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來，西方的逆全球化對深度嵌入世界經濟的中國經濟產生著深刻的影響。面對來自美國（西方）各個方面的壓力，中國社會面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愈加高漲——有人對西方進行以牙還牙式的反擊；有人開始懷疑中國的開放政策，認為“外迴圈”不重要了，國家應當儘快轉向“內迴圈”；甚至有人開始從學術上為明清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正名。鄭永年教授通過詳盡的分析，指出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刻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對逆全球化的挑戰下中國應該如何調整對策和深化開放政策。
今天，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局勢劇變，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全球化快速地轉型成為逆全球化，並且搞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西方，同時也是往日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過去，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兩種互為依賴、互為強化的力量。 正因為如此，中國在短短的四十年間走完了西方主要國家大概一個半世紀的發展進程。但是，這個局面今天不再存在。西方不僅搞逆全球化，而且花大力氣和中國搞脫鉤，借此來圍堵中國的繼續崛起，甚至要中斷中國的現代化。
西方的逆全球化對深度嵌入世界經濟的中國經濟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面對西方的壓力，中國社會面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也高漲起來，對西方進行以牙還牙式的反擊。也有人開始懷疑中國的開放政策，對 “ 國內國際雙迴圈、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 的政策進行錯誤的理解，認為 “ 外迴圈 ” 不重要了，國家應當儘快轉向 “ 內迴圈 ” 。甚至也有人開始從學術上為明清以來的 “ 閉關鎖國 ” 政策正名。
儘管我們很容易理解這種對西方的情緒反應，但如果對外在世界變化的反應過於激烈，非理性情緒過度高漲，必然加速中國和西方的脫鉤進程。 一旦 “ 閉關鎖國 ” 被視為是一種正確的意識形態，那麼從歷史經驗看，中國有可能再次關上大門。 歷史沒有必然性，如果認為開放是歷史的必然，那麼就會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大錯特錯的。
中國過去數十年的改革進程是開放所塑造的 , 過去數十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開放造就的，過去數十年的歷史是開放所引領的。 今天當我們面對國際環境大變局的時候，不僅沒有任何理由改變我們對開放的信仰，在西方搞逆全球化的時候我們反而要堅定開放的信仰，讓開放繼續推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讓開放繼續塑造國家經濟的未來，讓開放引領我們到世界舞臺的中央。
圖源：網路
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近代以來，因為工業化、技術的擴散和思想的傳播等因素，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關聯度越來愈高。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完全在封閉狀態下發展起來的經濟體。 經驗地看，越是開放的國家，它的經濟發展水準越高，越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1980 年代，我們總結了血的歷史教訓，得出了 “ 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 ” 的結論。這個結論可以說是 “ 放之四海而皆準 ” 的。
一些人經常引用重商主義來論證封閉與發展的正相關關係，但這是有很大的問題的。儘管除了最先發生工業化的英國，大多數國家在早期發展階段都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重商主義，但重商主義的目的不是 “ 不開放 ” ，而是為了更好的開放。 重商主義的實踐在於對本土企業的培養。必須指出，在實行重商主義的階段，各國也是努力向更為先進國家學習的。例如，較之英國，歐洲大陸國家和北美國家都屬於後發展國家，因此後者一方面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努力向英國學習。通過學習扶植了本土企業，等本土企業有了一定的競爭能力，再向發達國家開放。同時，在重商主義階段，這些國家也是向較不發達國家開放的，即對那些擁有較少競爭力的國家開放。
