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6.02
本文內容整理自鄭永年教授在IPP首屆大灣區“未來論壇”上發表的主旨演講，原題為“面向世界和未來的中國式現代化路徑”。
現代化的三個層面
今天，我想談一些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看法，主要圍繞如何以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角度展開。去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式現代化有一個全方位的、綜合的、系統的定義，從政府官方的定義來說有五個方面：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這些方面非常重要，我把它稱為“五位一體”。其中，有的方面已經實現或正在實現，有的方面還是作為一個目標來追求。這裡主要從學術的角度討論中國式現代化。
近代以來，無論是哪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可以從三個層面展開討論。一是物質意義上的現代化。現代化首先發生在物質的巨大變化上。這個比較容易理解，高樓大廈、高鐵、高速公路、航空港、海港等都是現代化的形態。以前我們講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現代化，這些都是物質的現代化。世界各國有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對物質意義上的現代化有很多共識。當然，不是每個社會群體都追求物質現代化，一些少數群體，如尼泊爾的苦行僧，這些群體就不追求物質現代化。但世界上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想追求物質現代化的，都想追求美好的生活。
當定義中國式現代化時，為什麼說中國的現代化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我認為共同的方面主要還是物質意義上的現代化，這很重要。誰比誰“現代”很好衡量。 A造一輛車每小時只能開100公里，B造一輛車每小時能開300公里，B的造車技術就比A更現代化；C能把人送到月球，D不能把人送到月球，C就比D的航天工業更現代化，這是一個共識。
1969年，阿波羅11號發射瞬間
（圖源：NASA官網）
二是人的現代化。因為我們是人類社會，談現代化如果離開了人就變得毫無意義。現代化最終的目標是為人服務。人不是抽象的，人是文明、文化的產物，人是有價值觀的。所以現代化成不成功，還是看老百姓接受不接受、開心不開心。如果物質上很現代化，但老百姓卻活得越來越不開心，像以前中國的現代化推進得很快，但是環境破壞得很厲害，老百姓身心健康受損，這種現代化的價值就存在很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的價值觀的現代化也是很重要的。從世界歷史來看，現代化首先是作為理念誕生的，來自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之前，西方世界長時間地陷入了“黑暗時代”，宗教、上帝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一切以上帝為依歸。從文藝復興開始，人們把世界觀的焦點從上帝轉向了人類社會。從文藝復興開始到啟蒙運動的那些價值觀是進步的，所以現代化也是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但是要注意到，中國在現代化開啟時，梁啟超先生的著述提倡“新民”，他覺得中國人以前是傳統人而不是現代人，現代化就是要造就“新民”，這是他的理念，也是毛澤東這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五四運動為什麼強調“新民學說”？就是這個原因。一些人接受了現代化的概念，一些人沒有接受現代化的概念，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看看以前的柬埔寨，為什麼會產生紅色高棉革命那樣的災難？柬埔寨那些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很多都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這些人說“國內的人不行，要改造”，要追求進步，就要把人的改造作為一個大工程去推行，這實際上造成了一個大悲劇。
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國家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要特別小心，對人的現代化要把握好，不是說以前傳統的價值觀就不要了，去接受一套完全新的、西方式的價值觀。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在人的現代化方面也走了很多彎路。
三是介於物質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之間的制度現代化。制度現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看哪種制度更能推進物質現代化；二是看哪種制度更能推進人的現代化；三是看哪種制度能協調物質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之間的關係。從西方文藝復興開始，人們對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積極、正面的態度。但是西方現代化從今天來看也可以是一定程度上具有毀滅性的，物質意義上的現代化會對傳統社會造成很大的衝擊，舊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被破壞了，新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建立不起來，所以有些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陷入了無政府狀態，雖然經濟、科技在發展，但現代化的社會秩序、政治體系沒建立起來。
