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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Prof. Zheng Yongnian

鄭永年

04.03.2024

第07錄

編者按

美國設下「二元對立」棋局，中國如何破解？

目前，中美博弈和競爭日趨激烈，尤其在南海問題上摩擦不斷。然而，無論是對中國或美國來說，「客觀」和「理性」卻是十分短缺的。鄭永年教授指出，目前我們對美有四種「極端」認知──輕美派、恐美派、親美派、仇美派。但中美博弈應該是「理性人」之間的博弈，不是「情緒人」之間的博弈。

如何「理性」賽局？就要先看破美國設下「二元對立」棋局的本質──二元對立不是一種共存思維，而是一種零和遊戲思維──背後是適者生存「你死我活」式的殘酷競爭。對此，鄭永年教授提供了獨屬於「中國文明」的破解之道——從自身的文明傳統出發，展現世俗性、互相依賴性、開放包容性和長期主義等特質，確立不稱霸、對外開放、推動全球化、良性競爭和包容共贏的原則。這不僅符合中國利益，也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的競爭並非必然是零和遊戲，而是可以共贏的。

中美競爭升級導致南海領土爭端日益尖銳，美國邀請日本、菲律賓領導人即將舉行首輪美日菲三邊領導人峰會，同時加速與日本、印度等區域大國之間的合作，旨在從安全與經濟方面深化印太戰略、加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美國的意圖很明確，即建構兩個三邊同盟（美日韓+美日菲）。之前，美國已經形成了美英澳組成的「奧克斯」聯盟（AUKUS）。如此，亞洲版「北約」就若隱若現了。冷戰以後，北約是歐洲分裂和戰爭的主要根源之一。同樣，一旦亞洲版「北約」形成，也必然會成為亞洲分裂和戰爭的主要根源。這對中國和東協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在南海問題上，中美之間已經形成典型的博弈態勢。我們首先需要問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與美國博弈？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很簡單，中美博弈關乎世界和平，而不僅僅是兩國之間的事情，也不只是區域性的事情。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是中美在國際舞台上整體博弈的一部分，因此，在討論「如何與之博弈」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如何理解美國」這個問題。這一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們，有必要提出來好好探討一番。

2023年3月13日，美國總統拜登在聖地牙哥海軍基地會見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內斯和英國首相里希·蘇納克

（圖片來源：路透社）

 01   “理性人”博弈

所謂博弈便是兩個理性人之間的賽局。博弈的主體是理性人。很顯然，在和美國博弈時，我們首先必須是理性人。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理性人」依然是一個問題。儘管研究美國的人很多，但很少看到基於理性的研究。儘管在中美關係中並不存在學界所說的“中立”，但“客觀”則完全是可以實現的。經驗地看，「客觀」是短缺的。我們對美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情緒狀態，或是態度狀態。

概括地說，我們對美有四種態度或四種「極端」認知。第一個極端是輕視美國，或“輕美派”，即認為美國僅僅是“紙老虎”，做什麼都是嚇唬人的，根本就不用怕；第二個極端是恐懼美國，或者“恐美派”，對美國恐懼得不得了，中美之間一旦發生些什麼，就和生死存亡聯繫在一起；第三個極端是“親美派”，美國做什麼都對，我們做什麼都不對，中美關係搞不好，應該是我們需要反思；第四個極端是仇視美國，或者“仇美派”，無論美國做什麼都是和我們作對。

當然，人們還可以細分出其他態度。但這並不重要。這裡的重點是，只要我們還停留在情緒或態度的階段，我們就不可能和美國進行理性賽局。道理很簡單，博弈是「理性人」之間的博弈，不是「情緒人」之間的博弈。情緒是我們最大的短板。在以往和美國的交往中，我們一直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因為美國人知道我們的情緒，利用我們的情緒把中美關係引導到美國人想要的方向。這種博弈非常不公平，也很危險，迫切需要改變。

  02   美国设下“二元对立”棋局 

回到中美博弈，應當指出，這個「棋局」是美國設定的。我們必須回答的是：美國如何設置這種棋局？為什麼會這樣設定棋局？美國的棋局設置是其「二元對立」文明思維的產物。 「二元對立」表現在西方文明幾乎所有的領域當中，宗教、種族、民族、黨派、階級等概念都包含對立的含義，甚至是直接表達為對立。

