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也是民族的希望。儘管政府和媒體不停鼓勵青年振作起來，但是卻有越來越多的青年面對生活和未來只有迷茫、厭倦和頹廢， “45° 的人生 ” 成為了很多中國當代青年的境遇，不買房、不生育、拒絕加班、拒絕 “996” 成了他們消極對抗這個社會壓力的方式。如果不能採取有效舉措來改變這種趨勢，長期下去，於個人、社會、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都會產生消極影響。本文分析當前我國社會中影響青年積極性和進步的因素，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可能改善我國當代青年的現狀的激勵機制。

當代青年為何會 “ 躺平” 

面對近年來整體環境巨大壓力的影響，放棄奮鬥、拒絕競爭和低欲望的 “ 消極 ” 思想成為了多數青年的心聲。這種集體焦慮的狀態萌芽於 2016 年，我國的青年開始流行 “ 喪文化 ”——“ 喪文化 ” 屬於青年亞文化的一種形式，主要反映了青年的頹廢、絕望的精神特質；隨後 2017 年 “ 佛系 ” 概念流傳，同樣用於表達青年人悲觀的精神特質； 2021 年開始，我國的青年又集體 “ 躺平 ” 以對抗社會的種種問題，最近的 “45° 人生 ” 更是道出了當代青年的艱難與辛酸。如果說 “ 喪文化 ” 和 “ 佛系 ” 只是精神層面的呐喊，那麼 “ 躺平 ” 則成為了青年人更為具體且更為明確的一種對抗社會的方式和反對競爭的符號。可以說，從 “ 喪文化 ” 到 “ 佛系 ” 到 “ 躺平 ” 再到 “45° 人生 ” ，青年人的對抗意識是在不斷加強的。

 青年人到底是在對抗什麼？簡單地說，青年人對抗的是社會層面給他們帶來的種種不公。 這種不公可以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就業機會的變化。 今年上半年的就業形勢是相對較差的。不管是整體調查失業率，還是 16-24 歲調查失業率都明顯偏高，不僅高於同期，而且也高於歐美國家水準。 “ 就業難 ” 成為了很多青年人面臨的第一大人生問題。據調查， 55% 的畢業生因為各種外部因素而主動降低了其就業期望，例如期望月薪比 2021 年下降約 6% ，約為 6295 元。求穩心態也是有增無減。另外，很多畢業生為了緩解自身就業壓力，也會選擇繼續深造，讀研讀博。因此，現在社會上不僅僅有 “ 考研熱 ” ， “ 考博熱 ” 也在逐漸興起。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似乎只有 “ 躺平 ” 才能夠適當緩解青年人的集體焦慮感。

 第二，工作投入與回報的差別。 “ 進入職場 ” 只是青年人需要經歷的第一個考驗，入職以後則是要面對職場的高壓環境和激烈的 “ 職場競爭 ” 。 “996” 已經成為了許多大廠青年人的工作常態； “8107” 則成為了多數產業工人的現狀。這就導致青年人幾乎與辦公室、車間廠房融為一體，社交、睡眠被剝奪。而由此引發的 “ 過勞死 ” 又成為了當下中國勞動者群體中一個棘手的健康問題。可以說當代青年群體中很多人已經被工作過度透支。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又形成了 “ 內卷 ” 這樣一個惡性生態環境。為了把握就業機會，青年人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在 “ 百裡挑一 ” 的競爭中勝出並獲得非常稀少的工作機會。而工作中也需要一刻不停地努力，保證自己能夠在工作中脫穎而出，且不被淘汰。這種競爭狀態不僅是發生在同輩群體之間，而且青年人還需要和資深年長的員工競爭。職場中的絕大部分優勢資源都會主動偏向于資深且年長的員工，青年人則成為了較為劣勢的群體，只能擁有小部分甚至難以擁有優勢資源。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人不得不通過 “ 內卷 ” 來競爭獲取資源。相比資深年長的員工，資源的獲取對於青年人來說就顯得非常困難，青年人就會逐漸喪失工作動力。不難看出，當下的青年人在職場中面對著重重壓力，而這樣一種 “ 職場生態 ” 無疑是在消耗青年人的積極性和信心，最後青年只好 “ 躺下來 ” 以對抗這種不公。

在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 精英天下” 中高級人才招聘會上，應聘者在查看企業名錄。
（圖源：新華社）