由於現代化從西方開始，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把現代化理解成西方化，這不僅僅是中國五四運動以後出現的現象，整個世界都是這樣。例如伊朗革命，伊朗的宗教、文化和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們把現代化看成西方化。還有土耳其，近代以來也是把現代化看成西方化。亞非拉廣大國家儘管二戰以後獨立了，但它們都把西方化作為現代化的一個標準。
西方化的選票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容易水土不服
（圖源：FT中文網）
這就需要總結，制度現代化到底是什麼樣的現代化。很多中國學者直到幾年前才搞清楚制度的現代化並不是把西方的或者以前蘇聯的製度移植過來，制度現代化就是自己制度的現代化。我之所以非常贊同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主要是基於製度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這兩個方面的考慮，而物質的現代化方面，西方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並不大。
那麼中國下一步怎麼走？三個層面的現代化能不能協調發展？二十大對新的現代化已經有了五個方面的定義，這種表述既接受了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教訓，也接受了世界其他國家的一些現代化的教訓。我認為這些教訓其實是很深刻的，五四運動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採取與蘇聯站在一起的“一邊倒”策略，後來因為毛澤東發現蘇聯有問題，於是就從中蘇同盟中退了出來，中國作為一種獨立的世界力量而存在。
十九大對中國的現代化有一個總結，就是中國的現代化模式為那些既想追求發展又要保證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二十大更進了一步，就是要回答什麼叫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是什麼。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來以後，外面的反應也是很強烈的。對發達國家來說，它們最擔心的問題是，這個中國式現代化是不是要取代西方式的現代化？而發展中國家會問，中國式現代化與我們有什麼關聯？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對中國式現代化做更多的解釋：
第一，我們既然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表明我們也承認歐洲式現代化、美國式現代化、日本式現代化、新加坡式現代化，等等。
第二，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從經驗來看，那些能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國情的現代化是成功的，而那些不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往往是失敗的。這方面，有很多例子可以講。
第三，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表明我們不會把我們自己形式的現代化輸出到其他國家。我們反對美國把美國式的現代化或者西方式的現代化強加給其他國家，按照這個邏輯，我們也不會把中國式現代化模式輸出到其他國家，所以我們強調每一個文明、每一個文化、每一個國家對現代化的理解不同，現代化的模式是多元的，追求方式是多元的，同樣追求現代化，但“條條大路通羅馬”，有不同的方式去實現。當然，現代化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要追求，但是追求這些價值的道路是不同的，取決於每一個國家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物質水平及製度條件。
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
1. 經濟增長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外貿
二十大提出高質量發展，廣東省開春第一天就召開高質量發展動員大會。之後，全國各地28個省份都召開了高質量發展大會。廣東省多個城市，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中山等城市在高質量發展大會上都提出了GDP增加目標，其他的省份也一樣。但其中有一些很關鍵的問題還是沒回答：什麼叫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從哪裡來？如何追求？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GDP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等同起來，我們要追求那些能增加國民財富的GDP增長，而不是有損於國民財富增加的GDP增長。 “如果把公路橋樑拆了又建、建了又拆，GDP是有的”，但這樣的GDP就是無效投資帶來的GDP，不但沒有增加國民財富，反而損害國民財富，這樣的GDP增長是要不得的。追求GDP沒有錯，但我們首先要考慮好要什麼樣的GDP，不能要以前那種無效投資的GDP。
