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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Prof. Zheng Yongnian

鄭永年

03.15.2024

第04錄

編者按

“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上”。

在2月17日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演講引發了中國輿論的激烈討論。

這讓人想起最近另外一篇從長遠來說對我們更為重要卻未引起人們關注的文章。 Ross Douthat曾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提出「新浮士德文明」的概念，預言美國將繼續塑造並主宰世界的未來。 鄭永年教授指出，Douthat的文章雖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人們不應忽視美國發展對未來世界的潛在影響力。

本文不僅是對當前大國關係的深刻反思，更是對未來世界格局變動的深刻預見。 透過對「浮士德精神」的解構，作者為讀者詮釋了當前美國的全球地位及其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潛在作用。

 01   布林肯的「危險」發言

前段時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說的一句話在中國的輿論界造成一波不小的輿情。 布林肯說，「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麼你就會在菜單上）。 在這波輿情中，不難看到人們對中美關係的幾個常見的極端認知，包括「仇美」「恐美」「輕美」和「親美」。 仇美者把布林肯的話導向一個極端，把此解釋為中國傳統所說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吃掉別人，那就會被別人吃掉」。 恐美者則傾向誇大美國對中國的威脅，似乎中美兩國已經到了「決一死戰」的階段。 反之，輕美者認為這種想法已經失效，因為具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的外交已經不合時宜了，世界應該是和平的。 而親美者則傾向為布林肯的話做辯護。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句話可以引起如此輿情並不令人驚訝。 今天，任何帶有極端性質的事物或事情都可以被中國媒體尤其是自媒體塑造成輿情，畢竟，競爭流量是自媒體時代的商業規則。在這個案例中，人們不難發現一些自媒體對布林肯的發言是「斷章取義」甚至是故意曲解。 布林肯其實是在對比美國拜登和川普在任期間不同的外交政策，強調如果美國順著川普的「孤立主義」（「退群」）的外交政策，那麼美國的外交政策會 變得極端被動，而正是拜登的外交團隊把美國再次拉回國際舞台，施展美國的影響力。 這也是最近出版的《國際主義者：川普之後重塑美國外交政策的鬥爭》(The Internationalists: The Fight to Resto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一书的主题，足以反映很多美国人的看法。

記者在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新聞中心工作

（圖片來源：新華社）

商業導向的自媒體行為尚可理解，但人們對此的認知缺陷是不可理喻的、危險的。 為了商業而墮落情有可原，但如果認知和精神上也隨之墮落，那就危險了。

 02   美國的「新浮士德」之夢

這讓人想起最近另外一篇從長遠來說對我們更為重要卻未引起人們關注的文章。 今年2月6日，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自稱為保守主義者的作家Ross Douthat的一篇題為“只有美國才能拯救未來——如果它能拯救自己”（Only America Can Save the Future-If It Can Save Itself）的文章。 這裡不妨引述幾段：

「哪個國家的未來霸主地位似乎比我們的更有說服力呢？儘管經歷了通貨膨脹的挑戰，但美國經濟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的增幅仍然可觀，而中國和歐洲的經濟卻陷入停滯。在 在過去五年裡，許多已開發國家人口下降的趨勢已加速，美國的人口趨勢雖不理想，但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或韓國更為穩定。我們在全球的困難處境反映了我們傳統歐洲夥伴 的衰落，以及重新平衡我們聯盟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自身的固有弱點。而我們在北京、莫斯科和德黑蘭的競爭對手們在許多方面都面臨著更加困難的未來，包括經濟成長、內部穩定，以及 怎樣讓本國最有才華的公民願意留下來建設未來。

把所有這些匯集起來，不難想像一個兩代人後的世界，在那裡，歐洲和環太平洋地區的富裕地區是老年化的圍城，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方由不穩定和'獨裁'統治下 的衰落主導，真正的活力主要由美國目前正在增長和建設的地帶維持，也就是X帳號'空美國'（Empty America）稱之為正在美國南部和西部興起的'新浮士德'文明，一個 '從休士頓到舊金山的狹窄地帶'的城市蔓延開來的新美國（但願到了2070年代，我的孫子輩們也能在緬因州人口稀少的荒野上建設這個文明的前哨）。