開放促進發展，不開放導致落後，這一點比較一下冷戰時期的美西方集團和蘇聯集團便不難理解。 蘇聯集團實行計劃經濟，關起門來自己創新。儘管在冷戰早期，蘇聯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最終仍敗給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更應當指出的是，早期蘇聯所取得的建設成就和來自西方的技術也是分不開的。近代以來俄羅斯一直是努力想和西方融合的，其精英統治集團很少排斥西方。蘇聯集團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開放。在不開放的狀態下，無法形成一個自由流通的思想市場，沒有思想的交流，就沒有思想的創新，久而久之造成了僵化。 同時，沒有開放就沒有商品市場，無法實現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包括人才）的流動。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最大特點就是開放。開放的狀態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思想市場，不同思想互相碰撞，促進了創新。同時，開放意味著形成商品市場。 這個市場不僅存在於西方國家之間，隨著資本、技術和人才向非西方國家流通，這一市場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亞洲的日本和 “ 四小龍 ” 就是在冷戰期間被吸納進西方市場，從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
香港
（圖源：香港商報）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開放條件下，我們成為了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全球化和開放互相促進，互相強化。可以說，是全球化和開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具體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全球化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1980 年代初，中國還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正是通過改革開放，中國才能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封閉市場發展成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從 “ 無產階級 ” 社會發展成擁有 4 億中產規模的全面小康社會。過去的 40 年，我們消滅了絕對貧困這一困擾中國幾個世紀的現象，中國 8 億人口脫離絕對貧困對世界扶貧的貢獻達到 80% 以上。無論是第二大經濟體、 4 億中產、 8 億人口脫貧，還是人均 GDP 從不到 300 美元增長到 1.2 萬（ 2021 年底）美元，任何一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取得的成就都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我們需要意識到，如果沒有開放、沒有全球化，我們很難取得這些成就。
第二，全球化推動了中國的快速城市化。 四十年前深圳還是一個小漁村，而今天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約 2000 萬人口的一線城市。東莞在 80 年代也只是一個幾百萬人口的縣級城市，而今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之所以說全球化推動了城市化，是因為城市化不僅僅是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城市化必須與工業化相輔相成，需以產業為支撐。沒有產業的城市化只是空洞的城市化，即所謂的 “ 有城無市 ” 。深圳、東莞、廣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化與全球化密切相關。但我們應當注意到，全球化也有負面效應。珠江三角洲城市帶的崛起，正好與美國 80 代起的以底特律為核心的 “ 鐵銹帶 ” 的衰退同步，而在此之前，美國五大湖地區的汽車工業非常輝煌。全球化會在全球範圍產生一個拉平現象，由此可能導致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而當一個城市的產業流失了，那麼這個城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這既是美國的教訓，也應當是我們在繼續全球化過程中需警惕的。
第三，全球化促進了西方技術在中國的廣泛擴散與應用。 全球化的意義就是資本、技術、人才和勞動力等要素在全球範圍內自由地流動。我們應當承認，全球化使得我們可以大量應用來自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技術。珠江三角洲僅僅在幾十年內便成為世界製造業的基地，這和西方技術的擴散是分不開的。在去過很長時間裡，我國的產業發展主要來源於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技術應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 80 年代以來的 “ 中國製造 ” 與 80 年代以前的 “ 德國製造 ” 、 “ 美國製造 ” 、 “ 日本製造 ” 是不同的概念。 80 年代以前， “ 德國製造 ” 等指的是整產品製造。而 80 年代以後的 “ 中國製造 ” 並非是指整產品在中國製造，而是 “ 中國組裝 ”—— 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部件在不同的經濟體生產後運到中國，再在中國進行組裝，然後出口銷往全球。全球化細分了產業分工，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形成，這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華晨寶馬瀋陽鐵西工廠生產中的車輛穿過辦公區
（圖源：新華社）