這裡的問題是：在追求高質量發展時，經濟增長的傳統三駕馬車現在遇到了什麼樣的困境？它們還能繼續支撐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嗎？
首先是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很重要。今年第一季度全國層面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得很快，但是基礎設施投資能不能還是像以前那樣帶動經濟發展？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基本上已經飽和了，從世界的比較而言，中國的東部地區甚至中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已經相當先進。當然，西部也會有一些基礎設施投資空間，但是西部的經濟活動本身也不多，如果大量地投資西部，這些投資很難得到回報。
同時，中國的人口總數已經開始減少，大家要注意投資過度的問題。日本以前各個角落的基礎設施投資很好，但是隨著它的人口萎縮，很多地方的基礎設施基本上已經荒廢不用了。中國沒必要在各個地方大搞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廣東，粵北山區和珠三角的差異很大，歷屆領導也是希望通過一些有效的方法來改變這種情況，但是否要像以前粵北山區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那樣來縮小差異？我認為沒有必要。
現在粵北地區的人口基本上還是往珠三角流動的，不可能指望粵北山區的工業化能達到珠三角的程度。以前粵北山區搞大規模的基建，有些地方的債務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所以，粵北山區能不能搞一些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青山綠水”經濟，包括國家公園、省公園、旅遊、高質量農業？沒有必要把那些低層次的工業轉移到粵北山區。
粵北乳源大峽谷的自然風光
（圖源：廣東省林業局官網）
就廣東來說，基礎設施投資當然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比如城市整體升級怎麼做？我最近一直在比較一些城市，如廣州、深圳和香港、新加坡、首爾。中國的城市很大，但是城市化質量不高。例如，廣州與深圳各有幾百個城中村，像去年新冠疫情，城中村出了不少事情，城中村必須改造。
但城中村應該怎麼改造？我們為深圳市做的一項政策研究中提出：深圳市能不能建500萬套廉租房？很多城市早就提出廉租房要達到20%，但是到今天為止，中國沒有一個城市的廉租房達到20%。長三角有的城市只有3%—5%，即使是3%—5%的廉租房，因為很多政策不那麼透明，也反而被富人佔用了，而不是真正需要廉租房的人在使用。現在改造一個城中村的花費巨大，但如果能夠把政府的廉租房修起來，讓廉租房的出租價格相當於城中村的水平或者更加低一點，那麼通過市場化的原則，城中村不難改造。
另外，中國的城市每一個小區路面都變成停車場了，很醜陋，並且有很多安全隱患。 2022年烏魯木齊“11·24”火災，因為救援不及時死傷較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小區裡停滿了車，救護車都很難進去。新加坡、中國香港的每一個小區裡都有很多立體停車場，而中國內地城市的寫字樓空置率很高，政府能不能把一些樓規劃成停車場？新加坡的停車場產業是非常賺錢的。
還有老人院要不要建？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是“先富後老”，而中國是“未富先老”，老人以後怎麼辦？現在的老人院，如廣州、深圳的老人院都蓋到偏遠的郊區，這是不對的。老人院要建在城市中心，因為很多照顧老年人的人都是年輕志願者，而且小孩也要去看老人，老人院放到那麼遠很不方便。對於老人的照顧、住房政策，新加坡這方面做得很好。因為四代同堂、三代同堂住在一起有問題，新加坡政府鼓勵小孩跟父母就近居住，父輩和子輩的房子如果買在同一個小區，政府給買房者打個折扣；如果子女去看望父母，則停車免費；等等。
新加坡的很多政策都是有利於家庭、有利於老人的。這裡有儒家文化的影響。李顯龍有一個視頻傳得很廣，其中他回答了“新加坡要不要學中國建立老人院？”剛開始人們不理解為什麼新加坡不建老人院。但從文化的角度看不難理解。建立老人院是不符合儒家文化的，因此新加坡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類似中國的老人院。新加坡是想鼓勵家庭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中國既然有老人院了，老人院應該設立在市中心。
還有學前或者課外教育，現在教培行業經歷整頓，學校之外的學前或者課外教育怎樣進行？現在學生心理不健康的很多，有超過20%的大學生有憂鬱症，甚至有嚴重自殺傾向的學生比例越來越高，很少有人去關懷。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政府大有可為。所以城市的整體升級、城市的質量也是GDP，也是基建，非常重要，也是可以做的。
消費的增長能不能拉動經濟？今年的“五一”假期，到處都是遊人。中國人的消費能力是可以的，但是要消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還是很難的。首先，現在的經濟前景不明朗，中產階級消費甚麼？因為吃喝拉撒的日常消費已經很充足了，還能消費甚麼？
在世界範圍來看，如果一個社會要變成消費社會，這個社會的中產要達到60%甚至70%，至少要跨過50%的門檻，因此消費社會的另一個代名詞就是中產社會。任何一個社會總有一些消費過度的群體，而窮人永遠是消費不足的，真正能可持續消費的就是中產。如果中產階層佔比能跨過50%，社會就變成中產消費社會了，能達到60%—70%，社會的消費才是可持續的。