如果你想要一個奇怪但最終樂觀的美國願景，那麼就是我今天在這裡給你（所描繪）的。 但它取決於美國（是否）平安渡過眼前的這個時代。 這是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更應該傾向於謹慎的現實主義，而不是討伐主義的好理由，也是我們尋找方法重新穩定我們的政治，而不是接受右翼和左翼對彼此抱有的關乎存亡的恐慌的 好理由。 」

在接受其它媒體採訪時，作者並不諱言自己所持的美國極右派甚至是「宗教保守主義」立場，因此，這幾段話所體現的意識形態甚至（隱含）的種族主義色彩是可以理解的 。 但除此之外，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和忽視今天美國的發展對未來世界的影響，不僅包括中國，而是整個世界。 要強調指出的是，文章強調美國拯救“未來”，並非拯救世界。 美國憑什麼能夠拯救「未來」？ 那就是作者所說的「新浮士德文明」。

  03  解構"浮士德精神"

——神聖與魔性共存

「新浮士德文明」這個概念無疑具有深刻的西方文化、文明甚至種族意義。 在西方的概念中，正是「浮士德文明」促成了西方（確切地說是日耳曼民族）塑造和主宰了近代以來的世界。 「新浮士德文明」的涵義也同樣明確，那就是西方正在塑造世界的未來，也同樣會繼續主宰世界的未來。 在作者那裡，這是一種確定性，因為在他看來，沒有其它國家或文明能夠扮演這種角色。 更應當指出的是，作者主張美國現在應實行“謹慎的現實主義”，而不是“討伐主義”外交政策，這只是因為現在要注重“平安渡過眼前的這個時代”。 換句話說，美國外交的「討伐主義」是存在的，只是在當前階段不適用。

在今天的美國，很少力量能夠像這位作者一樣對美國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具有如此高度的確定性。 但這不一定是空話。 人們可以忽略這種確定性的可能性，可以假定「美國會主宰世界未來」只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如果哪怕只是一種可能性，那麼世界會變得怎樣呢？ 這就需要人們看看所謂的「浮士德文明」以往是如何塑造和主宰世界。 無疑，這是一個「血與火」、充滿暴力與不正義的過程。

1926年德國默片《浮士德》劇照

（圖片來源：Getty Image）

浮士德的故事在西方傳說中由來己久。 在中世紀後期的浮士德傳說中，浮士德被描述成為了得到世俗的快樂和權力，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魔鬼。 在文藝復興劇作家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劇》（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導下，享受了24年縱情聲色的世俗生活，然後把靈魂交給 了魔鬼。 簡單地說，歌德之前的浮士德，都是耽於享樂而墜入地獄的人物。 人是完全受自然慾望支配的，只滿足於低層次的感官享受。到了歌德，對這傳說反其意而用。 在歌德的筆下，浮士德被描述成把靈魂抵押給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體驗了生命的歡樂與悲傷，最後卻被上帝拯救，靈魂歸於上帝。

在歌德那裡，浮士德是個同時擁有神性和魔性的個體，既充滿著永恆的矛盾，也充滿著永恆的變化動力。 浮士德既“把塵世緊緊地抱住”，又拼命地“掙脫凡塵”。 一方面，強烈的自然慾望往往使他易於接受魔鬼的誘惑，不顧一切地追求塵世的享樂，甚至破壞、造惡也在所不惜，因此時而顯露出魔性的特徵。 另一方面，因為是上帝的創造物，浮士德又是「善」的化身，擁有神性，因而他總是在享受了凡塵的歡樂後飛升而向更高的境界。 這個更高的境界就是“自由”，是既順應自然慾望又不喪失理性約束，是這兩者的和諧統一，也即“靈與肉”“理性與原欲”的統一，體現了人性的和諧 ，因而符合人的生命原則，在終極意義上是對人的一種「善」。 浮士德最終認可了這樣的最高人生目標，在感到滿足後靈魂歸屬於上帝。 不過，這個「上帝」已不是原本基督教中的上帝了，而是歌德心目中富有人性、世俗化的近代人的「上帝」。

