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 2024.01.04
2023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應邀參加由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與標普全球（S&P Global）共同舉辦 2023的國際能源發展高峰論壇，文本由IIA學術編輯組根據鄭永年教授的演講整理而成。
鄭永年教授從智庫自身定位出發，強調智庫作為國家全過程民主和國家決策系統的內在部分，有責任反映事實，提供客觀建議。 他提出，我國智庫應加強與海外智庫的交流合作，在考慮自身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努力尋找與他國的共同利益，以便更好地為國家利益服務。 為因應部分西方國家的對華認知戰，智庫需要強大的敘事力，才能在國際舞台上更好地為國家利益發聲。 為此，智庫也要參與建構學術和學科論述系統中來，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能源問題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密切，至少從近代以來兩者的關係互為因果。 當前世界的地緣政治變化，許多也是由能源政治引起的，而能源政治的變化也推動地緣政治的演變。 由於能源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非常關鍵角色，因此，能源政治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
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 「中國式現代化」被界定為五位一體的現代化，那就是14億人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精神文明跟物質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現代化，還有和平發展的 現代化。
高標準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已經提出，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建構另一個烏托邦，至少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踐的便是這五個方向。 同時，我們要意識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其實非常不容易。 近代以來，已經現代化的國家的總人口加起來只有10億左右，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一旦現代化，對世界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將會非常深刻。 至今還沒有人可以預測，如果中國14億人口實現了現代化，將會對整個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但是身為智庫的我們必須事先預知一些跡象。
（圖片來源：界面新聞）
關於能源的發展，我想留給今天參加會議的其他專家學者來討論，我這裡主要從五點來講智庫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第一點，智庫的自我認同，也就是要解決「我是誰」這個關鍵問題。 多年來，智庫對自己的定位並不總是很清晰的。 智庫是為黨和國家的決策服務的，是決策體系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牽涉到很多關係。 智庫提供決策諮詢，和學術研究不一樣。 正是因為智庫的目標是影響決策，智庫的每份報告都要承擔社會責任。
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說決策過程要民主化、科學化，這兩個概念應用在智庫身上，再恰當不過。 必須強調的是，智庫系統也是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部分。 做好決策服務非常重要，智庫不要低估自己。 中央設立這個相對獨立的智庫系統是有其道理的。 因此，智庫的自我認知，尤其是對智庫的責任要有足夠的認知。
第二點，智庫的首要任務是要反映真實情況，只有這樣才可以科學地、民主地參與決策系統。 反映真實狀況大家都可以理解，有些智庫也自我定位為「中立」。 但在實際生活中，要做到中立是比較難的。 例如，在國際關係問題研究中，美國的智庫要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中國的智庫也要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因此要做到完全中立是十分困難的。 然而，客觀是非常重要且可以做到的。 何為客觀？ 那就是既要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也要考慮到其它國家的利益。
這是2023年10月24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出席在紐約舉行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圖片來源：新華社）
研究國際關係就是研究國家之間的互動。 基辛格老先生為什麼在中國那麼受歡迎？ 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要知道，外國人要得到這個稱呼是很不容易的。 基辛格先生影響了美國幾代人的外交決策，那麼他和其它的外交官有什麼不同？ 他是美國人，代表美國人的利益，這一點沒人可以懷疑。 但他的成功之處就在考慮到美國利益的同時，也會考慮到其它國家的利益。 所以，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努力在各國之間找到相同的利益，因為只有找到相同利益，國家之間才能找到妥協，使得各國都不至於那麼自私。