第四，全球化促進了民營企業的崛起。 中國的民營企業有幾大來源。第一個來源是 1980 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過渡到市場經濟時產生的第一批民營企業家，當時被稱為 “ 萬元戶 ” 。第二個來源是 1990 年代從國企改制過來的民營企業。當時中國為了加入 WTO ，在時任總理朱鎔基的推動下，國家把大量生產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國有企業進行民營化，從而成為民營企業的第二大來源。第三大來源與外資有關。鄧小平先生 “ 南巡 ” 後外資開始大量進入內地。由於國有企業制度上的限制，大部分進入中國的外資更願意與中國民營企業合作，這對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五，全球化釋放了中國的人口紅利。 經濟學家經常認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應主要歸功於中國的人口紅利。但這種看法並不確切。經驗地看，並不是每一個有人口紅利的國家都能取得經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人口紅利可能更多，然而人口紅利無法釋放，便無法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80 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正是因為當時的經濟發展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後，全球化帶來了大規模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人口紅利才真正得到了釋放。
全球環境發生巨變
近年來，全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並且是不利於我國經濟健康平穩發展的變化。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是接受我們的，我們也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那麼現在的趨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不接受我們，而且開始排擠我們。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美衝突。 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有計劃地與中國在經濟和高科技領域脫鉤。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主要通過實體清單等 “ 卡脖子 ” 方式在高端技術領域封鎖中國，阻礙中國高端技術發展。拜登上臺後，美國政府變本加厲，開始實行進一步的系統性脫鉤戰略。 系統脫鉤不僅僅是 “ 卡脖子 ” ，而是 “ 抽梯子 ” 。必須意識到，近代以來的整個工業系統、技術系統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通過整合全人類科技發展的結晶而形成的，這個系統任何國家都無法重新再造。如果把這個系統比作一座山，那麼美國的強是系統性的強，因為他們掌控著整座山；而中國的強則是山上星星點點的強，雖然在個別領域趕上甚至超越西方，但我們的技術發展還是建立在西方掌控的技術系統之上的。 “ 卡脖子 ” 的意思是美國不允許中國往山上的高處爬，系統性脫鉤就是美國要把中國從山上趕下來，把 “ 梯子 ” 抽掉。近年來美國針對我國發佈了多個禁用西方基礎技術和設備的制裁措施，比如禁用 Matlab 軟體、禁售光刻機等，這對我們的基礎科研、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一定要防止與美國、與西方世界系統性脫鉤。人才脫鉤也很致命，因為無論技術還是資本，歸根結底都是與 “ 人 ” 有關。 除此之外，還有意識形態競爭。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之爭稱為美國的 “ 民主 ” 針對中國的 “ 專制 ” 之爭，新疆、西藏、香港都是中美競爭的一部分。還有地緣政治的競爭 ，像臺灣和南海問題。所有這些衝突都影響著中國經濟。
美國阻撓荷蘭對華出口 EUV 光刻機
（圖源：華爾街日報）
二是美國在搞世界兩極化。 自美國把中國界定為主要競爭對手甚至敵人以來， 美國的冷戰派和反華派一直致力於把中美關係引嚮往日的美蘇冷戰模式，即世界的兩極化 —— 以美國為核心的一極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一極。無論是經貿脫鉤、 技術封鎖、意識形態對立，還是圍繞南海和臺灣問題的軍事化和結盟，都是為了推進兩極化進程。 俄烏戰爭以來，美國把俄羅斯跟中國綁架在一起，更是將兩極化向前推進了一步。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總統拜登上臺以後，就把中美關係簡單地界定為所謂的 “ 美國民主 ” 跟 “ 中國專制 ” 之間的對立；通過俄烏戰爭，美國更是把自己看成 “ 民主 ” 與 “ 文明 ” 的代名詞把中國和俄羅斯看成是 “ 專制 ” 跟 “ 野蠻 ” 的代表。這不僅是意識形態之爭，更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一部分。
三是俄烏戰爭在非常深刻地惡化著外資在中國的營商環境。 俄烏戰爭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在塑造一個話語敘述，即 “ 中國 - 俄羅斯軸心 ” 。在西方人眼中，俄羅斯是 “ 邪惡 ” 的代名詞，現在他們把中國和俄羅斯綁架在一起，中國的營商環境自然就會惡化。例如，最近德國商會表示，部分在中國有經營業務的德國企業受到了德國內部環境的壓力，同時德國商家也下架了部分在德國售賣的中國產品。這跟西方把俄羅斯和中國綁在一起的話語敘述是有關係的。更為重要的是，俄烏戰爭本身在也惡化整個世界秩序，能源危機、供應鏈危機、糧食危機等都因俄烏戰爭而惡化。
