會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今年的香格里拉論壇上,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的發言就非常精彩,他主張要以“亞洲方式”解決分歧和挑戰,同時強調印尼拒絕“選邊站”,尊重所有大國,但不會參與任何軍事政治同盟。也就是說,印尼等國要用亞洲的方式跟中國相處,而不是用美國的方式跟亞洲各國相處。早些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就更清楚地表述過這種態度。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表示,中國作為馬來鄰國已有2000年,但中國從未侵略和征服我們;1509年歐洲人來了,僅短短兩年的時間裡,他們就征服並殖民了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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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英属马来亚吉隆坡罗杰街街景

(图源:worthpoint.com)

 

由此啟發,我們的海洋治理能否從亞洲開始?亞洲國家圍繞著南海問題、東海問題等有很多的衝突點。但我們要反思這些衝突點的根源,到底是按照過去歐洲國家所定義的“主權”——在海洋上劃分權屬界線——來處理我們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還是從我們亞洲文明和歷史中尋找智慧來解決我們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亞洲國家現在所面臨的衝突本身就是我們應用近代歐洲概念的結果。我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從“亞洲命運共同體”、“海洋共同體”的新的理念出發來管控和解決我們之間的衝突。今天正因為有衝突點,大家才有動力去思考衝突是如何造成的,如何把問題解決好。

我相信,如果中國一直堅持踐行包容式的、不排他的、針對問題的多邊主義,從而形成一個海洋命運共同體,那麼建立一種有效的海洋秩序就不會停留在人們的想像中。一句話,包容式多邊主義是解決壞公共品的有效方法,而其本身也是一種好的國際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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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黃紫藍

校對 | 趙詣 賈本裕

編輯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