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 2024.03.21
目前學界內外都有個基本共識：無論是在規模數量、成果品質以及政策影響力，中國的「美國通」似乎都與美國的「中國通」有所差距。 本文以美國「中國通」的社會和學術產出機制為起點，分析為何中國很難產生與美國「中國通」相符的「美國通」。
本文為《美國「中國通」的過去與未來》的下篇，作者指出，培育自主性的話語生成能力和建構自主性的戰略思考能力，這是中國走向全球大國的必過思想關卡。
美國的區域國別研究，特別是“蘇聯學”和“中國學”，是冷戰背景下服務國家戰略安全大國政治的時代產物，並非完全是學科邏輯自發推動的學術體系。 二戰後期，美國依託基金會的廣泛資助，在各個高校重建和新建了「斯拉夫研究」機構，培育了冷戰社會科學的第一顯學——蘇聯學，並在19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而 迅速衰落。 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國崛起對美的戰略壓力，中國學則在70年代後迅速崛起，成為美國當前區域研究最為熱門和活躍的領域。 但美國學術體系並沒有將中國學停留在淺顯的新聞報道和情報分析階段，而是藉鑒了政治學理論發展出了具有科學邏輯的理論成果體系，使得「中國學」成為繼「蘇聯學」後美國 區域國別研究的又一大顯學。
與上篇《美國「中國通」的過去與未來》形成對照，目前學界內外都有個基本共識：無論是在規模數量、成果品質以及政策影響力，中國的「美國通」都與美國的「中國通」有所差距。 本文無意做中國「美國研究」的學術史梳理，而是聚焦在討論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學術機制才能夠產生中國需要的「美國通」？
中國的「美國通」從哪裡來？
要弄清楚中國如何產生“美國通”，首先需要弄清楚“美國通”可能從哪些群體中產生，即美國研究的人才來源問題。 從目前我國的學術生產機制來看，依照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劃分，中國從事美國研究的專業人才大致來自五個管道：
1. 體制內
官方政策研究部門、國家智庫系統、高校人文社科大類中（涉及政治學、國際關係、經濟金融、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涉及美國研究的機構和人員，因為其擁有涉美研究的 學術累積與學術聲譽，加上工作平台的權威性加持，在理論上應是中國的「美國通」最為集中產出的區域，如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中國社科院美國所、 清北人復這四所人文社科頂尖院校的美國研究中心等。
2. 半體制內
政府中從事涉美實務工作的退休人員，因為其長期累積的豐富實務經驗，能夠基於自身業務累積經驗針對涉美問題發表個人專業看法，具有較高的可參考性。 這些退休官員也常參與到大學和社會智庫的工作中去，成為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這也與美國的情況較為類似。
3. 體制外圍
港澳台大學、在海外高校研究機構任職但在國內仍活躍發聲的海外華人學者，這些學者多數求學和任職於海外，在海外具有較強社會聯繫和學術聲譽，熟悉海外中國研究及美國相關情況， 出於對中國發展和中美關係的關注經常公開發表真知灼見。 他們雖有別於國內體制內的視角和風格，但也能為國內研判中美關係提供相對中立的第三方視角，是我國不可忽視的智力資源和戰略補充力量。
4. 純市場力量
包括了中國的民間智庫、法律機構、公關諮詢公司，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特別是美國在戰略競爭背景下加大了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安全、供應鏈溯源、技術出口管制、監管合 規等方面的審查。 企業無法調動體制內力量，只能尋求民間智庫、法律機構或是公關諮詢公司，基於自身業務需要委託開展涉美風險分析及合規研究，由於要對客戶的利潤負責，在市場激烈競爭中的 機構往往更有彈性快捷。
5. 民間草根力量