第三，生活期望與現實的差別。 青年人在面對職場困境的同時，也需要處理來自生活的壓力，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高房價帶來的問題。中指研究院公佈的資料顯示： 2022 年 4 月，全國 100 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 16193 元 / 平方米，環比上漲 0.02% 。另一方面，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 2021 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28 元，比上年名義增長 9.1% 。平均下來，我國居民每個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2927 元。在如此誇張的高壓生活下，青年人只能夠望 “ 房 ” 興歎。高房價讓青年人不僅買房難，而且租房也難。這必然會使得青年很難攢錢買房租房，同時也不敢消費，形成了惡性循環。更重要的是，高房價也成為了青年人結婚的 “ 絆腳石 ” ，影響國家的人口出生率，最後使得個人的人生決定都被迫推遲。這個情況在短期主要影響在個體身上，而長期下來則會導致整個國家經濟難免出現放緩的趨勢。

 事實上，對於青年人的 “ 躺平 ” 現象，我們發現其行為會因為一些客觀因素（譬如，社會收入層次）而呈現出不同的深層含義與特徵。 處於不同社會收入層次的人會呈現出不同的 “ 躺平 ” 現象。 有一類可以稱之為 “ 反抗式躺平 ” 。這一類出現在剛剛步入社會，收入也剛起步的青年人身上。這種青年不僅出現在像北京、上海、深圳的一線大城市，而且在欠發達的三四線小城市數量占比也居多。他們在主觀上非常希望實現一些個人目標，例如經濟收益或者社會地位等，但是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和阻礙，使得他們難以實現這些目標。加之整個社會階層的固化，久而久之就會發現即使怎麼努力，也無法達到心中想要的那個標準。因此，在這種時候就只能選擇反抗。而 “ 躺平 ” 就成為了這部分人反抗的一種方式。對於這部分人來說，他們 “ 躺平 ” 主要是為了表達心中的憤怒與不滿。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 順從式躺平 ” 。 “ 順從式躺平 ” 的這類人其實在經濟收入上是達到了一定的目標。他們相對的收入要比 “ 反抗式躺平 ” 的人稍微高一些。對他們來說，追求更多的是個人價值的實現或者個體與社會的一種連接度。但是當下的制度環境使得個人目標很難實現。因此，他們也會主動選擇 “ 躺平 ” ，降低個人追求，也不會再主動去為經濟以外的目標而奮鬥。這類型的 “ 躺平 ” 更多是一種對社會環境的屈從，但不滿的情緒相對較少。簡言之， “ 躺平 ” 對於不同層次的人來說是具有特別含義的一個行為符號，並不能夠單純依照經驗來認識 “ 躺平 ” 這一現象。 [1]

圖源： Youtube@China Insights

造成當代青年現狀的原因 

當我們試圖理解當代青年人現狀的時候，不能只看表像，即青年人對社會有諸多不滿、青年人不上進、青年人思想違背社會價值觀等。我們必須問：為什麼當代青年人會呈現諸多的 “ 消極 ” 情緒和行為上的反抗？實際上，不難發現，這都是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所引發的，且是青年人被迫選擇的一個結果。簡單來說，青年人不願意努力，主要還是其努力的邊際效益小於其邊際成本導致的青年人社會心態的轉變以及實踐體驗的差別所帶來的結果。 具體來看，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帶來這一系列的挑戰和變化：

 首先，經濟結構造成的機會減少。 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了能夠給予青年的機會隨之減少，這就使更多青年不得不選擇 “ 躺平 ” 和 “ 內卷 ” 。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可以從產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兩個方面來探討。

 在產業結構方面，我國當前的就業趨勢仍以第三產業為主，屬於吸收就業和新增就業的主體。 2019-2021 年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構成占比從 46.3% 上升到了 48% ；而第一、第二產業則逐年分別下滑至 22.9% 和 29.1% 。受到疫情暴發的影響，第三產業的就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整個就業市場的需求逐年下滑，在職員工也面臨著裁員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很難調動青年的積極性， “ 躺平 ” 似乎成為了更合適的選擇。

 從企業結構來看，國企擴招、民企縮小造成了結構性的失業問題，機會的流失讓青年人不得不選擇 “ 躺平 ” 來反抗這個社會現實。 從表像上看，國企近年一直在擴招，使得 “ 國企熱 ” 仍在不斷升溫。從智聯招聘發佈的 2022 年大學生就業問卷調研資料可以看出，約 44.4% 的受調研畢業生仍把國企作為首選。但國企的擴招卻難以滿足畢業生求穩心態加劇的事實，以及未必能夠解決當前就業難的問題。當下的國企招聘內卷程度是越來越高，應聘人數和招聘崗位不成正比的，多數人都要面臨被淘汰的結果。而能夠吸引就業的民企卻又受到政策和疫情的影響，導致民企運作的困難程度加大，不得不面對人才難尋和員工冗餘的雙重壓力。因此很多民企開始縮小規模，減薪裁員，甚至停產停運。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企所能提供的機會逐漸變少，隨之帶來的也是激烈競爭和民企熱度的下降。正如智聯招聘報告所示，今年的畢業生中只有 17.4% 的人將民企作為就業首選。

