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近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洲、美国及非西方世界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陷入了治理危机，其中最核心的危机便是政党危机。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制度作为“另一种制度选择”，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参考的样本，却也成为西方“中国政治制度威胁论”的攻击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只需要重新梳理对现代政党的研究，也需要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和视角，来分析不同政党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以及不同政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路径和实践。

为此，2023年7月29日至30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在深圳举办百川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围绕“政党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的主题深入展开研讨，通过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党、欧美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各自在不同文化、历史、国情背景下对政党与现代化、国家治理、转型发展等核心问题的探索和实践，总结不同的政党模式及其经验。

研讨会现场

论坛内容回顾

政党与现代化的新课题

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既深受现代化的影响，也成为推动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但处于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在不同的领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课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西方政党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它从属于国家制度，并没有能力居于任何国家制度之上。从法理上来说，政党也只是其中一种社会组织，没有任何的权力来凌驾于其他的社会组织之上。所以一旦失去了竞争力，政党也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现在西方的政党处于以前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的状态。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仍在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即政党与政治秩序的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文本上接受了西方式的制度，在实践上却从来没实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确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现在仍是这样的局面。和西方不同，政党在中国并不是其中一种社会制度，中国的政党是超越所有社会制度的顶层结构，就功能或者责任来说，政党不仅仅是治理，而且更是发展，它要领导、引导其他所有领域的发展，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如何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形成良性的交流，在国际上赢得理解和尊重，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在主旨演讲中，围绕如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展开探讨。张占斌指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把我们发展的优势转变成国际话语优势，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张占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政治性、独创性、人民性、自主性、开放性、民族性、实践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世界性等鲜明特性，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回应时代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要坚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意识，勇于破解时代难题；要胸怀天下、海纳百川，学习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需要不断地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二）北欧政党政治与现代化

备受世界关注的北欧模式，如今也面临新的挑战和课题。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系教授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在主旨演讲中聚焦北欧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当前北欧模式面临的重大挑战。柏思德指出，以丹麦、挪威和瑞典等为代表的北欧模式被称为政党政治的下一个超级模式（the next supermodel），其主要特征包括全民福利、广泛的公共服务、强有力保障的劳工权利、强劲的劳动力市场、高税率等。此外北欧模式下有安定的社会、非常高水平的教育，整体而言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非常高。但北欧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天堂”，过去的“天堂”如今面临巨大的挑战。北欧的政党体制被政治学者称为“冻结的政党制度”（the frozen party system），长期由社会民主党主导，但近年来日益受到反移民、反高税率、反建制的民粹党派等的挑战。此外，北欧政党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对全民福利制度的制约、移民、与欧盟关系等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他们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非常艰难的选择。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系教授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

（三） “提低”战略和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现在的阶段，面临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课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既需要从理论上解释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和背后的理论机理，还要在实践中选择更加有效的路径来推进共同富裕。李实从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和最低值比较，指出中国要实现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所需的年均名义增长数值，以及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李实指出，要通过共同富裕的目标来倒逼改革，通过改革来引领经济增长，而且改革一定是全面的，尤其是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法治社会建设等领域。他认为，应实施“提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战略，以此促进共同富裕。“提低”比“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重要，只要把“提低”做好了，“扩中”自然就实现了。而“提低”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包括给低收入人群赋能、平权和善行等。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照抄照搬其他国家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依附性现代化”，转向主动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过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探索与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课题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郭建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它必须和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它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死记硬背，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中国化，这样我们就取得了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两个结合”中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仍然存在分歧。经过这100多年的探索、思考、反思，我们终于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要不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是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起源不同，来源不同，但是彼此具有高度契合性，而且相互成就，也就是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独特的历史命运，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一棵大树长得再茂盛，它的根都要扎在土里，这个土就是我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冯友兰先生讲，“阐旧邦以辅新命”，旧邦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新命就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郭建宁

（二）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林振义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就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两个概念。首先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开放的，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现代化，是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历史实践，必然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比如说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城市化、理性化等等，这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同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处理一些基本的关系，比如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关系，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很多没有处理好，或者是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着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处理这些基本关系的中国答案，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建设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至于第二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是赓续中华文明，而不是毁灭中华文明，是更新中华文明，而不是割裂中华文明，我们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来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创造了新的经济、新的政治、新的文化，是在为中华文明注入现代因素。我们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条成功之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林振义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兴起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回顾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在中国的兴起。郭忠华指出，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研究是必须的，尤其是标识性概念的建构、提炼。在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里面，我们大量的概念是移植性的概念，根据本土情景进行改造和重构特别重要，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等等，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照搬西方的概念或者外来概念用在中国本土，没有进行本土化的概念调适和改造。“人民”概念是我们的标志性概念，经过了两次重要的语义重构，一次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两个世界的碰撞，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这其中就包括观念的现代化，近代知识分子给“人民”赋予了新的内涵，包括“公德”“权利”“国家”等；第二次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人民”的外延又开始发生变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赋予人民以新的含义，有革命性、阶级性等等。不论人民的语义如何变，它始终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的。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