包括中國的獨立知識分子、海外歸國和旅美華人，以及非專業機構的民眾觀察者。 隨著全社會民眾智識程度的提升，非專業機構的人員出於對中美關係的關注，往往也能夠發表相關觀點和看法，雖然其中存在良莠不齊的情況，但確有一些較為優秀的人員， 由於其自身學識教育程度較高和第一線實踐觀察經驗，不受制於體制內的約束，反而能夠更加自由地研究真問題、表達新觀點，成為中國對美研究的潛在勢能。
美國何以產生「中國通」？
客觀看，中國學者進行美國研究的進入門檻和技術難度都要小於美國學者進行中國研究。 一是在外語的掌握難度上，漢語要遠高於英語，且由於漢語素材的春秋筆法隱晦表達，正話反說、雙關隱喻大量存在、官方語言的簡略難懂，加之中國信息對外開放有限， 美國研究學者想要充分取得漢語素材的完整準確訊息，難度很高。 二是從數據素材的可用性以及資訊品質方面美國資訊更易取得。 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透明度高、新聞媒體較為發達，研究成果覆蓋面廣、資訊量大，如果中國的研究者能夠熟練掌握英語閱讀理解和開源資訊分析，一般能夠較快地進入美國相關問題研究領域， 特別是隨著機器翻譯和開源資訊分析工具的發展，及時掌握美國一手公開資訊的難度進一步降低。
在進入門檻和研究難度均佔優下，中國的「美國通」似乎卻落入下風，假定兩國學者的資質禀賦和努力程度大約持平，或許要轉向更為深刻的學術和人才產生機制上來審視 這種客觀上的差距，探索背後驅動中美雙邊關係學術創新發展的基礎性機制安排。
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森和時任國務卿基辛格在空軍一號上商議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北約會談的事宜
（圖片來源：Getty Image）
（一）開放汲取而非封閉循環的決策體系
除了純粹知識邏輯驅動的學術真理探索，對於政策導向的學術研究而言，能夠被決策層所需要、納入決策體係是其永續發展的終極動力。 沒有現實的輔助決策需求，政策研究就失去了存在基礎。 政策研究存在的前提是要有開放的決策體系，能夠及時汲取外在的智力資源支持，而非採取封閉的、內在循環的決策體系。
輔助決策的外包化，成就了美國冷戰時期的中國學和戰略安全學的興起。以美國蘭德公司為例，最初則是因為二戰時期徵召為空軍司令部服務的專家，戰後既不願意在軍隊服役也不願意受軍隊文職身份的束縛，美國空軍為了繼續保持這一戰略大腦 ，命令飛機承包商麥道公司找了一個倉庫成立了一個長期穩定資助的計劃，隨後在基金會的支持下成立了公司實體，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平台為美國空軍的戰略決策提供研究諮詢服務 。 當時空軍司令部的重大決策方案都要經過蘭德公司的預先研究，蘭德公司的人員也有空軍授予的較高層級的保密權限。美國空軍司令部與蘭德公司的專家之間，既存在甲方與乙方的委託代理關係，也有著近乎同事的合作關係，這樣的生態能夠很好地實現政策研究與現實政策的融合。 這樣靈活化的機制安排，既為美國空軍保留了戰時徵召專家「外腦」的智力支持機制，又為第三方專家提供高品質決策諮詢提供了更為自由獨立的研究空間。
正是因為開放的決策體系，才催生國家安全體系與學術政策界專家的「旋轉門」機制。 二戰中美國吸收了大量的科學家和戰略家進入軍隊，並在戰後塑造的國家安全機制中仍然廣泛吸收知識界，形成了冷戰時期的「學界——政府」共生關係。 這批深度參與冷戰大戰略制定和實踐的理論家、思想家們被冠以「冷戰知識分子」（Cold War Intellectuals），這些知識分子不少本身就是政府和軍隊機構的高級官員，或是就職於 與國家安全體系關係緊密的戰略智庫或大學、透過“旋轉門”機制擔任政府軍隊職位或是成為高層官員的諮詢“智囊”，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亨廷頓、約瑟夫·奈 等。 戰略思想家從事戰略問題研究，透過書立說、公開演講、發起交流對話等方式創造了豐富成果，這些成果與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共同構成美國冷戰時期的戰略框架。
（二）開放活力的思想市場