四是新冠疫情加速推動中國與西方的脫鉤。 新冠疫情發生的三年來，中小微企業受到巨大影響和衝擊。中央的動態清零政策是科學的，但是一到地方便層層加碼，往往變成 “ 靜態清零 ” 。企業生存不下去，自然便走了。今年持續了兩個多月的上海疫情，對中國的外企和民企，甚至是規模較大的外企和民企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資本是需要流動的，如果資本所在地對新冠疫情管控過度而無法實現其流動，那麼資本自然會流向那些允許它流動的地方。不僅僅是西方的企業，中國的一些資本也因過度的防控政策而去了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過度的防控政策不調整，中國與西方的脫鉤會進一步加速。
工作人員在上海外灘進行消毒作業
（圖源：人民視覺）
中國的國際競爭環境發生巨變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宣稱已經放棄改變中國，要直面和中國的競爭。美國把中國視為唯一一個有意志和能力在全球範圍內挑戰美國的大國，並將中國界定為競爭物件，中國的國際競爭環境由此發生了巨變。
美國本身製造業的復興。 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便已經開始了所謂的 “ 再工業化 ”—— 希望把美國在其他國家的製造業轉移回美國。迄今美國的再工業化的確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麥肯錫最近發佈了《實現美國製造業復興》 ( Delivering the US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 報告，報告認為，美國製造業自 80 年代開始持續下滑的趨勢在最近幾年基本停止。新冠疫情期間，美國製造業在全球製造業中的產值和出口基本保持穩定。麥肯錫研究團隊還預測從現在到 2030 年，美國關鍵製造領域的增長將使美國 GDP 增幅超過 15% ，美國製造業的回歸也有助於美國就業的顯著改善。美國的再工業化是美國持續創造中產階層、保持社會穩定、維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美國製造業的復興預計將會持續進行。這將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產業發展主要源自於西方技術尤其是美國技術的應用。
美國正在重塑地緣經濟格局。 美國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結成了 “ 晶片四方聯盟 ” ，意圖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外。美國還聯手全球約 60 個國家和地區構建所謂的 “ 民主國家互聯網 ” ，基於所謂的 “ 民主價值觀 ” 制定未來互聯網規則，以此對抗俄羅斯和中國。儘管這樣做，美國的成本很高，但一旦美國與其盟友們針對中國建立了 “ 防火牆 ” ，我們的互聯網就有可能變成 “ 內聯網 ”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扶持新的經濟盟友，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等國。
不僅美國本身對中國的競爭作為，新興國家營商環境的改善也對中國產生著競爭壓力。 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和印度等這些新興國家在努力與西方接軌，通過改革其內部經濟結構改善營商環境，從而吸引全世界的資本。其中越南尤其值得關注。近年來越南在國企、勞資關係、法治、透明度等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然而，越南對中國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其經濟發展不僅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反而有利於共同發展。越南是對中國而言有多重關係：首先我們是鄰居，其次越南也是儒家文化圈內的核心國家，再者越也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越南已經是 CPTPP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成員國，需要按照 CPTPP 的要求來改革。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也都在輔助越南的改革，越南也相當配合，可以說越南改革開放的力度還是很大的。
由於越南在戰略上傾向美國，因此在各方面的改革上很大程度也在配合這一戰略。國企改革、勞動權益保障、透明度、高校改革，甚至包括 “ 黨內民主 ” （即黨內的 “ 四駕馬車 ” 制度）都在進行。甚至在一些方面，基本上美國（西方）要求什麼，越南就會去做什麼。不過，儘管美國想把越南塑造成繼日本、新加坡之後的 “ 非西方 ” 的西方國家，但越南很難會完全變成一個西方國家。一旦越南變成一個親西方的國家，那麼對中國來說在地緣和政治上的挑戰將遠遠大於經濟上的挑戰。
中國怎麼辦？
全球環境發生巨變，中美競爭進一步加劇，我們周邊國家也在迅速改善營商環境與中國競爭。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應怎麼辦呢？
首先，從內部看，國家政策正在調整。
一是再次強調 “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 。 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了 “ 以經濟工作為中心 ” 。這一點非常重要，自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後幾乎每年中央都會強調 “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 。對於中國政府這樣龐大的政府體系來說，對 “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 的不斷強調，有助於各個政府部門明確目標，齊心協力發展經濟。當然，僅在中央層面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性是遠遠不夠的。以往政府監管過多的慣性仍然存在，地方執行部門仍然難以將工作中心放到經濟建設中，因此在實際落實過程中還需做一系列工作，尤其是考核指標設置等方面。