儘管我們國家現在有4億中產，但從總體人口來說也只是30%。現在有些經濟學家指出，到2035年，我們的中產能翻一倍，達到6、7億人口。也就是在15年之內，從現在的4億提高到6、7億。消費社會需要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實現，但能不能實現？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可能也不是那麼樂觀。公務員減薪，大家不敢消費；經濟發展不明朗，大家不敢消費。今年的居民個人存款越來越高，因為大家都不消費。
2022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其構成數據
（圖源：國家統計局）
還有一塊是外貿。以前外貿增長主要是開放以後整個西方世界接受了中國，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後，完全融入了世界市場，與世界市場一體化，所以當時外貿對拉動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尤其是今年，中國的外貿出口數據下降得很快。中國的進口還是可以的，但是出口怎麼可持續發展？其中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整個世界經濟形勢不好，中國的出口能不能增加就取決於其他國家的消費能力能不能提高。現在總體來看，整個西方的經濟也不好，中國的出口很難增加。當然，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的確有助於穩定外貿，但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很難替代對西方的出口。
所以，儘管這三駕馬車還很重要，還有一定的增長空間，但是要繼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就很難。
2. 高質量發展三大法寶：改革、開放、創新
如果三駕馬車動力不夠了，下一步怎麼走？中國在革命時代有三大法寶，下一步的高質量發展也有三大法寶，就是改革、開放、創新，開放尤其重要。從世界歷史，尤其是我們東亞社會的歷史來看，開放非常重要。很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提倡深化改革，但是改革動力不如以前了。大家都想創新，但是如何創新？開放對創新很重要。日本的經濟發展就是開放的產物，“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也是開放的產物。
我最近出版的《大匯合與大分流：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這本書回答了一個問題：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國內的現代化力量與國際層面的全球化力量這兩股力量是相向而行、互相配合、互相強化、互相促進的，這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進展得非常順利。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是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中國已經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怎麼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過去四十年是通過開放成長起來的，很多製造業都與開放、與外資有關係。現在的國際形勢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說以前是順風順水，現在就是逆水行舟。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但即使是這樣，還是需要開放。
美國為什麼強大？美國的強大來自開放。美國有三大開放系統：一是開放的科教與人才系統，二是開放的企業系統，三是開放的金融系統。美國為什麼能實現那麼長久的可持續發展？儘管美國的社會變化了那麼多、美國的政治亂七八糟，為什麼美國的技術、經濟一直在進步？實際上這與美國的三大開放系統分不開。
首先是人才與科教系統。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從哪兒來？科技來自人才，人才應當是第一生產力。美國是移民國家，在一戰、二戰期間吸收了大量的歐洲科學家。美國在二戰以前沒有基礎科研，也沒有什麼應用技術。我最近看很多材料，非常有意思的是，二戰期間，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從歐洲一些國家進口了大量的紡織品，後來有人提議，“與其進口大量的紡織品，還不如把那些製造這些紡織品的人才請過來”。後來美國人就改變了主意，把人才請過來。
二戰結束之後，隨著布什（Vannevar Bush）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出台，美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都搞起來了，人才也是。所以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是世界人才的一個平台。冷戰期間，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從蘇聯、東歐跑到美國去的人才）與蘇聯競爭，結果可想而知，蘇聯失敗了，美國贏了。
今天中國也面臨類似的情況，美國網羅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很多中國的人才與中國競爭。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向美國輸送了幾百萬人才，其中有多少回來的？中國現在還沒有教育自信，北大、清華都以為美國培養人才感到驕傲，把最好的人才都送到美國去，這是存在很大問題的。北、清都是中國頂尖學府，卻是為美國培養人才的，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