政党与现代化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政党走上了不同的政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学界对政党的研究虽然早已跳出以西方政党为主的研究范畴，更多关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党，但依旧是以西方的标准和视角来衡量和理解非西方国家的政党的特征、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必须超越“转型范式（transitional paradigm）”，重新认识不同政党模式，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不同国家政党的发展脉络，以及与政党发展紧密相关的多样化的现代化路径。

（一）中国政党政治学理论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郭定平指出，之前现代化的政治学理论是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背景之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提出的论证过的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西方的冷战国际战略的。他们发展的这套现代化理论是希望引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政党制度研究，为我们进行政党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丰厚的土壤，有很多的实践值得认真研究。在比较视野下的新型政党和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框架上，可以从政党宗旨、政党活动、政党组织和政党功能去分析，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和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建立统一的分析基础，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讨论我们自己的特点，从而构建中国政党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这其中包括几个重要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与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领域的领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郭定平

（二）现代化的政党之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比较政治研究室主任郭静认为，从政党诞生的时代来看，政党是现代化的政治产物，是现代化的政治之果。但是从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来看，政党也并非是必要之物。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现代化的程度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大多数并没有呈现典型的正相关关系。从政党推进现代化的效果来看，也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毁誉参半，有的是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但是有的可以说是时有时无、时大时小，甚至是负面作用。从现代化或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待政党政治特质，应该看到政党不只是社会利益诉求的传输通道，也需要是解题能手，否则政党与压力集团这样的组织的功能就相差无几了。政党需要有革故鼎新的能力，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党，还需要是有领导能力的党，或者是有政党自主性的党。政党政治有很多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是神不似在于，实际发挥的政治功能是不同的，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也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政党政治的功能可能都是不稳定、有可能变化的。从促进现代化的方式和程度来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党与经济社会利益结构的关系、模式，也就是说政党受既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控制程度和政党对经济社会利益的有效把控程度，这两个维度，不同国家的政党可能处在不同的点上，成为固利、争利、分利、增利、统利或生利型的政党，在促进现代化的效应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比较政治研究室主任郭静

（三） 这个时代的政党中心主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满回顾了政党研究的历史和变化。他认为，我们有必要从现代化的视野为现代政党中心主义提供一个新的理解，并基于一个三位一体的定义：第一，政党中心主义兼具理论和实践的意蕴，它既指代一种政治和思想观念，又描绘现实政治实践；第二，它是指政党享有任何其它组织和集团所不具备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掌控地位，形成了以政党为中枢的现代政治形态；第三，政党凭借特殊地位对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形成强大的统摄、协调、影响能力，左右国家的发展。在21世纪，政党在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现实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在部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俨然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负担，甚至结出了恶性党争、社会撕裂和政治衰败的苦果。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角色出现在治国理政的舞台上。张春满还从本质、政党定位、中枢作用、驱动力、政党关系等维度，分析比较西方的政党中心主义和中国的政党中心主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满

当代共产党的转型与发展

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应对新的挑战，并有效调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当代许多政党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也不例外。

（一）数字化政党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李路曲指出，政党采取何种组织结构是由（1）政党所处的社会及时代背景；（2）政党的政治目标所决定。伴随数字社会的到来，政党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适应社会的数字化。采用数字技术来发展政党则成为近年来欧美政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法。数字型政党的出现，一方面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欧美政党充实其党的成员、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多了一种选择。这种以数字化手段构建的虚拟组织与实体组织相结合的立体化组织结构重新定义了党员的身份，扩大了党员的范围，使党员与选民之间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也进一步驱动了政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政党的这一变革，为普通党员和党的参政提供了更加方便和多样化的通道。当然，它目前也存在无法完全实现全党和全民平等参与问题。尽管这种数字型政党是一种新的现象，并在欧美表现出一种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会改变群众性政党的存在和影响，并不会完全改变其组织形式。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我们既要重视世界政党的这一变化，重视数字化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也要结合中国特色，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优势和特色。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李路曲

（二）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

杜兰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马丁·迪米特洛夫（Martin Dimitrov）表示，当前全球范围内由共产主义政权执政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少，而中国则属于这少数国家中仍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行得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既能够团结社会中的各类群团组织，也能够有机团结其他政党团体。另外，这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和特色所决定。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从1989年到2022年翻了一番到达近1亿人，而党员数量仍在增加中。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形成逐年攀升的趋势。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深度和广度上的增长，横向与纵向的发展。