「二元對立」更體現在國際政治層面。歷史上，「一神教」、宗教戰爭、聯盟都是「二元對立」思維的產物。直到今天，這種思維不僅沒有些許改變，反而一直在強化，尤其表現在中美關係上。在政治層面，美國總統拜登把中美關係定義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爭。美國把中國定義為當今世界唯一一個有能力、有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的國家。 「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之分便是要實現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和中國的「對立」。儘管美國學術界一直自詡獨立，但實際上一直在為美國的「二元對立」提供哲學和思想基礎。或者說，美國學術界本身也是「二元對立」思維的產物，只不過是包裝不同。美國學者近年來所「提煉」的「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從古希臘的外交實踐中而來。近來，美國學界更是製造出一個「全球東方」的概念。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本來就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但美國見不得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因此先動用其“政治力量”，把中國“開除”出發展中國家陣營，進而開啟與中國在「全球南方」的競爭進程。但美國深知這一進程的難度，因此“另起爐灶”，建構了一個“全球東方”的概念。今天，許多美國學者便認為今天和今後的世界由三個政治集團組成──「全球西方」「全球東方」「全球南方」。第一個由美國和歐洲領導，第二個由中國和俄羅斯領導，第三個由印度、巴西等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組成的無定形集團領導。如果考慮到美國一直在建構的“印太戰略”，美國的“二元對立”不言而喻。

二元對立不是一種共存思維，而是一種零和遊戲思維。 「和平共存」不是西方思維的一部分。西方只認可“互相威懾”的“共存”，但這種“共存”只是暫時的，因為“互相威懾”背後便是適者生存式的競爭，直到另一方的失敗。

至少在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中，西方的「二元對立」都非常成功。 「二元對立」透過製造恐懼，迫使各國「選邊站」。一旦各國站隊，設局者就開始了「贏」的過程。因為設局者是根據自己的優勢而設局的，一旦對立的「陣營」形成，設局者就可以「分而治之」（二元對立思維的又一邏輯結果），直至把對手打敗。

2022年3月24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總部，一名男子觀看螢幕上七國集團峰會領導人合影的畫面

（圖片來源：新華社）

於中國而言，前述四種態度或認知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沒有任何理由輕視美國，美國不是“紙老虎”，而是一個擁有巨大毀滅能力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沒有任何理由恐懼美國。中美兩個大國誰也打不敗誰，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我擊敗，而恐懼便是自我擊敗的開始。

「親美國」是一廂情願，不要幻想中國變成了西方那樣的國家，美國就接受我們。經驗地看，對美國而言，“二元對立”不僅適用於對蘇聯和中國那樣的“競爭者”或者“敵人”，也適用於其聯盟內部——日本、德國和法國等盟國——一旦對美國構成競爭，美國同樣進行打壓。 「仇視美國」也要不得，如同其他情緒，一旦仇視佔據主導地位，理性同樣會消失。

 03  以中國文明破解“美國棋局”

中國要破解這個困境，就必須脫離美國設定的「二元對立」思維。如果被美國的「二元對立」思維牽著走，那麼我們很快就會再次看到美蘇冷戰模式和蘇聯解體式的結局。中國變成「蘇聯」也正是美國冷戰派所迫切希望的。而這樣的結局是我們誰也不想看到的，也是世界所不想看到的。

正如美國思維來自西方文明，中國思維也要訴諸中國文明。中國文明體現為幾個主要特徵。第一，世俗性。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根據事物本身的面貌，而非根據人的主觀意志。因此，我們的文明中並沒有類似美國那樣的“使命性”，即根據人的主觀意志來改變世界。第二，互相依賴性，或英文中的embeddedness，即「嵌入性」。在中國文明有陰陽觀，但“陰”與“陽”並非互相排斥對立，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相包含，和平共處。第三，開放包容性。這主要表現在中國人對「水」的崇拜。水對任何事物開放，也包容任何事物。第四，長期主義。數千年不中斷的中國文明使得我們具有了特殊的長期主義，我們不以一時一刻的得失來衡量成敗，而是具有長遠的戰略考量。當然，長期主義並非一些美國人所說的“馬拉松主義”，即中國具有百年的計劃最終打敗美國；恰恰相反，中國所追求的便是“和諧”“和而不同”，即和平共處。

中華文明具有突顯的包容性。

圖為甘肅敦煌莫高窟窟區（圖源：新華社）

根據這些特質，我們可以確立自己的博弈原則。事實上，在國際事務層面，我們一直在實踐源自上述中國文明特徵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還沒有形成源自中國實踐的國際關係和外交理論罷了。至少如下的一些實踐是顯性的。