開放發達、自由活力的戰略思想市場是一國戰略思想不斷創新與湧現的必要條件。 「思想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諾獎經濟學家科斯提出，其將思想（實質是理念、觀點、概念，而非意識形態）比喻為一個自由市場，思想的生產者可以在這個市場上自由 地兜售自己的思想產品；消費者則可以像選擇一般商品一樣自由選擇，決定是否購買。 思想市場之所以稱之為市場，是因為這是一個基於個體自由思考和發聲的公共空間，平等競爭，不能依靠權力搞獨家壟斷，消滅其他思想產品。 圍繞國家內政外交的戰略思想，透過一定的平台管道公開展示和相互交流辯論，決策層決定採納何種思想，打通了新思想「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循環，於是就自然形成了“ 戰略思想市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交易成本理論提出者羅納德•科斯（圖源：財新網）
戰略思想市場依照資源配置方式的兩個極端，大致分為「自由化市場」與「計畫指令性市場」兩種類型。
自由化市場呈現多元思想自由競爭的「衛星城」扁平化狀態，其突出特徵是多平行主體、公開透明、競爭擇優。 新的理念、觀點、概念等的生產是基於個體的自由思考；透過一定的交流和表達機制在公共政策討論空間中展示和兜售，各類新的思想在這一公共空間內進行競爭、辯論， 彼此吸收融合後發展成熟為不同派別；最終由國家－新戰略思想的終端消費者所選擇採納，並付諸實踐。 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新戰略思想的所有者——戰略學者進入政府或是軍隊高層的任職，最終形成了所謂的「旋轉門機制」：戰略學者在高校、智庫與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的 人事流動，也伴隨政黨和政治領袖的輪替發生輪轉，在這一過程中，新的戰略思想及其生產者，沒有被政府和軍隊職位禁錮住，形成了「理論創新、獲取聲譽、 政府任職、策略實施、理論再創新」的正向激勵循環，新的想法層出不窮。
（三）學術和政策研究的分類培育
隨著學科的成熟和精細分工，客觀上，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異也逐步顯現，甚至形成隔閡。 美國學者Michael C. Desch在Cult of the Irrelevant: The Waning Influence of Social Sci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無關緊要的狂熱：社會科學對國家安全的式微影響》）中提出過一個現象性的命題：冷戰期間，當國家安全形勢危急時，美國社會科學界更加偏好研究政策導向的現實問題，而當國家安全情勢好轉時，則更願意在像牙塔內研究形而上的、與現實聯繫不大的學術問題。
《無關緊要的狂熱：社會科學對國家安全的式微影響》（圖源：網路）
目前美國的主流政治學理論發展迅速，已經逐步轉向定量化和中層或是微觀理論創新，對中國學研究原有的描述性分析和情報資訊分析的範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學學者也更加強調中國 研究的科學屬性以及與主流政治理論的結合。
美國的中國學專家在大學學術和智庫政策研究之間也逐步分流：一部分選擇留在大學從事學術研究，其一般在獲得終身教職後（tenured）或是閒暇之餘，熱衷於關注中國相關現實問題、寫作時政評論，雖然美國高校也存在中國研究人才斷檔（45-55歲之間正教授級的領導學者稀缺）、政策與學術研究的主次碰撞等問題，但他們還是秉持了較強的 學術自覺：有意識地維持與國家安全體系之間的距離，試圖在政策研究中建構學術性的意義，並強調對主流政治學和比較政治發展的貢獻。
另外，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則選擇智庫（包括大學和社會智庫）從事中國現實政策的研究，擔任研究序列的研究人員，而脫離常任教職軌道（tenure-track）。 他們以智庫為根據地，將政策研究視為個人事業，傾注精力觀察中國不斷湧現的新變化和新問題，籌措研究經費、及時發布研究成果和觀點。 由於更能反映中國現實和及時為美國決策提供諮詢參考，他們在現實中的政策影響力較大（也意味著更多的項目資金來源），並且是國家安全體系“旋轉門”後備的活躍人群 。 雖然少數智庫學者在職業生涯早期也會在智庫擔任研究人員、而後申請高校教職（如邁克爾·貝克利從哈佛貝爾弗國際事務研究院到塔夫茨大學政治學系），也有退休教授轉而 去智庫擔任資深研究員，但是學術和智庫學者之間已經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分工定位，總體上呈現了平行發展、偶有交叉的發展格局。
