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10.16

以哈雙方衝突不斷升級，據聯合國支持巴勒斯坦難民的機構稱，在與以色列衝突的頭七天內，已經有100萬加沙人流離失所。 局勢不斷惡化引發世界對於可能爆發第六次中東戰爭的擔憂。 在聯合國為主導的國際多邊協商機制失調的情況下，大國之間沒有共識，立場分化，在巴以問題上對抗意味濃厚。 如何跳脫中東和平進程的「西西弗斯陷阱」？

本文認為，巴以衝突源自於全球權力格局重塑與內部分化等因素，而當前世界各國持續分化的立場不僅無助於問題的緩和，更是「火上加油」。 為避免人道災難升級和恐怖主義蔓延，中國應承擔大國責任，延續促成沙伊和解的外交勝利，積極調解巴以衝突、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中，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本文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與IIA戰略研究組討論而成，供讀者參考。

根據半島電視台報道，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表示，自哈馬斯10月7日發動攻勢以來，以色列已有1,400多人喪生，超過120名以色列人被哈馬斯武裝分子綁架。 另一方面，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衛生部表示，至少2,45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對加薩的砲擊和空襲中喪生，受傷人數已達9,200人。 隨著衝突進一步加劇，死傷人數仍在分秒擴大。

更嚴峻的是，以色列軍一邊空襲加薩和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一邊在加薩的邊境圍欄上集結，部署進一步的地面行動。 同時，這場血腥衝突的影響不止於巴以境內，已蔓延至黎巴嫩和地中海。 美國「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及其戰鬥群部署到該地區，與已抵達地中海的「傑拉爾德·R·福特」號航空母艦一起，以示對以色列的支持。 據聯合國支持巴勒斯坦難民的機構稱，據估計，在與以色列衝突的頭七天內，有100萬加薩人流離失所。

如果局勢無法扭轉，巴以這一對已經持續75年、歷經五次中東戰爭的歷史宿敵今年極有可能打開第六次中東戰爭的「潘朵拉魔盒」。 在當下以色列與中東各國的歷史恩怨和現實糾葛不斷交織、深化，以及西方國家更多基於自身利益進行幹預的背景下，作為在地緣政治和宗教問題上均能保持絕對中立的客觀外部力量，中國 有必要且有能力阻止戰爭升級、緩和局勢，避免出現更嚴重的人道危機，進而在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在以色列佔領的西岸希伯崙，一名男子在反以色列抗議集會期間舉著哈馬斯旗幟（圖源：天空新聞）

巴以衝突源自於全球權力格局

重塑與內部分化等多重因素

世界體系本質上還沒有脫離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大國權力格局主導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進程。 聯合國是二戰後人類社會吸取戰爭教訓得來的寶貴國際公共產品。 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大國多邊協商機制首先確保了世界主要幾個大國之間可以透過一個公共的平台進行對話協商，大國之間只要有著避免衝突的共識就能夠避免世界大戰的發生。 即使在美蘇冷戰時期，美蘇即使保持著對抗，也還是堅持了不發生直接戰爭的底線，美蘇兩大陣營都有效管控了其勢力範圍內的陣營國家，維持了世界體系相對的「冷 」和平。 但是，國際權力格局已經今非昔比。

（一）繞過「聯合國」的美國單一霸權難以維護世界和平

蘇東劇變後，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霸權，美國這個「世界警察」當得很不容易，維持其所定義的「rule by rule」世界秩序，要支付極其昂貴的代價。 美蘇冷戰時代，各個陣營還是願意給超級大國交“保護費”，現在沒有了主要對手，沒有多少國家願意給美國交保護費，美國顯然無力承擔霸權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 不管是以反恐名義深陷阿富汗戰爭還是介入中東衝突，還是維護北約集體安全和東亞遏制中國，美國的負擔越來越重。 因此，從川普政府開始，美國就多次要挾退出國際組織、脅迫北約和其他盟國追加成本分攤。 拜登總統上台之後，情況並沒有改善，缺乏了聯合國的角色發揮和其他大國的支持，美國仍難以依靠自身霸權有效維護世界秩序。 美國和眾多西方大國如果繼續拋棄聯合國機制，將會持續加速國際體系的動搖。 舊的體系一動搖，以往被這體系製約著的各種地方化、區域化的力量，無論是國家或是非國家行為體，都能夠找到機會，湧現出來，造成世界局部區域局勢的持續亂鬥 。