二是提出雙迴圈戰略。 “ 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 是在 2020 年 4 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被首次提出， “ 十四五 ” 規劃中也提到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然而在民間，甚至有些地方領導對此有不恰當的理解，錯誤地把 “ 內迴圈為主 ” 理解成為外迴圈不重要了。實際上， “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 是指國內的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了大多數，而不是指外部迴圈不重要了。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區域，本身便是從全球化、從外迴圈中成長發展起來的，未來的發展也應當是繼續以外迴圈為主、以全球化為主。 “ 雙迴圈 ” 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循環中既是 “ 世界工廠 ” 也是 “ 世界市場 ” 這一雙重角色決定的，二者缺一不可。然而，我們也要看到目前逆全球化趨勢對外迴圈的消極影響，國內迴圈不暢通的問題也亟待解決。
三是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對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首次進行系統性闡述。傳統國家的市場是地方化、當地語系化、分割化的小市場，而近代國家的市場是全國統一市場。近代國家的強大之處，也在於它內部建立了全國統一大市場。今天的歐盟更進一步，他們已經形成了超國家的統一市場，這對歐洲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國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 1980 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關於 “ 新權威主義 ” 的爭論，當時的經濟學家稱中國的經濟是“ 諸侯經濟 ” ，廣東和湖南之間甚至都設有邊界關卡，大家呼籲打破地方行政壁壘，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但這個任務直到現在仍未完成，甚至因為新冠疫情，行政體制的弊端暴露得一清二楚。儘管國務院三令五申，給出防疫政策的指引，但沒有幾個地方在服從，各地依然我行我素。不用說兩個省了，即便是同一個省裡，兩個城市的防疫政策也不統一。市場規則的不統一，直接導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從而阻礙了市場的高效運轉。所以，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非常重要。中央在指導檔中提出，要優先推進區域協作，鼓勵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從一個分割的市場到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轉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我們可以先從建立幾個區域性統一大市場做起，像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都有潛力發展為區域性的統一大市場。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區域市場應當是開放型區域市場，而不是封閉型區域市場，區域市場應當是中央統籌推進規則統一的抓手，各地不能各搞一套。建立區域大市場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將其整合為一個全國統一的市場。
金融科技將成為大灣區金融
融合發展建設中的突破口
（圖源：深圳特區報）
其次，從外部看，中國已經進入了 “ 第三次開放 ” 。
十八大以後，我國已經設立了一大批自由貿易試驗區。今天，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地進行。 2022 年初，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生效，中國和東盟國家合作的潛力將進一步釋放。 2020 年底，中國與歐盟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宣告結束，但是後續由於政治原因被暫時擱置了。不過，這個協定遲早會生效的，只是需要一個適當的時機重啟。目前歐洲經濟因俄烏戰爭受到巨大衝擊，我們應利用這個機會重啟中歐投資協定。 2021 年 9 月，中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可以稱之為 “ 二次入世 ” 。因為從標準來看， CPTPP 比 WTO 的要求更高，涉及到國企、環保、勞工等各方面的標準問題，體現了更高程度的開放、更高程度的規則。中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表明了我們深化改革，推進與國際接軌的決心。
粵港澳大灣區
要引領下一波全球化和開放