（四）分散需求牽引的高效率經費資助方式
美國沒有科技部、教育部也無權管理學校，也沒有針對社會科學的國家級資助機構，美國對中國學的大量資助來自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國家安全體系，並且與諸多基金會協同 、共同扶持培育了美國的「中國學」學術生態。這樣的資助方式看似是結構鬆散的一盤散沙，似乎存在統籌規劃不足、重複浪費的情況，但實際上卻亂中有序，能夠減少學術經費浪費和管理成本，有效培育專業化分工。
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各軍兵種都根據自身實際業務需要來決定資助方向和資助對象，這就決定了其所資助的研究項目具有明確的現實需要；對資助對象的選擇是基於某個專家 或機構在業界的聲譽和能力，是一種經過市場化優勝劣汰後的擇優選擇，避免了「撒胡椒麵式」的廣撒網資助（往往伴隨著資金浪費），並且在確定資助對象後，往往簽訂長週期穩定資助合同，有利於相關專家長期在某個領域深耕積累，在公開競爭中形成術業專攻、在分工深耕中形成了個人的知識壁壘和護城河，從而造就了 個人的學術聲譽，進而提升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整體水準。
中國為何難以培育“美國通”
中國的「美國學」研究起步很早，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國家公派出國和老一代學者的努力，出現了成果井噴、大家輩出的時代，老一代學員在十分困難和基礎薄弱的情況下 ，建構了中國美國學研究的地基，但是一些深層的學術和人才產生機制的結構性障礙，仍然制約著中國“美國通”人才的培育。
資中筠（圖源：中國新聞網）
（一）生长局限的战略思想市场
科斯認為，「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錯誤的思想很少侵蝕社會的根基，威脅社會穩定」。 對於新戰略思想的終端消費者——國家而言，多元思想的競爭擇優，確保了國家戰略總體能夠保持較為智慧的方向，並且可以在公共討論和實踐反饋中不斷地調整修正，確保自主創造活力 。 與美國不同，中國的戰略思想市場整體也呈現「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縱向層級化狀態，突顯特徵是等級化主體、內部非公開、橫向壁壘高、資訊向終端末梢集中，未能形成 「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正向循環。
1. 戰略思想的生產端
依然偏向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層級化狀態。新的思想觀點的生產往往是執行上層下達的指令任務的附帶偶然產物，新思想的生產和流通取決於創新主體在等級體系中的層級，少數層級高的主體的新思想能夠幸運地展示和表達 ，大多數中底層的就被壓抑在萌芽階段或是埋沒了。
2. 戰略思想的流通端
由於內部不公開和不同條線的資訊隔絕狀態，我國在思想公共討論空間和交流融合平台機制還有欠缺，新的戰略思想未能充分流通。 加之我國思想界與政治體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人事流通不順暢。 戰略思想的生產流通環節的正向激勵循環被切斷了，戰略人才的多樣性來源和有效使用也被阻滯了，難以形成高質量新思想的持續生產和供給。
3. 戰略思想的消費端
由於各個獨立的資訊向決策中樞集中，造成了決策中樞的資訊過載，各種思想的競爭擇優集中在決策中樞，由其根據情況或是偏好來擇優採用，最終新思想的取用則可能取決於 提出者與決策高層的關係是否緊密相關，有些與高層關係緊密的更易直達，但是更多的則缺乏通道和機會。
4. 戰略思想的再生產端
