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


编者按 ·  2024.01.04

 

2023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应邀参加由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与标普全球(S&P Global)联合举办的2023国际能源发展高峰论坛,文本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郑永年教授的演讲整理而成。

 

郑永年教授从智库自身定位出发,强调智库作为国家全过程民主和国家决策系统的内在部分,有责任反映事实,提供客观建议。他提出,我国智库应加强与海外智库的交流合作,在考虑自身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努力寻找与他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应对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战,智库需要强大的叙事力,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为国家利益发声。为此,智库也要参与到构建学术和学科话语系统中来,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能源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密切,至少从近代以来两者的关系互为因果。当前世界的地缘政治变化,很多也是由能源政治引起的,而能源政治的变化也推动着地缘政治的演变。由于能源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非常关键角色,因此,能源政治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被界定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那就是14亿人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还有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高标准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已经提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构建另一个乌托邦,至少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践行的便是这五个方向。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实非常不容易。近代以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总人口加起来只有10亿左右,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一旦实现现代化,对世界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将会非常深刻。至今还没有人可以预测,如果中国14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作为智库的我们必须提前预知一些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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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界面新闻)

 

关于能源的发展,我想留给今天参加会议的其他专家学者来讨论,我这里主要从五点来讲智库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点,智库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要解决“我是谁”这个关键问题。多年以来,智库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总是很清晰的。智库是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的,是决策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牵涉到很多关系。智库提供决策咨询,和学术研究不一样。正是因为智库的目标是影响决策,智库的每一份报告都要承担社会责任。

 

自19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说决策过程要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两个概念应用到智库身上,再恰当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智库系统也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部分。做好决策服务非常重要,智库不要低估自己。中央设立这个相对独立的智库系统是有其道理的。因此,智库的自我认知,尤其是对智库的责任要有足够的认识。

 

第二点,智库的首要任务是要反映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可以科学地、民主地参与到决策系统中。反映真实情况大家都可以理解,有些智库也自我定位为“中立”。但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中立是比较难的。比如,在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中,美国的智库要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中国的智库也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因此要做到完全中立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客观是非常重要且可以做到的。何为客观?那就是既要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考虑到其它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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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3年10月24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图源:新华社)

 

研究国际关系就是研究国家之间的互动。基辛格老先生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受欢迎?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要知道,外国人要得到这个称呼是很不容易的。基辛格先生影响了美国几代人的外交决策,那么他和其它的外交官有什么不同?他是美国人,代表美国人的利益,这一点没人可以怀疑。但他的成功之处就在考虑到美国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其它国家的利益。所以,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努力在各个国家之间找到相同的利益,因为只有找到相同利益,国家之间才能找到妥协,使得各个国家都不至于那么自私。

 

从国际层面的纠纷到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的纠纷,从社会群体之间的纠纷再到个人之间的纠纷,大都是个体太自私的结果。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自私不见得一定能够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的自私是零和博弈,只有看到共赢的人才能创造出可能性,才能站到一个较为客观的位置看问题。因此,对国家利益作分析时一定要客观,并非站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完全自私的立场上就能满足国家利益。世界往往不是这样的,利益的满足往往并不是通过自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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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国际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在广州南沙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企产学研界代表齐聚一堂,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建言献策。图为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图源:新华网)

 

第三点,智库要多与其它国家的智库交流合作。正因为各个国家的智库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利益,智库清楚知道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其它国家利益是什么。智库之间通过交流才能达成一些共识。所以,智库之间的交流可以算是1.5轨的交流合作。因为它本身就是各个国家决策体系的一部分,因而位于一轨(政府层面)和二轨(社会层面)之间。有时候政府间的沟通之前,智库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智库之间能事先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正式的一轨沟通就更容易达成共识。

 

第四点,我国智库该如何应对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认知战?这是我们今天中国智库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智库可以有各个方面的能力和优势,但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叙事力,也就是如何去叙述某件事情。部分美国反华力量一直在对中国构建一个关于叙事的认知战。

 

比如他们说中国这片土地现在是“not investable”,是不可投资的地方。“not investable”这个英文说法是非常严重的叙事,以此警告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去的。而且这种说法背后还用了一大堆所谓的证据来论证,比如所谓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时间表”,称中国“到2027年就要解决台湾问题”。再如政治制度的问题上,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认知是中国跟西方的竞争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甚至有人将其提高到意识形态的程度,上升到文明之争的程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智库予以思考和反击的。但反击不是互相妖魔化。一旦互相妖魔化,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西方设置的议题,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美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尝到了搞认知战的甜头了。俄乌冲突中,美国不断构建所谓“中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说法。然而这场冲突中,美国并不直接与俄罗斯交锋,打的是以乌克兰为代理人的战争,但是美国依然能够直接参与到战争的认知战中。如果我们不能在认知战上赢得胜利,就不能抵消美国对我们的妖魔化,也就很难在跟美国竞争过程中赢得胜利。这一点我认为一般的学术机构还做不到,只能让智库来做。这也是我们智库现在面临的最重大的一个任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认知战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如何应对认知战是我们作为智库必须好好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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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用各种方式对乌军援,美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毫不掩饰地称:美国就是在利用乌克兰进行代理人战争。图为小罗伯特·肯尼迪(图源:海外网)

 

那么要以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来打赢认知战呢?这就涉及我要说的最后一点。

 

第五点,智库作为我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要共同构建学术、学科和话语三大系统。我们智库的学术该怎么做?如何跟一般的大学里的学术区分开来,又应该有哪些特点、哪些范畴、哪些概念、哪些工具?智库的学科如何发展?

 

基于劳动分工,不同行业也有了各自领域内的智库,比如有像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智库,也有专门研究国家治理的智库,还有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等主要的研究领域在能源行业。即使各行业的分工有了,但是否要把每一个分工主体作为一个学科呢?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最后,要在学术和学科建设基础之上产生话语权,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叙事力。

 

我们现在的叙事力很弱,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声还不够强。当前很多智库甚至只是面向中国的受众,这是无法走出去的。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上也拥有强大的叙事力,否则中国智库的声音很难走出去,也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利益服务。

 

总体来看,我国的智库建设,尤其是自高端智库设立以来,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的智库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和国际发展的要求。像今天这样的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是非常有益的。未来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促使各个智库互相交流,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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