不過，這是一個行動的過程。 在《浮士德》中，歌德把《聖經》中的「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改為「太初有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這字之差便是《浮士德》的核心，直接指向西方是如何透過行動──無論是善的還是惡的──來改變、主宰世界和通往未來的。 大家也要記得近代德國作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的主題。 在那本書中，作者認為希臘文明以及中東文明都是一種靜態的文明，典型特徵就是命運的有限性、無歷史、無個性的世界意象。 在斯賓格勒那裡，希臘悲劇跟現代悲劇是不同的。 希臘悲劇所展現的是一種無法抗爭的悲劇，命運籠罩在所有人頭上，悲劇主角雖然有姓名，但是毫無個性，而且不管怎麼努力，主觀的行為都無法改變命運的安排。 在希臘的悲劇中，人只是命運的奴隸，至於內心有什麼想法，有什麼現實行動都無關緊要。 而現代悲劇的基礎則是個性，體現在日耳曼文化中的個體獨立的自由意志，嚮往力量、空間和無限的一種動感心靈，這種強烈精神需要在行動中去認知神的偉大，在征服 外在世界的過程中來彰顯神的榮耀，在改造人類命運的結果中來驗證上帝對日耳曼人的「特殊挑選」是有道理的。 斯賓格勒的這種解釋很適合解釋歌德為什麼把「太初有道」翻譯成德文的「太初有為」。 一個“道”一個“為”，含義有深刻的差異：“道”是一種靜態的，是一種被動的東西；而“為”是有運動、有行動、有改變在裡面的。

在行動導向的世俗世界裡，浮士德一共做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追求格雷琴，結果是始亂終棄，害死了格雷琴的全家。 第二件事是幫助皇帝超發貨幣，結果是經濟崩潰、國家內戰。 第三件事是追求海倫的古典美，結果是兒子夭折，海倫心碎。 第四件事是圍海造田，結果百姓家破人亡，冤魂半夜哭泣。 所以，浮士德最後遭受了報應，輸掉了跟魔鬼的對賭，丟掉了性命。 但魔鬼也沒有贏，因為浮士德昇上了天堂，被天使、被上帝所拯救。

《海倫》，亨利·方丹·拉圖繪，1892年

（圖源：巴黎市政廳現代藝術博物館）

按照歌德哲學邏輯，這種浮士德精神才是人類文明的希望。

 04  美國"新浮士德文明"的崛起

與對世界的影響

經驗地看，無論內部發展或外部擴張，《浮士德》所經歷的歷程也是西方近代以來歷史進程的寫照。 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從奴役到自由的過程和浮士德的世俗生活過程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充滿暴力血腥、失敗之上的成功、成功之後的失敗、失敗時候 的昇華。

這種過程不僅是《浮士德》那樣文學作品的素材，也是所有社會科學的素材。 例如，在經濟領域，西方既有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到當代弗里德曼、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竭力頌揚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也有從盧梭和馬克思到當代 許多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包括福利經濟學家），批判和揭露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的黑暗面。 從這個角度來說，《浮士德》便是資本主義的化身。 經濟學家熊彼特對資本主義「創造性毀滅」過程的描述更接近浮士德，一個階段的毀滅是另一個階段的創造，有些人的毀滅是另一些人的創造。 再如，在政治領域，西方早期盛行馬基雅維利主義──目標證明手段正確，為建立基於法律之上的秩序不惜犧牲一些代價。 從早期絕對專制主義到精英共和再到中產階級民主便是一個永恆的血腥過程。