決策層的決策需求都是在內部少數機構傳達指定，難以在思想界內部開展研究和討論，也缺乏後續深化研究的資助機制，這就切斷了及時反饋、深化研究討論的再生產機制。
（二）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關係尚待理順
針對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異，目前還未能形成有效分工、互補的合作關係，兩者之間仍有摩擦碰撞。 隨著中國學術界向國際學術界的接軌，國內美國研究涉及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都不同程度地向國際化接軌，但是程度有所不同。 這在表像上似乎體現為所謂的留洋派和本土派的差異（經濟學界中這兩者關係一度緊張），其核心在外部強大社會科學體系的引進下，基於本土現實問題而自發生長的知識創新 體系會面臨極大的外在壓力，而出現「拿來」與「自主」之間的張力。
從學科和學者發展軌跡看，我國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恢復興起，在學科發展初期，學術和政策之間的界限模糊，更加強調對現實問題的學理探討和 觀點輸出，從而逐步累積素材，推動學科發展，成就了老一輩的政策影響力。 但隨著國外成熟的學科標準範式的引入，推動學科國際化進程的同時，也使得大學學術研究和智庫政策研究之間的界線日益擴大。
以經濟學學科為例，堅持國際化標準，則意味著華人學者需要在經濟模型、量化、微觀實證和方法論層面進行更細化和高階的追求。 如果堅持本土問題導向，則需要對中國經濟問題進行全面清楚的摸底調查、與政府政策部門保持較為緊密的關係，了解政策的來龍去脈，輸出決策層和大眾能夠看懂聽懂的成果。 兩種研究範式雖在根本上並不衝突，但是在學術生產機制上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兩條路徑。 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批評中國高校的經濟學教授「坐在金山上挖煤」 ，呼籲經濟學是一個入世的學問，要積極開展政策研究、參與政策討論、與社會接觸。 人民大學的聶輝華教授也感慨如今經濟學界的無趣，不如記者的實地調查更能啟發人心。
經濟學的國際化接軌，加上大學日益嚴苛的論文考核標準，已經迫使學者必須跟上國際化標準，在數據和回歸中找論文，這是在學術界「不發表、就出局」下的 有利生存策略。 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去指望頂尖高校的青年學者不計功利，去做長週期、費精力且不容易發表頂級刊物的政策研究，實在難免有「面對餓漢談營養」的苛責嫌疑。 這樣的現像也並非全是壞事，經濟學向學院派“黑板經濟學”轉向的同時，中國成長起來的證券投資研究機構和個人工作室，他們是所謂的政策研究“實戰派”，其對中國 市場經濟的分析與觀察，無論是在分析層次和素材數據掌握上，很多時候都不輸於高校的教授。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高校教授在經濟學實際上對於現實政策的影響力，可能已難以達到上世紀的“莫干山學派”，取而代之的是各類投行券商首席經濟學家和民間高人 。 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工已經自然形成，在這個過程中，兩者之間也存在著相互借鏡和補充的局面。
這現象並非經濟學界獨有，任何面臨國際化和本土化發展碰撞的學科都會面臨，只是經濟學界提前走了一步。以中國對美關係研究而言，目前國際政治的國際化標準，使得學科內部呈現了學術派和政策派的爭論。 曾有觀點認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成熟，就意味著學術期刊中政策研究論文逐漸減少甚至消失，國際關係研究應當國際化」。這樣的觀點，雖在理念和初衷上十分美好，但在實踐中也要避免陷入絕對，不能以西方標準為唯一標準，國際政治學科的理論先進性要求和服務現實政策需求是學科發展的一體兩面 ，都不可偏廢。如果國際政治不再服務現實政策，或許這門學科本身的存在意義也將大打折，也可能損害這一學科的長遠發展。 區域國別學和國家安全學崛起，雖然也開始討論如何稱之為“學”，但是筆者猜測，這一學科建設的初衷並非解決中國的學科短缺、而是解決國家戰略亟需的基本知識的 短缺，間接也凸顯出以往院校學術研究對於特定對象基本事實的知識研究儲備不足。