其次，公共事業市場化帶來的壓力。 公共事業市場化主要是指 “ 住房、醫療、教育 ” 等三個領域的市場化。這三個領域也被稱為壓在中國年輕人身上的新 “ 三座大山 ” 。公共事業的市場化經歷了三波。第一波是發生在 1990 年代後期的醫療改革；第二波是發生在 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教育產業化；第三波是發生在 2007-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的房地產產業化。中國為了化解這些危機，逐步開始推進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旨在讓市場來調節和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但這種將社會問題交給市場解決的辦法實際上卻造成了更多麻煩。 譬如住房問題，儘管房地產的發展帶來一定的紅利，但是也將低收入群體以及青年人拋棄在了住房發展之外，即使有住房公積金作為購房保障措施，但是飛速增長的房價也讓大部分人只能 “ 望房興歎 ” ，被遺棄於社會發展的紅利之外。同樣地，醫療的市場化也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尤其是青年人缺少了生育方面的保障，生育欲望降低，這就間接影響到我國生育率。而教育領域的資本化操作則是影響了教育的公平性。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讓學習的 “ 內卷化 ” 越來越嚴重，教育改變命運的機制和效能逐漸弱化，這變相引發了社會的階層分化和固化。與此同時，我國教育體系的 “ 發育不良 ” 也加劇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性。職業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多高技能人才出現缺口，造成就業市場供求的結構性失衡。其次，我國長期忽視了 “ 第二次教育 ” 在發展中的重要性，缺少 “ 第二次教育 ” 的機會。但 “ 第二次教育 ” 對於服務產業、提高生產水準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能夠給予青年人或者更廣的就業群體二次機會，降低在內卷化程度較高的社會中被淘汰的概率。儘管市場化是解決問題最為簡單和高效的手段，但是教育、醫療和住房是社會領域的三大板塊，社會問題用資本的方式來解決，勢必會加深社會問題的嚴重性， 甚至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譬如 “ 躺平 ” 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社會階層固化加劇了不平等。 社會階層固化所帶來的最大且最常見的問題就是社會流動性減弱，整個階層變成了一種 “ 世襲 ” 制度，官員子弟很容易成為官員，如今 “ 寒門再難出貴子 ” 。概括地說，和 “ 躺平 ” 有關的階層固化可以具體分為兩個類別，即 “ 橫向固化 ” 和 “ 縱向固化 ” 。 “ 橫向固化 ” 是我國或者說東亞文化圈一種比較特殊的現象。這種固化主要指的是體制內外流動性減弱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體制內外的環境差異以及人力資源的流動受限，導致了體制外的人要比體制內的人更能夠感受到來自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也常常會表現出想要 “ 躺平 ” 的欲望。這種系統內外的不平衡性自然就加劇了 “ 躺平 ” 這個社會心理效應。另一種 “ 縱向固化 ” 則是我們常指的年長一輩和年輕一輩之間的區別。一方面，年長一輩經過了較長的發展階段，已經佔據了一個穩定的層次，各類資本也被年長一輩所掌握，這就導致了年輕人的競爭空間會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擠佔，最終導致年輕人被迫選擇 “ 躺平 ” 來反抗這種代際之間的不公。另一方面，父母輩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本，他們的孩子在中短期內可以有暫時逃避現實的物資基礎，因此可以通過 “ 躺平 ” 來逃避社會。所以 “ 縱向固化 ” 實際上是從負面和正面兩個角度來影響青年人的行為。但結果是使更多青年人被迫或有條件地主動選擇 “ 躺平 ” 。

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下坳鎮隆麻小學學生在聽課  
（圖源：新華網）

需要說明的是，“ 躺平 ” 並不是一個隻發生在我國的特殊個案。事實上， “ 躺平 ” 可以說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 無論是亞洲其他國家，還是歐美國家，都面臨著青年發展困境的問題。在日本，我們看到了一個 “ 低欲望社會 ” 的存在；歐洲則是有著比重也不低的 “ 尼特族 ” ；美國也需要面對 “ 脫節青年 ” 所帶來的各種問題。這個青年發展問題的產生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背景因素，即當下整個社會都在經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革期，變革所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或者衝突，才造成了 “ 躺平 ” 現象的發生。因此，我們需要探究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鼓勵青年用一種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和工作，而不是單純地對青年進行道德上的譴責。

改善當代青年現狀的建議 

“ 躺平 ” 這個現象在我國的出現是由於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變化所引發的一個青年發展困境。為進一步促進青年的健康向上發展，我們可以嘗試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來改善我國當代青年的狀態：