杜兰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马丁·迪米特洛夫（Martin Dimitrov）

（三） 越南共产党的困境与挑战

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Tuong Vu指出，了解政党的困境可以从两个问题着手：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政党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最恰当？而回答这两个问题，Vu教授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出发：第一，一个政党是一个组织，它有自己的身份和组织架构，这样的身份和组织架构不受个体的党员和社会影响，它是独立于这个影响之外存在的；第二，政党是个体愿景或者说目标实现的平台和路径，它是这些个体形成了一个治理的俱乐部，通过机器来运作政党，同时共享其社会的影响力和力量；第三个角度是，一个政党是实现一个高尚使命的组织和平台，通常一个政党都会有服务于社会大众公共利益的高尚使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当前的越南共产党除了面临使命转变的挑战，也面临着其身份认同、社会纽带、社会凝聚力下降的问题。越南共产党需要进行自我改革。首先可以从党组织的结构、形式进行改革，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关注党内廉洁等。另一种方式就是透过意识形态的路径来进行改革。目前越南共产党选择的是组织架构的方式来应对上述困境。

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Tuong Vu

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与变革

政党的不断自我创新与变革是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很多关键节点也经历了很多次重要转型和调整，包括政党建设、干部官员评价体系改革等等。整个国家已经改革开放40年，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愈来愈复杂，且也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因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挑战，以确保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自我革命制度完善的思考

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建华教授指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需要从组织有机体新陈代谢的内在逻辑出发，思考制度创新的框架体系，而这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关于完善中共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思考：（1）健全党内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方法论。梳理现有发现问题的制度性设计，主要包括纪检监察制度、巡视巡察制度和审计制度。这些制度性规定都是强制性的，或者说补救性发现问题的过程。显然，在政党与国家治理过程中，这些制度性规定更具有约束性，而不是激励性。因而，如何建立党员干部主动发现问题的体制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2）健全党内团结的体制机制。建立党内团结的体制机制，需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必然逻辑，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制度来避免无原则的斗争。（3）健全党员新陈代谢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但具体以怎样的机制和标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譬如，如何对不合格党员进行认定，除了违纪违法行为被依规依法处理以外，对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党员如何进行认定，这些都是完善制度体系过程中的难点。（4）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体制机制。目前理论层面以四个服从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关系已经明确，如何在程序上解决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真正实现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这就需要从组织运行的实践逻辑出发，通过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来实现民主的有序性、向心性，实现集中的民主性与制度性。（5）健全党内会议制度的体制机制。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少一个现代公民的训练阶段，这方面是不足的。所以它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过程，而实践的多样性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问题与挑战的差异性，又使得制度的成长在很多方面不具有连续性，这为形成科学规范的会议制度，特别是议事规则带来了挑战。最后，中共是信仰的共同体，不是利益的共同体，也不是制度的共同体。制度是底线设防，有如交通规则，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是要把“交通规则”变成一种行为方式、生活习惯。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王建华

（二）公务员绩效考核的新思考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桢指出，政治绩效评估是公务员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绩效考核系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评估党员干部在日常表现上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尤其是以此来衡量一些干部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表现。近年来，我们的政治绩效评估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且这些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党员来完成工作目标和任务。这些考核上的变化主要有两个较为明显的部分：（1）目标设定方面。考核的目标从以往比较多的质性的目标变成了综合量化的目标；（2）越来越多的电子科技技术被运用到绩效考核中，以更好地留存和归档干部的表现。从日常的观察来看，无论是党风廉政建设，还是日常的工作学习管理，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线上平台和APP能够帮助公务员更好地实现绩效考核与学习。这些新的转变与现象说明了我们的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自我特色。此外，这也体现了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决策方面变化中凸显出来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桢

（三）党内法规视角下的转型与发展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新廷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而且把它作为具有“法”的位阶的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一起涵括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通过党内法规的视角，能够较好地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发展。结合此视角，我们就更容易从理性的角度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将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个理性的政党，而且是价值理性、主体理性和工具理性三位一体的理性政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本质属性，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实践、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使命型价值理性，能够使党员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转变为一个担负着使命政治、使命价值的党性人。作为责任型政党的功能取向，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使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选举民主式问责祛魅的同时，担负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进而不断进行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央地关系的收放、条块关系的调整，并对各种需求和利益进行平衡。作为内力塑造型的政党，主体理性使中国共产党善于自我革命、自我改革，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与发展。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竞争性的选举党，它是一个复合型政党，在使命价值指引之下善于调适、善于自我革命，实现权力的自我约束，不断地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来保持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新廷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是我国未来五年时间内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多元且复杂因素影响作用下的结果。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们重点需要回答好三个问题，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治理效果怎样？回答好这三个问题，才能够广泛凝聚力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一）公务员制度与干部制度的思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指出，我国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在公务员制度、干部制度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官僚制的积极性，提高官僚制的执行力，让它积极回应政党。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动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公务员制度和干部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首先，关于公务员制度的来源。除了认为来自西方文官制度和邓小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验，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源自干部制度。其次，公务员和干部的主体部分都由《公务员法》来管理，公务员和干部管理的很多工作原则也是相同的。公务员制度和干部制度还相互促进发展。最后，公务员制度和干部制度在关系形态特征方面，都一样具有政治性、民主性和相互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