（三）中美關係研究與美國研究的比重不協調
正如美國“中國通”一定要是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出發研究中美關係；我國對美研究較多從中美關係出發，從“關係到關係”，從而使大國關係研究缺少了堅實 的區域國別研究的實證基礎。 在現實中，對美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偏向宏觀、疏於微觀，專家不夠「專」的問題。 美國並非是鐵板一塊，反而更像是有機構成的碎片化美國，因此對其的研究認識很難從一個整體性視角簡單概括。 如果缺少對美國某個領域問題的長期跟踪，沒有形成深耕積累的知識壁壘，則很難對美形成清晰認知。
二是在數據基礎上，還缺乏對於美國各產業、區域、人群的微觀追蹤調查，也缺乏權威資料庫的建置累積。
三是未能給予「美國政治研究」足夠重視，中國對美研究所接觸的主要是美國的「中國通」群體，但是如上文《美國「中國通」的過去與未來》指出，美國政治學中的美國政治才是中國的對美研究學者所必須關注的學科方向，而非美國「中國通」所歸屬的其他領域。
如果在對美國國情政情軍情民情缺乏充分理解的情況下，當美國拋出對華議題，則很難對其背後的來龍去脈、思維邏輯、動機原因、執行主體、政策績效有所了解，現實中往往容易陷入「陰謀論」的思維陷阱。 並且在如何看待美國的問題上，容易將美國戰略界看作一個統一整體，無法充分考慮其戰略思想多元競爭湧現的現實。 在對美戰略情勢的研判分析中，由於資訊掌握不夠和研究不夠充分，我方容易將美國官員、智庫、著名學者的碎片化報告或言論當作美國的對華政策傾向和整體態度，缺少對美國國家戰略體系整體以及各分支的掌握研判。 如此，便容易在實踐中出現認知偏差，例如認為美國方面不斷拋出新的概念和議題，一個「虛擬但無所不包」的美國在不停對中國設置難題，把握不住美國對華 戰略思想的邏輯主線，未能從結構解剖的角度深入認識美國戰略思想界的多元競爭格局，因而出現了重大誤判。
（四）現有科學研究資助模式抑制潛在「美國通」培育
1.評價標準上，相對單一的評價衡量標準壓抑了對美真實問題的追蹤研究
學術成果的評價標準應是多元的，由領域專家的小同儕審查為主。 對於培養中國的「美國通」群體而言，堅持單一的標準可能會壓抑相關人才的成長。 特別是如果照搬西方學術標準，以發表SCI和SSCI作為學科國際化的準繩，可以設想，多數中國學者能夠在海外發表的基本仍然是關於中國的話題，也許在發表數據上好看，但是對於我們增進 對美國的了解和知識積累，則用處不大。據筆者觀察，少數研究美國問題並且能夠在國外期刊發表關於美國問題論文的學者十分稀少，且他們的研究難度更大、付出的學術努力更多，但是這一真正的美國研究群體，無論是受到 的決策和大眾關注、還是學術資源分配傾斜方面，都與研究中美關係的同儕有所差距。
2.對智庫政策成果和人才的承認機制不夠完善
如果說我國建立了相對通行的學術評價標準，但至少解決了學術評價標準的有無問題。 但我國目前對於智庫政策研究的成果和人才仍缺乏產業通行的標準。 目前除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部會所屬研究機構等國家智庫機構存在內部的政策研究的評估標準，中國多數智庫還是掛靠在大學。大學智庫如何建立與大學學術導向的評核之間的匹配銜接問題，還需要一種創新探索。如果只以獲得批示作為智庫研究成果的方式，雖然部分解決了評價標準缺失的問題，但也會加劇智庫政策研究「投上所好」的扭曲性，損害智庫政策研究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在智庫成果和人才評價標準缺失的情況下，我國還沒有建立與美國相符的人才流動機制。 人才流動不僅面臨「編制」「身分屬性」等體制性障礙，也面臨著評價認定與標準銜接不匹配的技術性障礙，無論是政府與智庫、智庫與大學、智庫與智庫之間，都存在「 旋轉門是玻璃門」困境。 在這一背景下，大量活躍在民間的高手是無法被現有的評價體系所承認，只能依靠個人興趣熱情、或是流量變現來維持發展，難以持續激發研究熱情和提升研究能力。
3.短期競爭性「專案製」抑制了專業化積累
目前科研資金的分配，主要是由政府主導，依靠產業資深專家評審，實行的是科研計畫資金競爭性分配的機制，也帶來了科研經費使用效益不高、研究響應現實需求滯後、科研人員負擔 過重等問題。