中國正在邁向第三次開放，借此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與國際規則制定權。 近年來，全球環境發生巨變，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並聯合西方國家要與我們脫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要堅持開放，甚至實行 “ 單邊開放 ” ，即 “ 即使你不向我們開放，我們也會向你開放 ” 。單邊開放無疑是打破美國與我們脫鉤的最有效武器。在我們單邊開放的情況下，美國與中國脫鉤是不太可能實現的。 中國擁有 4 億中產，是世界最大的單一市場。只要堅持開放，逐利的外國資本就很難離開中國市場。
開放是大國走向強國的前提。 美國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強的國家，除了其本身國力強市場大之外，其開放體系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容乃大，是開放促成了美國的強大。美國擁有三大開放體系，即開放的金融體系、開放的企業制度和技術創新體系，以及開放的教育和人才體系。這三大體系，也是我們與美國競爭中的短板。 應當指出的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中國在金融、科創、人才發展上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雖然這些方面需要補短板，但已經不再是從 0 到 1 的問題，而是升級和趕超的問題；利用制度優勢，中國有很大潛力趕上並超越美國。
圖源：攝圖網
如果中國要引領下一波全球化，相比於長三角、京津冀、成渝等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是最好的抓手。京津冀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地位。在開放進程中，國有企業有優勢，也有弱勢。例如，在 “ 一帶一路 ” 建設過程中，國有企業所從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確實可以起到引導作用。但如果要國有企業引導下一步全球化，無論在制度上還是意識形態上都有難度。國有企業一定要配置上強大的民營企業，讓民營企業成為開放 “ 走出去 ” 的抓手。長江三角洲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占一半，而粵港澳大灣區中大多是民營企業與外資。作為國內國際雙迴圈戰略支點的粵港澳大灣區，可在中國邁向第三次開放、引領下一波全球化中發揮重要抓手作用。
第一個作用，打造三大世界級經濟平臺。
近年來，儘管美國經歷著政治治理危機，但世界各國的資本、技術、人才仍然持續向美國聚集。這是因為美國具有像三藩市灣區和紐約灣區那樣的 “ 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 ” ，優質資本、技術和高端人才都往這些平臺集中，而且來了之後不想走，也走不了，優質的資源只能在這個地方生產，離開了反而無法生存。這也是三藩市和紐約等主要灣區平臺能在很大程度上抵禦外界動盪，始終保持經濟技術持續升級的關鍵。
中國如果要引領下一波全球化，要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必須建設很多個這樣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是最具備潛力的地方。粵港澳大灣區中，珠三角 9 市產業鏈完善、外向型經濟發達、同屬廣東省易於統籌協調；香港、澳門國際化程度高，擁有比較完整的國際營商環境及規則體系，且與粵文化同源，認同感強。粵港澳大灣區可通過進一步融合，打造金融、科創 - 製造業、科教三大世界級經濟平臺。
廣州天際線夜景
（圖源：攝圖網）
打造世界級金融平臺。 我們國家的金融體制決定了我們的金融系統是為國家的金融穩定服務的，不是用來冒險的。美國的金融體系不僅僅強調增長的作用，還是敢冒風險的金融體系。如果未來中國要跟美國進行真正的競爭，我們可以考慮設立雙金融中心：一個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專門為國內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中心，可以起到維持金融穩定的作用；另一個是以香港為中心的與華爾街競爭的國際金融中心，這方面可充分發揮香港金融體系完備、屬於美英法系的法律體系、金融監管居於國際前沿等優勢，並整合大灣區現有的金融力量，如深交所、廣期所等。
打造世界級科創 - 製造業平臺。 打造這樣的平臺至少需要三個條件，首先是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其次是要有一大批能把基礎科研轉化為應用技術的企業，再次是要有一大批能夠 “ 伯樂相馬 ” 的風投機構。香港、澳門有不少基礎研究能力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且具備成熟的金融體系及人才儲備，但是因為製造業早已轉移到珠三角缺乏具有轉化能力的企業。而內地有一大批轉化能力強的企業，但是缺乏真正的風險投資。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與香港是非常互補的，應通過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級的科創 - 製造業平臺。
打造世界級科教平臺。 相較於世界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教育資源仍有不足，尤其是內地 9 市，僅廣州、深圳教育資源略為豐富，香港雖然目前有 6 所世界排名位列前 500 的大學，且其中 5 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大，但是香港的人口不足以支撐其生源。粵港澳大灣區應進一步加深教育資源的融合，推進內地與港澳大學全面放開在大灣區的招生，推動大灣區內各高校的學分互認機制，共同打造世界級科教平臺，為人才培養與集聚提供載體。