從國際層面的糾紛到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的糾紛，從社會群體之間的糾紛再到個人之間的糾紛，大都是個體太自私的結果。 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自私不見得一定能夠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的自私是零和博弈，只有看到共贏的人才能創造出可能性，才能站到一個較為客觀的位置看問題 。 因此，對國家利益作分析時一定要客觀，並非站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或完全自私的立場就能滿足國家利益。 世界往往不是這樣的，利益的滿足往往不是透過自私的路徑。
2023年10月，國際金融論壇20週年全球年會在廣州南沙舉行，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企產學研界代表齊聚一堂，為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發展貢獻智慧、建言獻策 。 圖為國際金融論壇永久會址（圖源：新華網）
第三點，智庫要多與其它國家的智庫交流合作。 正因為各國的智庫代表各自的國家利益，智庫清楚知道自身的國家利益是什麼，其它國家利益是什麼。 智庫之間透過溝通才能達成一些共識。 所以，智庫之間的交流可以算是1.5軌的交流合作。 因為它本身就是各國決策體系的一部分，因而位於一軌（政府層級）和二軌（社會層面）之間。 有時候政府間的溝通之前，智庫可以發揮一些作用；如果智庫之間能事先達成一定的共識，那麼正式的一軌溝通就更容易達成共識。
第四點，我國智庫該如何面對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認知戰？ 這是我們今天中國智庫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 智庫可以有各方面的能力和優勢，但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敘事力，也就是如何敘述某件事。 部分美國反華力量一直在對中國建構一個關於敘事的認知戰。
例如他們說中國這片土地現在是“not investable”，是不可投資的地方。「not investable」這個英文說法是非常嚴重的敘事，以此警告這個地方是不可以去的。 而且這種說法背後還用了一大堆所謂的證據來論證，比如所謂的“關於台灣問題的時間表”，稱中國“到2027年就要解決台灣問題”。 再如政治制度的問題上，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的認知是中國跟西方的競爭就是「民主」和「專制」之爭，甚至有人將其提高到意識形態的程度，上升到文明之爭的 程度。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智庫思考和反擊的。 但反擊不是互相妖魔化。 一旦互相妖魔化，那麼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西方設置的議題，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美國在很多方面已經嚐到了搞認知戰的甜頭了。 在俄烏衝突中，美國不斷建構所謂「中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說法。 然而這場衝突中，美國並非直接與俄羅斯交鋒，打的是以烏克蘭為代理人的戰爭，但是美國仍能直接參與戰爭的認知戰。 如果我們無法在認知戰上贏得勝利，就無法抵銷美國對我們的妖魔化，也就很難在跟美國競爭過程中贏得勝利。 這一點我認為一般的學術機構還做不到，只能讓智庫來做。 這也是我們智庫現在面臨的最重大的任務。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認知戰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如何應對認知戰是我們身為智庫必須好好研究的重要課題。
自從俄烏衝突以來，美國用各種方式對烏軍援，美總統候選人小甘迺迪毫不掩飾地稱：美國就是利用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
圖為小羅伯特甘迺迪（圖源：海外網）
那麼要以什麼樣的一種力量來打贏認知戰呢？ 這就牽涉到我要說的最後一點。
第五點，智庫作為我國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系統，要共同建構學術、學科、論述三大系統。 我們智庫的學術該怎麼做？ 如何跟一般的大學裡的學術區分開來，又應該有哪些特質、哪些範疇、哪些概念、哪些工具？ 智庫的學科如何發展？
基於勞動分工，不同產業也有了各自領域內的智庫，例如有像我們研究國際關係的智庫，也有專門研究國家治理的智庫，還有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等主要的研究領域在能源產業。 即使各行業的分工有了，但是否要把每一個分工主體當作一個學科呢？ 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的。 最後，要在學術和學科建立基礎之上產生話語權，才能實現我們所說的敘事力。
我們現在的敘事力很弱，在國際社會的發聲還不夠強。 目前很多智庫甚至只是面向中國的受眾，這是無法走出去的。 我們必須在國際社會上也擁有強大的敘事力，否則中國智庫的聲音很難走出去，也就很難在國際舞台上為國家利益服務。
整體來看，我國的智庫建設，尤其是自高端智庫設立以來，已經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我們的智庫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內和國際發展的要求。 像今天這樣的互相交流、互相促進是非常有益的。 未來還需要花很大的力氣，促使各個智庫互相交流，為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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