在國際層面，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建立，更是一個血腥的暴力過程。近代西方崛起之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適者生存」「種族優越論」「天選論」「白人的負擔」等都是論證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 應該強調的是，即使在西方內部，其秩序建立的過程也是戰爭的過程。 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理論來指稱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關係，但他忘記了一戰和二戰皆發生於歐洲國家之間，他們擁有同一個上帝、同一個文明、同樣的文化，以及差不多的政治 經濟體系。 前述布林肯的「不在餐桌上，便在菜單上」便是西方文化「浮士德文明」的核心，無論對內或對外，都是如此。

今天，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世界再次面臨一場「血與火」洗禮的大轉型。在內部，一方面是科技和經濟的躍進，一方面是社會的高度分化，而建立在民粹和民主之上的政黨政治深陷危機，對科技和經濟變革所導致的社會危機無能為力。 一部分在“創造”，一部分在“毀滅”。 在外部，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被視為改變西方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Ross Douthat相信，只要“美國平安渡過眼前的這個時代”，那麼，“只有美國能夠拯救未來”。 這種自信就是建立在作者所說的「新浮士德文明」。 這個「新浮士德文明」的經濟技術基礎就是處於「從休士頓到舊金山的狹窄地帶」的網路和人工智慧。 不過，人們還不知道基於這種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是怎麼樣的。

對世界來說，沒有任何理由去低估這個「新文明」的崛起，更沒有任何理由去輕視、忽視這個新文明崛起對世界未來的影響。 今天，在整個互聯網和人工智慧領域，美國處於幾乎的「獨家」壟斷狀態。 近代工業化以來，帝國主義是多元的，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還存在著競爭，形成一定的相互制約。 但是，今天這種局面不再。 幾乎所有的核心競爭只發生在美國公司之間，其它國家似乎已經出局。考慮到人工智慧作為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態的現實，美國正在製造一個「人造上帝」。 一旦美國確立了“一神教”的地位，那麼全世界都是美國的“羊羔”，被美國“所餵所教”。 如果這樣，那麼，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義大利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以主張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著稱於世

（圖片來源：Getty Image）

 05   中國"人類文明新形態"

的理念與抗衡

那麼，「新浮士德文明」對中華文明意味著什麼？ 我們已經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這是一個「五位一體」的現代化概念，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無疑，這也是迄今為止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 我們之所以如此定義現代化，是因為我們並不滿意和滿足西方“浮士德文明”，需要避免“浮士德文明”與生俱來的弊端，不想重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 因此，我們也明確，「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確立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

高鐵列車從湖南省首條智慧高速－湖南平江（湘贛界）至益陽高速公路上方駛過（圖源：新華社）

這又回到了杭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論。 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美國所代表的「新浮士德文明」和中國本身所追求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兩者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是不是對立的？ 會不會發生衝突？ 布林肯所言的「不在餐桌上便在菜單上」再次提醒我們美國「新浮士德文明」的本質。 事實上，這些年美國的對華政策，無論是地緣政治或經貿文化，都體現了「浮士德精神」。 儘管今天的美國不見得一定要回到近代早期帝國主義的行為方式，但伴隨這種「新浮士德文明」的新型帝國主義，其本質和老帝國主義又會有什麼區別呢？ 在很大程度上，新瓶舊酒而已。 至多，更加虛偽一點。

文明當然不是衝突的代名詞，但如果意識到文明有「先進」與「落後」之分，不管以什麼樣的標準，那麼「落後」文明被「先進」文明所打敗甚至所淘汰也是經驗所證實了 的。 儘管今天的人們因為「政治正確」觀念的確立，從道德上不可接受文明有「先進」與「落後」之分，但經驗的確表明，「落後就要挨打」。

「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是數代中國人經過了血腥風雨之後得到的慘痛教訓。 在「挨打」的近代，許多志士仁人也頌揚過“浮士德精神”，期望過“浮士德精神”能幫助國人挺起腰板，站起來。 近代對「浮士德精神」的頌揚到底在什麼程度上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進程，尤其是在知識界，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今天，當美國所謂的「新浮士德文明」崛起之時，我們拿什麼與之競爭以保證我們確立「人類新文明形態」？ 這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思考的世界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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