中國香港院校位置分佈圖
（圖源：網路）
第二個作用，利用 “ 香港 +” 引領規則 “ 走出去 ” 。
我們要深刻認識到，規則的制定權已成為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我們最有效的應對方法就是實施 “ 第三次開放 ” 。 這不僅僅是聚焦投資貿易的數量和品質、技術升級創新等傳統問題，更要注重方方面面的話語權和規則問題，要強化規則就是生產力的意識，更大力度推進主動開放，尤其是諸多領域的 “ 單邊開放 ” ，將中國規則推向世界，這是中國成為強國的關鍵。
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天然優勢。香港這些年的問題只出現在政治上，其他方面的規則都沒問題。香港在自由貿易港、智慧財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國際仲裁、醫療、教育、社會治理等領域是世界領先，其規則也是為世界接受的。香港是中國所有城市裡，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且它的規則也是世界性的。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要以香港成熟合理且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規則制度為基礎 “ 做加法 ” ，推進與世界規則的對接，從而引領中國規則 “ 走出去 ” 。 具體來說，要全面梳理與港澳規則銜接清單，如營商、科創、貿易、稅負、公共服務等與世界接軌領域的規則，再加上深圳、廣州等地香港所沒有的規則標準，比如新能源、互聯網等新興領域規則，從而形成大灣區統一的規則。在實施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橫琴、前海、南沙三個重大平臺探索規則銜接，然後以點帶面擴散到整個大灣區，建成大灣區統一市場。然後向四方擴散，向北往湖南、長三角對接，向西往海南島，向東往福建、臺灣，從而推動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在國際層面，大灣區既是內迴圈和外迴圈的連接點，也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香港規則的對接也可為中國規則 “ 走出去 ” 奠定軟基礎，最終形成包括整個東盟在內的區域國際市場。
第三個作用，建立開放、包容、系統的國際人才機制。
無論是資本還是技術，歸根結底是都人才在起作用。 科創需要一種化學反應。如果是同一種思維、同一種思想、同一種文化，只能產生物理反應。如果要產生化學反應，不同文明間、不同思想間的碰撞與衝擊是非常重要的。矽谷為什麼創新能力這麼強？是因為全球不同文化且願意接受挑戰的人都集聚到矽谷，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會產生化學反應，促進創新。美國的開放政策一直是強調對等的，但在人才問題上，美國實行的始終是單邊開放政策。我們要意識到，在冷戰期間，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從蘇聯移民到美國的人才，打敗了蘇聯。今天，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國留學美國的人才，在跟中國競爭。
國際人才是我們國家一大短板。 美國主要灣區的外籍人才占比超40% ，矽谷的外國人才更是達到 60% 以上。亞洲國家中，即便日本在移民問題上是最保守的，東京灣區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外國人才。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還落後許多，外國專業人才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人才吸引方式來看，美國等西方國家是通過系統性、專業化的方式吸引人才，移民局的政策僅提供人才引進路徑，主要吸引人才的載體是民營部門、優質的大學和研究院、企業實驗室等。相較之下，我們的人才吸引政策行政化意味較重。近年來，美國開始比較系統性地對華進行人才脫鉤，尤其是高科技人才脫鉤，在這樣的背景下，這種方式容易被西方國家政治化，從而影響人才的流動。從人才去向來看，我們的大學、國企及政府單位均屬於國有系統，對於外國人才來說進入門檻較高、發展空間較小，人才來了去哪的問題也需要正視。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世界級城市群，應該探索建立開放、包容、系統的國際人才機制。 一方面要積極吸引國際化人才，如果吸引不了矽谷的人才，也可以吸引印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人才，尤其是亞洲的人才。這方面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國際化平臺作用。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開放、包容、系統的人才機制，推進科研國際人才制度改革，探索完善更具包容性的法定機構模式，加快建設和完善技術移民制度，建立健全國際人才的醫療、教育等配套制度。
圖源：香港城市大學官網
第四個作用，營造企業健康發展環境。
粵港澳大灣區以民營企業為主，然而目前普遍存在企業家躺平現象。具體來說，現在存在這麼幾類企業家：第一類是在謀劃出國發展的企業家，新加坡最近成為中國資本的投資熱土，甚至導致了新加坡的人力短缺現象；第二類是直接躺平的企業家，他們轉變成了消費者；第三類是暫時躺平的企業家，目前還在等待未來的機會；第四類便是一旦躺平便會馬上出現危機的企業家，為了生存仍在行動著。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針對企業家躺平現象，政府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發揮作用，為企業塑造健康發展的環境。