人才競爭力指數（總體水平）的國際排序
（圖源：CCG全球化智庫官網）
在亞洲，日本在教育自信方面做得最好，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也把最好的學生送到歐美，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很快就建立了教育自信。日本人覺得“不管你從美國哈佛還是普林斯頓畢業，最好的還是我們的東京大學”。沒有教育自信的國家很難出諾貝爾獎。日本有教育自信，所以出了很多諾貝爾獎。亞洲很多經濟體沒有教育自信，都跟著西方的範式跑，很難培養出頂尖人才。人才競爭現在是白熱化了，如果中國不能與美國一樣在國際人才市場上分一杯羹，就很難趕上美國。
其次，美國有開放的企業制度。相比中國的企業，為什麼美國的企業競爭力那麼強？中國企業追求的目標為什麼與美國不一樣？中國的企業為什麼對占領市場份額那麼在意？企業關心的都是，這個份額多少、那個份額多少。但是如果在西方，企業很少講市場份額。德國的中小型民營企業佔有的市場份額較小，但生產的都是高附加值產品，生存了幾百年。
西方的企業是一個開放系統，而中國的企業是一個封閉系統。例如，考察供應鏈的長短，可以拿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公司和特斯拉做比較。中國的公司，無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是一個“土豆”，什麼都是自己生產，什麼都想自己生產。特斯拉自己生產多少零部件？由於供應鏈拉得很長，特斯拉的各個零件都在競賽，一個零件的技術進步了，另一個零件也要跟著進步，所以各個部門間有很大的競爭，因為供應鍊是開放的。在中國，不用說國有企業不向民營企業開放，國有企業之間都不互相開放。因此，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一個個“土豆”，儘管加起來總量很大，但是不強。
這就回答了我一個疑惑：為什麼中國的企業缺少統一的標準和規則？因為美西方的企業是開放的，它可以製定規則標準，中國每一個企業都想制定自己的標準規則，沒有合力。所以如果中國的企業製度不開放、不改革，很難與現在歐美的企業競爭。但是歐美企業也不是說一開始就是這樣的。 1980年代以前，它們也是生產整產品，就像現在的中國企業一樣。 1980年代以後，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配置，每個企業只生產其中一部分。現在世界上很少有企業可以生產所有東西，除了中國企業。所以開放的企業系統非常重要。
美國還有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有一本書叫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書名中譯為《創新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寫得很好，是美國人詹韋（William H. Janeway）寫的。詹韋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風險投資人。他說，過去250年，金融資本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二戰以後，如果去除了美國因為風投而產生的經濟活動，美國一大半的實體經濟就沒有了。
從基礎科研到應用技術，必須用金融作為轉化器，所以金融系統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現在對金融的重要性認識是不足的。在很多人的觀念裡，金融還是負面的、投機倒把的活動。包括最近出台的一些監管政策。金融監管政策很多，也很重要，但如何促進金融發展呢？這方面的政策就很少。
我們很多人對看得見的東西非常放心，對看不見的東西非常不放心，這種現象可以稱為“看得見主義”。房地產、高樓大廈、公路橋樑這些看得見，很放心；金融是看不見的，不放心。但是，看不見的金融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實體經濟發展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一定要把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金融化、金融經濟虛擬化分開來。沒有開放的金融系統就很難發展實體經濟。
從這三個方面來說，我覺得我們國家如果要追求高質量發展，就一定要往如何建立起這三個系統的方向來考慮問題。我們與幾個研究團隊今年提出一個比較新的觀點，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無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它的核心就是技術進步。無論是先實現現代化的歐美髮達國家，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都是任何一個經濟體高質量發展的一個最核心的內容。技術發展了，又會導致管理體制上的進步，所以技術很重要。二十大提出科技強國戰略，前段時間習近平總書記對基礎科研、應用技術的論述非常到位。這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產業轉型升級進行時
（圖源：新華社）
那麼要怎麼做呢？總結英國、美國的經驗，如果要實現技術升級，就必須有三大條件：第一，必須擁有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研的大學或者科研機構；第二，必須有一大批能把這些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第三個條件，必須有能夠對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提供足夠支持的金融機構。
