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8.01
7月29-30日，百川論壇——“政黨與現代化：中國與世界2023研討會”在深圳舉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致開幕辭，並對“政黨與現代化”這一主題提出三點看法。鄭教授指出，政黨在中國並不是其中一種社會制度，而是超越所有社會制度的頂層結構。就功能或者責任來說，政黨不僅僅是治理，更是發展。以下為鄭教授致辭全文。
鄭永年教授致開幕辭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政黨和現代化”。這裡我想就這個主題談三點看法。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政黨與現代化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學術界的新近發展。自去年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概念以來，現代化研究已經成為今天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問題，幾乎每週都能看到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的會議或者論壇。上個週六，我剛剛在上海參加了由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主辦的題為“比較視野下的國家現代化”的論壇。大家從不同的角度討論現代化，有助於深化學術界對現代化的研究。這次百川論壇則是討論政黨和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從政黨的角度來討論現代化，在今天不僅具有政策層面的意義，更具有學術層面的意義。
政黨研究在西方學術界有一個變化過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黨研究是比較政治學領域的一個顯學，產生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但從1980年代以後，學術界轉向了“市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過去的數十年裡，政黨研究的作品並不多見。在政治實踐領域，政黨政治也一直處於衰落狀態，政黨危機不斷，並且往往在一些國家導致治理危機。今天，在一些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黨爭已經變得不可控制。
在中國國內，研究中國共產黨一直是顯學。但在海外，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始終深受西方總體學術氛圍的影響。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過時的”組織，甚至會很快消失。這種認知使得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一直不如對中國的社會組織的研究那樣深入。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今天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一直處於衰退狀態。
國內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方式有著巨大的差異
（圖源：Brookings）
就研究隊伍來說，海外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學者也並不多見。今天從丹麥過來的柏思德教授（Kjeld Eric Brødsgaard）是其中一位對中國共產黨持之以恆地研究的學者。我在海外工作的時候，2004年，我們合編過一本英文論文集，叫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找回政黨》）。之後，我們也共同組織過數次聚焦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學術會議，出版了很多本論文集。在海外，我們是深信“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tters”的少數派。直到今天，我們對此深信不疑。
研究政黨與現代化之間
關係的學術意義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政黨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政黨本身是現代化的產物，同時也深受現代化的影響。西方近代早期經歷了很長一段時期的絕對專制主義（absolutism）。應當強調的是，西方基本國家製度大多就是在這段時期確立起來的。之後，隨著商業的興起，出現政黨政治。工業化和建立在工業化之上的經濟增長大大推動著政黨政治的發展。政黨政治與西方的民主化一直是兩個不可分割的進程。如果說西方政黨政治起初是建立在政治派系（political factions）之上的，那麼可以說，政治派係是民主政治的開端。 “派系”是人類永恆的現象。近代之前，宗教領域也存在著“派系”。但為什麼近代之前的派係並沒有產生政黨呢？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也就是說，政黨政治是伴隨著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基於商業化、工業化之上的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導致政黨的出現。不管怎麼說，隨著政黨政治的成熟，政黨變成西方政治參與的主要平台。所以，一般認為，政黨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組織者。
如果把政黨置於現代化進程之中，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政黨這一組織的重要性。自“現代化”（過去我們稱之為“近代化”）這個概念產生以來，人們一直把它作為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觀來對待。但實際上，在實踐層面，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建設的力量，也可以是一個毀滅性的力量。現代化既是表現為一種思想，也表現為一種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物質力量。
歷史上，現代化首先表現為一種思想，一種離經叛道的思想，主要表現為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期的思想。文藝復興摧毀了西方以往基於宗教神學之上的思想體系，開啟了現代基於理性之上的思想體系，而啟蒙運動則把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一切基於非理性之上的權力（包括絕對專制主義）被宣判為沒有合理合法性，從今以後，理性要主宰一切。而基於工業化之上的物質力量更是破壞和掃蕩了傳統社會秩序的根基。傳統社會被破壞和摧毀了，那麼就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因此，近代以來，政黨便成了確立這個新秩序的主體政治力量。但自從西方從傳統精英民主演變成大眾民主以來，尤其是進入社交媒體時代以來，政黨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政黨是國家現代化的產物，它從屬於國家製度，並沒有能力居於任何國家製度之上。或者說，儘管西方的政黨也重要，但從法理上說，也只是其中一種社會組織，並不能凌駕於其它社會組織之上。一旦失去了競爭力，政黨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因此，不難理解，今天大多西方的政黨和社會上的其他組織處於一種“適者生存”的競爭狀態。
斯里蘭卡雖然接受了西方的社會政治秩序，
卻出現了重大的危機
（圖源：南華早報）