第一，制定一個科學的動態清零路線圖。 我們必須避免與世界經濟脫鉤。一旦脫鉤，再掛鉤就更難了。蘇聯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十月革命之後蘇聯與西方世界脫鉤，中間也曾多次試圖融入西方世界，然而直到今天，俄羅斯仍無法被西方世界接受。中國當時由於冷戰期間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共同對付蘇聯，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為西方資本提供了市場，才得以融入世界經濟中。然而一旦系統性脫鉤，中國的整個技術、工業系統將被抽梯子，基礎科研、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將受到重創。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放鬆管控，一旦其他國家都放開，僅僅我們國家不放開，那麼會加速脫鉤。
第二，要處理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邊界。 近年來，國企從 “ 管企業、管領域 ” 開始向 “ 管資本 ” 的方向發展。然而國企的運行邏輯與民營企業是不一樣的。從表面上看，國資參與民企是為了幫助民營企業發展，但實際上，這改變了民營企業的生存邏輯，導致民營企業不發展技術反而轉向政策尋租。如果國有資本亂竄，到處介入民營資本，那麼民營企業就不會有實質性空間。這個趨勢如果不糾正，將會進一步侵蝕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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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保護企業的財產權。 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具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合法性，都是市場的主體。我國《憲法》對民營企業的財產保護也明確規定。然而目前互聯網上，一些關於民營企業有罪論的民粹聲音通過社交媒體被無限放大，這進一步加劇了民營企業家的恐慌。經驗地看，如果社會上中產階層占比達到 60% ，民粹主義就會得到有效控制。中國目前中產階層占比僅 30% ，距離該目標仍有很長一段距離。而在此之前，引導民粹主義情緒，營造讓企業和企業家安心的法治環境便尤為重要。
第四，要善待企業家。 企業家是經濟的主體，經濟的好壞取決於企業家是否作為，也與企業家所在環境息息相關。任何人，在不同的時期都可能會犯一些錯誤。政府應為企業塑造寬容的社會環境，激勵企業家們發揮創新、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啟動經濟發展潛力。沒有一個寬容的社會環境，就培養不出一批偉大的企業家。
第五，塑造健康的金融結構。 中國目前的金融結構困境是真正需要資本的企業拿不到資本，而不需要資本的企業則 “ 被 ” 給資金。金融業基本是國有銀行為主體，主要服務物件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很難獲得其所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務。儘管各大國有銀行也設置了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構，但動力不足，甚至沒有動力。發展得好的大型民營企業也是國有銀行的服務物件，但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旦國有銀行向這些企業提供過於 “ 便宜 ” 的錢，那麼這些民營企業就會不自覺地走向政策尋租，導致競爭力的弱化，甚至是最後的被淘汰。因此，應該組建一批專門服務於中小企業的中小型銀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使美國經濟復蘇的不是華爾街，也不是大型銀行，而是社區型中小型銀行。大型銀行僅起到穩定作用，真正起到經濟復蘇作用的是與民生經濟真正相關的中小型銀行。
有三條調整路徑，一是要推動專為中小微民營企業服務的民間金融發展，政府可以根據 “ 平准原則 ” 限制民營金融的規模、服務物件和區域。二是設立大量的中小型國有銀行，專門服務於中小型和微型企業；這些銀行的考核標準應當和大型國有銀行不同。三是引導量化寬鬆資金進入這些與民生經濟、創新創業有關的中小銀行。 現在這方面的問題很突出。中央要求銀行把資金導向中小型和微型企業，但絕大部分銀行還是千方百計地把資金導向國企或者大型民營企業，這是結構錯位所致。如果金融結構不調整，中國的中小型企業貸款問題就無法解決。
第六，用中性立場看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 在《鹽鐵論》記載的法家和儒家爭論中，法家指出了私人壟斷的負面結果，主張國家壟斷的必要性；而儒家指出了國家壟斷的負面結果，認為國家壟斷會導致政府與民爭利。無論是國家壟斷還是私人壟斷都會導向負面結果，兩者都是有經驗證據證明的。對政府來說，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是經濟體的有機構成，我們不應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國企或者民企，而應秉持中立的觀點。從分工的角度看，國有資本應主導關鍵的經濟領域，民營資本應主導大多數民生經濟領域。在特定的領域，國有資本可以採用 “ 官督商辦 ” 模式，即國有資本按市場方式來運營。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間只有實現均衡的分工，經濟才能可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