 第一，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教育體系。 當前我國的教育體系仍存在兩個較為棘手的問題，即 “ 職業教育 ” 和 “ 第二次教育 ” 問題。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體系並不完善，而且職業教育在社會上總是被賦予了另一層負面含義。改善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和社會輿論，能夠為青年創造更多的機會（包括教育和工作），進一步改善社會階層固化和社會流動問題，從而改善 “ 躺平 ” 問題在我國的影響程度。縱觀歐洲，尤其是瑞士、德國等國家就是通過推廣 “ 雙軌制教育體系 ” ，逐年改善了 “ 尼特族 ” 在全國範圍內的占比，這是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的。同時提倡 “ 第二次教育 ” 也能夠改善 “ 躺平 ” 問題。當前我國的教育體系中主要強調第一次教育，而忽視了第二次教育的作用。實際上，第二次教育發揮著為青年人提供了公民教育、職前培訓的功能。這樣的培訓不僅能夠幫助青年人提高就業的概率，而且對於已經就職的青年來說，可以通過第二次教育的機會提高職業技能，更好地滿足工作環境的需求，降低被淘汰的風險。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門應該大力呼籲第二次教育在青年發展中的重要性。

在德國，超過一半的人都是通過 "雙軌制職教培訓" （ VET ）進入職場   
（圖源：DW ）

第二，進一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就業機會的增加需要政府和用人單位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在宏觀政策層面進行把控。完善就業援助、創業扶持和畢業生就業和職業技能培訓政策是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的有效措施。此外，國家還需要通過政策改善創業和經營環境，提高投資創業便利化，從而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對於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支援也是很有必要的，這樣才能夠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對促進就業的作用。最後，要完善政府服務，加強就業服務體系、失業登記、職業介紹機構等體制的建設，以保障人民的就業機會。對於企業來說，從量上提供更多的實習和就業崗位給青年人，尤其是剛剛畢業的學生是非常重要的，這能夠提高青年人的就業信心。同時企業也需要考慮為在職員工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訓機會，協助員工提高職業技能，保障職工有一個長期且穩定的就業環境。

 第三，進一步提高青年的社會保障。 正如上文所述，當下醫療、教育和住房的市場化，給當代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生活負擔，從而加劇了 “ 躺平 ” 的發生。當代青年面臨著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政策系統性差、社會保障檢測體系不健全等問題。眾所周知，中國已經過了第一波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當代青年人已經很難通過財富積累和資本投資獲得一定的經濟地位，因此政府對於青年的扶持，尤其是社會保障上的支援就顯得非常重要。政府應該形成明確的改革思路，重點關注在學青年、閒散青年以及剛剛步入職場的青年三大板塊的制度建設，採用專門定制化的政策措施，彌補以往存在的政策空白。最重要的是要達成政府職能部門的合作，切實解決青年人面臨的就業、醫療、教育、住房和養老等方面的實際需求。同時有必要搭建以青年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平臺，注意收集青年社會保障方面問題的資訊，整合服務青年的資源，從而全面滿足青年的社會保障服務需求。

 第四，進一步加強社會的公平機制。 不公平現象在我國的社會中越來越嚴重，這也是造成“ 躺平 ” 現象發生的一個誘因，甚至社會不公平威脅到整體的社會秩序，因此扭轉社會不公平現象對於解決青年生存問題是很有必要的。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調整分配結構，無論是一、二次分配，還是三次分配，我國的制度層面仍存在很多的缺陷。政府應該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以及國有企業的封閉性問題，創造更多的增加財富的機會，減少社會的不公平。同時，當前關注度較高的 “ 第三次分配 ” 要如何實現也是國家需要考慮的。改善三次分配是為了實現不同社會階層流動和平衡，進而提高社會公平性。政府對於政策的宣傳與實施，將影響到社會各個主體參與到分配中的積極性，以及分配的效果。另外，城鄉之間的差異也在不斷擴大，政府應該適當調節社會資源的分配機制，讓更多的農村人受益於國家社會政策。譬如教育中如何平衡城鄉學生比例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打破 “ 公共服務領域的不均等化 ” 現象。當前社會上有一部分人（政府官員、上層人士）享受到特殊的公共服務，譬如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這勢必導致老百姓的需求不能夠得到滿足，因此政府仍需要繼續加大改革力度，真正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總而言之， 當下青年面臨的生存發展問題都是由整個社會結構性的缺陷引發的，政府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不應該只是對青年進行道德上的譴責，而是應該積極採取相關措施解決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創造利於青年、保障青年的機會，如此才是行之有效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