研究後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更有意義。在196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寫過一本題為《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書，所討論的其中一個大問題便是政黨與政治秩序。亨廷頓認為，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政治的主要問題並非當時西方學者所說的確立自由民主秩序問題，而是如何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問題。或者說，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問題是有沒有秩序，而不是有什麼樣的秩序。近代以來，在非西方世界，現代化摧毀了舊的政治秩序，而新的秩序秩序建立不起來，造成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二戰之後，隨著去殖民地化，發展中國家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這並意味著他們確立了穩定的政治秩序。很多國家獲得獨立之後長期生活在殖民地制度遺產之中。從文本上看，他們接受西方式的憲政、法治、多黨政治、自由結社、自由媒體等等，從文本上看，西方有什麼，他們就有什麼。但經驗地看，這些制度從未從文本變成實踐。換句話說，很多發展中國家從來沒有確立起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在很多國家，這種局面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有些國家甚至成為失敗國家。
中國經驗的意義
我想說的第三點就是，就世界範圍的政黨與現代化的關係來說，中國的經驗非常難得和寶貴。但這份寶貴經驗一直沒有被總結出來，因為很多人從來沒有脫離意識形態來做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今天，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之間的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間的關係，但實際上並非那麼簡單。儘管這個定義是拜登作為政治人物給出的，但不可否認，在學術界並不缺少同樣站在意識形態立場來看中國共產黨與現代化之間關係的學者。
在中國，“政黨”的概念同樣來自西方。儘管概念是進口的，但“政黨”的本質則由文化決定，也就是說，其本質是內生的。中國傳統國家儘管存在了數千年，但在近代高度組織化的西方國家力量面前顯得弱小不堪。中國因此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在當時的中國精英們看來，西方強大的是軍事，因為西方打敗中國憑藉的是其船堅砲利。因此，洋務運動的目標就是發展軍事力量。但洋務運動並沒有促成中國的強大。此後，各方精英尋找不同的方式來拯救國家，有訴諸於商業的，有訴諸於工業的，有訴諸於教育的。但這些都被證明不足以挽救中國，因此人們轉向了政治制度。早期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也試圖搬用西方的方式來重構國家的政治制度，包括總統制、內閣制和多黨制，但都一一失敗了。孫中山先生借鑒當時蘇聯的經驗，最後找到了“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中國道路。這條道路從孫中山開始到國民黨再到後來的中國共產黨都沒有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所不同的只是策略和依靠對象。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也多半是因為文化的因素。中國自秦漢國家形成之後，國家一直超越於各種社會經濟因素之上，一直是作為一個頂層結構而存在的。近代西方的“主權”概念和當時蘇聯的“列寧主義國家”概念促成了這個結構的重生和轉型。也就是說，經過這種轉型，在結構上說，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但這個秩序的本質則依然具有文化性。
自辛亥革命確立的中國式治國道路沒有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所不同的只是策略和依靠對象
（圖源：新華網）
和西方不同，政黨在中國並不是其中一種社會制度，而是超越所有社會制度的頂層結構。就功能或者責任來說，政黨不僅僅是治理，而且更是發展。在學術界，人們把中國國家稱之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但其核心則是存在一個“發展型政黨（developmental party）”。
在現代社會，任何政黨都要追求其執政基礎。正如西方政黨，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在探索執政基礎。在很多年裡，西方學者一直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問題，提出了諸多理論，例如“業績理論”“調適理論”和“文化傳承與轉型理論”等等。
經驗地看，中國共產黨的確如人們所說的在不斷夯實其執政基礎。近年來所提出的“全過程民主”概念就是其中一種實踐。但中國共產黨並非只是像西方政黨那樣“適者生存”，而是在鞏固自己執政的基礎之上，引導和領導其它所有領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不是“適應黨”，而是領導黨。
事實上也是如此。自改革開放以來，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同時實現了“三個可持續”，即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的制度領導。英美國家儘管也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隨著民粹主義的崛起，社會秩序出現了很大問題，治理危機不斷。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同時實現這三個可持續？這是我們這次會議所要尋找的答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從比較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共產黨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不僅具有政策意義，更具有學術意義。
那麼，就比較現代化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意味著什麼呢？我想，有幾點非常重要。第一，當我們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也表明我們意識到存在著“歐洲式現代化”“美國式現代化”“日本式現代化”。我們強調的是現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僅對現代化的含義的理解不同，內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第二，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要強調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時候，才會成功，否則就會導致失敗。經驗地看，那些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它國家現代化模式的現代化往往是失敗的現代化。我們希望所有國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第三，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表明我們不會像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向外推行自己模式的現代化，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強加到其它國家之上。第四，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提倡“文明對話”，文明互鑑互學，共同推進世界的現代化。對話和互鑑便是我們這次會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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