（二）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系教授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全球范围来说相对较为独特，它是在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作用下运作的体系。在这样的一个复杂体系下，我们看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双元性，亦或称为“双面兼具性”（ambidexterity）。这种兼具性在中国背景下体现为：第一是中国的官员需要同时满足管理职能，也需要追求政治价值。部分一把手都是党政一起抓。第二是党界和商界之间的流动性。有些政府官员，都是在国企工作一段时间后进入政界。这种兼具性能够在市场与政府力量间保持平衡，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官僚体系的效率。这种组织和人事上的“双面兼具性”（ambidexterity）也成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和西方治理体系形成差别的因素。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系教授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

（三）回应性政府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楠迪扬指出，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打造一个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需要政府人员从一个管理者向治理者，或者服务供给者角色的转换。政府回应性就是构建服务型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对社会诉求的全量回应这样一个工作目标。其背后有两层重要含义：（1）对社会任何诉求的积极回应；（2）所有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回应事务之中。事实上，实现全量回应的目标具有挑战性。但我国的地方政府有在积极探索实现全量回应的具体机制。总结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机制：信息发现机制、下达机制（包括信息分发能力、执行督办能力和限时执行能力）、上传机制和压力感应机制。这四种机制的结合，同时加上政府部门内部的正向和负向激励机制，就能够很好地推动政府去积极回应社会诉求。最后，党政统合也是治理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中国背景下具有独特性的治理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楠迪扬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和反思。如何处理科技带来的影响？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与他国和谐共生和平发展？

（一）科技革命与共产党的新使命、新课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赵虎吉指出，新科技革命是全局性的变化、根本性变化和破坏性的创造过程：核心科技的变化导致科技群整体的变化；科技群整体的变化导致人的行为方式、组织方式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并不是“新的来，旧的走”的直线过程，而是新旧交织、交错并博弈的过程。科技的内在价值是中立的，而科技的外在价值并不中立。科技与不同的价值观、制度互动，社会将走向不同的价值方向。比如，工业革命曾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价值方向展开过。大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由社会共享还是少数平台企业垄断，数字文明有可能走向数字社会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人类面临新的历史岔路口。我国的追赶型工业化在政府的主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模式并非如此。因为，创新不是动员出来的，也不是组织出来的，而是涌现出来的。新科技、政府、市场、法制良性互动是建设中国特色数字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条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并把民主集中制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数字化是有效驾驭新科技革命，把中国引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工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赵虎吉

（二）共同富裕下的社会保险制度

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认为，社会保障是共同富裕中较为重要的一环。首先，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是反贫困，降低个人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第二，社会保障能够给老百姓以稳定的预期，及促进劳动市场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社会保障也是确保收入合理分配的基本措施。但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仍存在局限性，而难以适应共同富裕。这有几个原因：（1）社会保障的权益并不平等；（2）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不强；（3）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不佳，资源配置不合理，代际之间也不合理；（4）社会保障在地区之间也不统一。因此，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未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抓住如下四个重点：一是要千方百计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反贫困功能；二是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三是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四是增强社会保障相关服务对制度的支撑能力。而在现阶段，我们也可以从如下四个具体方面入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首先，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改进制度设计，要增强它的公平性、可持续性，这里的关键是待遇的适度性；第三，完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包括行政管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它的层级，包括建立精算制度；最后，健全社会保障服务规范，包括经办服务和相关服务标准。

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

（三）韩国教材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黄庆明表示，中韩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从数据来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此外，我们也看到中韩之间的变化，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韩国与美国越来越近，也和日本也走得更近。另外，韩国民调结果中，韩国人眼里的中国也不是那么正面的状态。临近中韩建交31周年，我们有必要研究韩国怎么理解中国，讲中国故事。从韩国的历史教材来看，其详细论述和回溯了1949年以后中国探索现代化的过程，内容包括各个阶段的改革、成绩以及所碰到的挫折。总结起来，韩国教材中突出强调了三个重点：一是强调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是强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别的问题，如党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等等。第三，教科书里面又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东亚现代化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和历史脉络中理解，既指出东亚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但同时也强调了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黄庆明

本文作者

黄庆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

向勋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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