舊結構的搖搖欲墜已經導致了冷戰以後衝突頻繁。 從這個角度來看，俄烏戰爭可以說是全球權力格局重塑過程中的第一波衝擊，現在巴以衝突成了第二波衝擊。 儘管美國有強大的意願維持其唯一的霸權地位，但其已經沒有能力承擔昂貴的成本，維持不了和平的國際秩序。 如果無法盡快恢復聯合國主導的主要大國多邊協商機制，未來更多的區域威脅衝突都會出現。

（二）世界各國正承受「認同政治」的糟糕後果

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帶頭搞起了「認同政治」。 「認同政治」包括對性別、民族等的認同，這既可以體現在一個人的身上，也可以體現在一個組織上，如果上升到國家層面，就變成了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背後的基礎是「認同政治」。 「認同政治」的結果就是把一些物質的、世俗的東西尤其是領土，都高度神聖化、圖騰化、情感化。 對於領土的紛爭，如果一旦上升到「認同政治」的高度，轉化為一種情感性的認知信念後，就會變得非常糟糕。 涉及的國家都會用「聖戰」的概念賦予自己發動或從事的戰爭行動予崇高的道德內涵，政治和意識形態極端化勢力就會佔上風，大大提升軍事衝突取代和平協商的可能性。

（三）巴勒斯坦政權內部分散亂治引發對外衝突

巴勒斯坦的國土被以色列從中橫切成了兩塊：一塊即約旦河西岸，面積稍大，約5655平方千米；另一塊則是地中海邊的加薩地帶，面積遠小於約旦河西岸，僅365平方 千米。 約旦河西岸與加薩一東一西，在地理上彼此分離，也形成了巴勒斯坦內部兩大權力集團，法塔赫和哈馬斯。 法塔赫的主張較為緩和，在進行武裝鬥爭的同時也願意開展和平談判，認可以色列的生存權；哈馬斯則極為激進，反對與以色列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堅持透過持續的武裝鬥爭，終結 以色列的佔領，並反過來將其徹底消滅。 巴勒斯坦內部兩大勢力互相分離、爭鬥。 哈馬斯憑藉其激進立場，得到了越來越多對現狀不滿的巴勒斯坦年輕人的支持。 在2004年法塔赫與巴解組織的時任領導人阿拉法特去世後，喪失領袖魅力的法塔赫愈來愈難與哈馬斯爭奪民意。 一個國家、兩股勢力、兩個政權，內部政治的對抗分化造成了巴勒斯坦難以有效整合國內政治力量、形成共同的國家意志，內部矛盾反而加劇了外部行為的極端化。 這樣的情況下，儘管國際社會多年來都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但內部的高度分化使得這一進程無法實現。

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地圖（圖源：Sky News）

世界各國持續分化的立場

無益於快速止戰

從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截至目前對於本次衝突的表態與舉措看，可以明顯看到國際社會缺乏能夠促進衝突盡快解決的共同立場。 具體而言：

本次衝突的當事人和鄰近國家的對立仍在加劇。 作為衝突初期的受害方，以色列展開了堅決的反擊行動，並在近期顯著擴大了進攻範圍。 以色列再次實施「集體懲罰」（collective punishment）策略，即要求加薩北部約110萬巴勒斯坦居民撤至南部，並啟動不再區分平民與軍人的地面攻擊。 以色列的反應顯然是情感政治的一種表達，很容易在當前局勢下進一步受到宗教分歧、歷史糾紛、社交媒體、國內動員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也加劇著衝突的升級和情緒的失控。 目前黎巴嫩、約旦、埃及等周邊國家均以不同方式加強對巴勒斯坦人的救援與協助。

美國、歐洲、俄羅斯、印度和日本等國的立場難掩自身地緣戰略考量。 衝突發生以來，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蘇納克、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等多位西方國家元首都表達了對以色列的支持立場，歐盟於15日也以共同立場和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了哈馬斯的恐怖攻擊。 儘管上述國家內部近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聲音和遊行，但西方作為一個整體，總體上強調的仍是與以色列的團結。 相對於美歐等西方國家的立場，俄羅斯、印度以及日本等國家對本次衝突的反應是不同的，其中俄羅斯指責美國的中東政策，對以色列和加沙地帶平民死亡人數「災難性增加」表示擔憂 ，印度和日本並未像美國那樣站在以色列一邊，而是更多對加薩地帶出現大規模傷亡表示嚴重關切。 整體上，上述主要國家對地緣政治利益的差異化考量無助於巴以和平進程的實現。

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廣泛且顯著的分歧。 其中以非洲各國政府的態度最具代表性。 除阿爾及利亞、南非等國表達對巴勒斯坦的聲援外，非洲聯盟委員會也指責以色列「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 但相對地，肯亞、尚比亞、加納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家選擇與以色列的立場一致，這也顯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立場並不統一。