第一，「不稱霸」。在中國意識中，中國在國際事務的參與中是要爭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而非與美國爭霸。儘管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這樣認為，但中國並非要取代美國自己成為霸權。在這一點上，歷任中國領導人是具有高度共識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就是反霸權。鄧小平時代更是表明中國要“永不稱霸”，或“永不當頭”。今天，中國爭取的是自己的發展空間，而非跟美國爭霸。所謂的「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就是意味著中國要和其他大國和平共處。中國提倡國際權力多極化，並往這個方向努力，主旨是要各國承擔維護國際和平發展格局的責任。中國的不稱霸意識，不僅對當今的霸權（即美國）重要，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更為重要。對美國來說，中國的「不稱霸意識」顯示中國無意取代美國而成為另一個霸權，也不是站在美國的「對立面」。而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在冷戰期間經歷了美蘇爭霸、在後冷戰時期又經歷了美國的「獨霸天下」。不管是蘇聯霸權還是美國霸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都是霸權的受害者。他們不希望中國成為另一個“蘇聯”或“美國”，他們希望的中國是一個能夠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新型大國。

第二，開放。像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國，本身的開放就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國際公共品。就國際公共品而言，大國需要負主要責任，而小國則傾向「搭便車」。中國是在開放的條件下崛起的，開放促成了當代中國。開放也使得中國在過去數十年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較之其它大國更大的貢獻。因此，中國對未來的開放比任何國家都堅定。在2022年中國共產黨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制度型開放」。之前中國在談到開放的時候，就會談到開放的政策，但是現在強調的是“制度型開放”，即高水平的開放。在2023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八項新措施。就「一帶一路」倡議來說，這些措施無疑是高品質、高水準開放的內容。

第三，全球化。中國努力在開放狀態下持續推動全球化。在過去的40餘年當中，全球化為世界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今天，當全球化遇到困難而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之時，中國不僅沒有關起門來，反而是在加強推進全球化。 「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能為世界提供的最好、最有效的國際公共品。

第四，良性競爭。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將與中國的關係界定為「競爭關係」。中國並不這麼認為，因為中國認為，當今世界的亂局更需要各國之間的合作。儘管如此，中國並不怕競爭，也歡迎競爭，但中國提倡、實踐的是良性競爭。例如，為了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美國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一帶一路」倡議，G7集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歡迎競爭，但相信競爭的目標是哪一種方式更能推動當地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的方式好不好，是當地社會說了算，而不是美國和西方說了算。

第五，包容共贏。在中美競爭中，兩國在推動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多邊主義。美國在推動的是排他性的多邊主義(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或者中國所說的“團團夥”，是針對第三國的；而中國在推動的是包容性多邊主義(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是針對成員國所面臨的共同的問題的。前者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而後者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促進。在其他國際事務領域也是如此。

興建中的海南洋浦區域國際貨櫃樞紐港擴建工程

（圖片來源：新華社）

 04  南海問題的破局關鍵

中國需要意識到，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正在進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之間的競爭並非必然是零和遊戲，而是可以共贏的。更為重要的是，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是比誰“更加封閉”，而是競爭誰“更加開放”。歷史地看，最終的贏家一定是比較開放的一方。

回到南海問題，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基於中國文明這些特性的外交方法至少可以為東盟國家提供一個“不選邊站”的前提——既符合東盟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國-東盟雙方的利益。針對菲律賓的行為，我們並非沒有能力解決目前的對峙局面。不管學美國還是學往日的蘇聯，就中國的能力和意志來說，要解決和菲律賓的南海糾紛並不難。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既不想成為往日的蘇聯，也不想成為美國。這些年，美國一直指責中國不按現存規則博弈，這是很自然的。對我們來說，如果按照美國主導的規則博弈，我們必然會被牽著鼻子走。如果從長期主義的角度來看，只要中國不進入美國設置的「二元對立」棋局，那麼美國的「二元對立」戰略就會使其投入美國越來越多的精力，消耗美國越來越多能量。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因此，美國並不想在南海問題上和中國從「對立」升級成為「戰爭」。拜登政府所謂的「護欄」規則就是這項考量的結果。

無論在南海問題上，或是其他所有國際事務上，我們需要改變美國的博弈規則。這不僅是我們立於不敗之地所需，也是世界和平發展所需。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在世界地緣政治大變局之際，我們都必須重估中國文明的現代意義和時代價值。

*本文內容根據作者根據在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南海主題分論壇「以合作為引領，共建南海命運共同體」（2024年3月28日）上的主題演講整理與擴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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