自上而下的問答式項目資助模式，也可能局限了學者研究的範疇，由行政機關或少數權威專家界定的選題，如果局限在已經出現的現實問題上，必然會出現學者“追熱點” 「趕時髦」的情況，不利於學者的深耕累積、推動了學術研究的同質化。 對尚未爆發或未被關注的問題則會發生研究不足，或是反應不夠的問題。 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決策層需要在短時間內尋求專業權威的諮詢意見時，缺乏專業化分工的學術體係是難以滿足快速反應需求的。
現有的資助模式難以培養異質化分工優勢，而鼓勵了同質化的淺顯劣勢。 為了獲得資助的機構和學者，需要花費大量精力在申報課題上，從謀利動機上來看，容易鼓勵學者為了獲得項目經費而擱置自身專業的積累。 現實中，如果少數學者可以依靠地位和名聲掌握多個項目，而多數學者難以獲得資助，可能會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不利於多元創新主體的培育，一方面造成個別機構和個人 研究經費和任務過載，另一方面，弱化了多數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的專業化分工空間，一些戰略上重要但是未被關注的學科領域可能難逃“冷門絕學”的命運。 如果從簡單的計算題來看，10個人每年都同時研究同一個問題，每年換1個問題，10年下來，也就研究了10個短平快的問題，同質化淺顯劣勢清晰可見；當10個人堅持 10年都在研究同一個問題，最後就是10個研究深厚的問題，異質化分工優勢突出。
目前，已開發國家普遍採取「機構式資助」（政府將經費按一攬子撥付給研究機構，由研究機構按照自己認為合理的方式自由支配，該類經費一般為經常性的）和「項目式資助」（ 由研究機構依照專案申報方式從政府和軍隊取得資金）兩種方式，「養機構」和「下任務」並舉。 在不同領域、兩種資助方式的比例有所不同，總的原則是從事國家基礎性、策略性、公益性的機構，機構式資助比例一般在50%以上。 美國蘭德公司主要資金來源為政府部門和軍方，通常占到其總收入的70%-80%左右，通常與國防部、軍兵種等簽訂3-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務合同，合約金額 數千萬美元。
美國蘭德公司（圖源：網路）
結 語
中國戰略思想傳統文化累積深厚、知識分子資質與勤奮優勢明顯、飽含愛國報國熱情，完全可以產生超越美國「中國通」的戰略思想家群體。 打造知己知彼、知古知今、知表知裡的「美國通」群體：對上提供高品質諮政建言、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對內回應大眾關切，避免在學術和思想上被西方 牽制、成為戰略思想上的「殖民地」。
中國很難出現「美國通」的核心問題是社會和學術生產機制中存在著深層矛盾，是系統性而非點到點的問題。 中國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決策和輔助決策制度，也不會和西方建設同等模式的知識生產體系，但是：決策開放、有效分工、分類評價、實證基礎、人才流動、正向循環，這些美國的“ 中國通」得以產出的規律性原則可以為我國所借鑒和改造應用。
我們要避免建構一個思想認知的牢籠，結果卻把自己鎖在了裡面，睜眼看世界、看的是自己想像的而非真實的世界，既要站在中國看世界、也要站在世界看 中國，擺脫對美國創設的既有話語邏輯和解讀軌跡亦步亦趨，真正建構培育自主話語生成能力和自主思考能力，這是中國走向真正大國必然要過的思想關卡。
以上既需要站在老一學者肩膀上接力加強自覺性的學術努力，也需要決策層著手推進深層、體制性的學術和人事體系改革，推動形成本土戰略思想「生產——流通——消費— —再生產」的良性循環。 本文提出這個問題，旨在引發大家對於這一問題的關注、思考與辯論，相關表述並非下定論或是臧否。 畢竟，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問題解決的開始。
本文作者
梅陽：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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