如果世界各國都依照過去五次中東戰爭的立場與態度來看待這次衝突，那麼促進和平的努力將於事無補。 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持久和平需要包括大國、阿拉伯國家聯盟以及其他國際組織更大力度的介入，也需要區域國家更具共識的措施予以推動。 如果大國之間、區域國家之間無法達成有效的共識與妥協，那麼衝突無疑還會繼續升級，更大的人道災難很可能會繼續發展下去。

10 月 15 日，巴勒斯坦人從加薩汗尤尼斯的水龍頭取水（圖片來源：美聯社）

為避免人道災難升級，

中國應有所作為

巴以衝突似乎證明了杭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 但這只是一種假象。 各國都有穆斯林，如果將世界發生的衝突歸結為文明之間的戰爭，會引發各類文明的國家和組織主張自己的權力和意志，那麼這個世界將會亂鬥不止。 特別是受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加上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等「黑天鵝」事件和地緣政治衝突的衝擊，許多國家的內部經濟發展受阻，貧窮人口增加，發展中國家紛紛 抱怨自己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怪罪於現行的世界秩序不公平。 如果無法建構世界大國協商、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秩序，極有可能發生各國內部問題的持續外部化，進而引發世界新一輪的動盪衝突。 針對當前巴以愈演愈烈的衝突，為了防止衝突進一步升級，甚至引發第六次中東戰爭，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有能力發揮積極的和平建構作用，這是因為中國具有其它大國所沒有的特性。

一是中華文明是一種世俗文明，不存在宗教意義上的“排他性”和“極端化”，中國文明強調的是“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睦鄰友邦”“天下太平”“ 天下大同」等和平理念，其突出特點是和平性。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基於此一特性，中國在國際社會能較為讓人信服地做到道義上的公平公正，而非基於西方或是中東少數國家基於宗教信仰的公平，中國文化所秉持的道義公平觀更有利於理解 目前巴以雙方的實際處境和利益訴求，以更好地推動雙方的和解進程。

二是中國在中東問題上沒有歷史恩怨和宗教仇恨，能夠站在一個中立客觀的立場推動各方坐到談判桌上。 近代以來，中東地區先後被英國、美國和蘇聯等霸權勢力染指，中東地區的歷次衝突背後都有大國的介入和深刻影響。 中國從來沒有深度介入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演變和利益爭奪，而中國在這一地區並無地緣政治野心。 以中立調停者的負責任大國形像出面，能夠獲得中東各國的信服與尊重。

三是中東對中國自身國家利益的影響。 中東地區關乎中國國家能源進口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繁榮共建，確保中東地區安全穩定不僅有利於該地區的發展，也有利於中國本身的發展。 且中東在地理上位於亞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島區域，為亞歐非三大洲結合部，如果中東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肆虐，勢必蔓延至中亞和我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對我國打擊“三股勢力” 的工作帶來不利影響。

四是中國已經顯示有能力推動巴以和平調停以及後續的和平進程。 中國一貫的主張是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積極勸和促談，堅定為和平，為世界各國做出了表率。 不久前，在中國的積極斡旋下，中東地區宿敵的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在斷交七年後簽署協議，同意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 中國的這一外交舉動已經贏得了世界對中國外交能力的刮目相看，更贏得了中東國家的尊重。 中國可以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全力促成巴以和解。

抗議者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集會上揮舞旗幟（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结  語

外交部長王毅在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中指出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落實“兩國方案”，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實現巴以雙方和平共處。“沒有阿拉伯和以色列兩個民族 的和解，就沒有中東和平。 」這一論述無論是在總體目標和立場都是讓美國乃至世界都認同的，也是目前推動調停巴以衝突、實現中東地區長久和平的關鍵舉措。

為盡快阻止戰爭的升級，推動巴以和平進程，中國可以積極地在三方面開展有效工作：一是開展與美國、以色列、俄羅斯以及其他西方大國和中東主要國家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等的多邊外交斡旋， 推動各方形成共識，共同敦促相關各方停止戰火，避免人道災難，重回和平談判進程。 二是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輻射中東巴以地區，呼籲聯合國以及世界已開發國家全力支援巴勒斯坦經濟建設——透過實際提高巴勒斯坦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水平，消滅恐怖主義的社會基礎。 第三是在聯合國的架構下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各方勢力的談判與整合，提出巴勒斯坦和平建國與整合建政的系統化解決方案以及和平路線時間表。

本文作者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戰略與安全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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