美西方，金融支持主要表現為風投。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剛才提到的《創新經濟中的資本主義》，該書就認為250年來的創新經濟就是政府、企業、金融三者博弈的結果。政府要提供基礎科研。基礎科研不是資本密集型的，基礎科研其實很廉價。現在有些學者一直在呼籲基礎科研錢不夠，阻礙了科技進步，其實是中國的基礎科研體制不夠完善，而不僅僅是錢不夠的問題。
統計一下二戰結束以來獲諾貝爾獎的人，有多少是資本培養出來的？幾乎沒有。基礎科研不是資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的，而是自由密集型（freedom intensive）的。政府給這些科學家一份體面的工作、一份體面的工資，不要整天叫他們發表論文。他們有這樣體面的工作，在大學或者實驗室裡，去追求他們的學術愛好、科研興趣。大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成就都是出於對興趣的追求。他們對追求金錢和福利沒多大興趣，有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其實是非常清貧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呼籲，要改革院士制度。兩院院士制度不改革，中國的基礎科研就很難有重大突破。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先生曾經說過，我們的很多基礎科研都是被科研評比“殺死”的，不讓研究人員按照研究興趣發展。為什麼西方的科學家共同體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個道理，他們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不是反政府，只是強調科學研究有自己的邏輯。他們認為，政府不要來管我，只要給我一個體面的生活就行了。
應用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與美國的技術轉化應用相比，國內的產學研有很大差距。為什麼？美國技術轉化應用在二戰以後突飛猛進，就是因為它們有金融系統的支持。從基礎科研到技術應用需要大量的投入。錢從哪裡來？政府沒有理由做這一塊，因為財政資金是納稅人的錢，銀行也不會做，因為風險大，所以它們依靠風投來做。
現在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做風投。國資要做風投是可以的，不過，一定要進行行政體制改革。因為國資委主任3—5年就離任了，而風投一般要做8—1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經驗地看，這些國資風投做的都是短期投資，有可能破壞了市場運行規律，因為國資“哪裡有錢賺就去哪裡”，結果很可能擠占了很多民營企業的空間。民間的風投也很重要，但是我們的民間風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些方面我們需要強化。
從技術轉化應用方面來說，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各個區域裡面是條件最好的，但是要改革基礎科研體制。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等知名學府，但這還遠遠不夠。香港有8所公立大學，其中有5所進入QS大學排行榜前100名，有3所進入排行榜前50名，最近還在進步。香港具有發達的教育科研系統，香港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吸引世界人才的地方。如果把內地的大學和香港的大學融合起來，基礎科研能力就不容小覷，而且國家在這個區域也設立了很多的實驗室。當然，儘管各方面的條件具備，但一定要融合，不融合就有可能導致惡性競爭，會往相反的方向發展。
珠三角的企業轉化能力非常強，因此，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很快就成為了世界製造業基地。很多技術在北京科創板融資，但轉化還是放在廣州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香港已經沒有具備轉化能力的企業了，因為改革開放以後香港製造業已經轉移到珠三角或者中國其他地方了。香港可以培養轉化能力，但沒有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根本做不來，因此香港也沒有必要做轉化，香港的基礎科研轉化完全可以放到珠三角來。
我國的金融系統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為金融穩定服務的，我國的金融系統比不了華爾街，這是製度本質決定的。但能不能利用香港的金融系統為實體經濟服務？最近我們在提倡成立雙金融中心，分別以上海和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心。以上海為中心的金融中心為實體經濟、金融穩定服務；而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中心則基於大灣區各個中心城市的“勞動分工”之上，通過融合發展，是否可以構建成為能與華爾街競爭的金融中心呢？完全可以，也有必要。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於2017年簽署（圖源：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
從世界經濟史來看，如果沒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中心，這個經濟體便成不了世界經濟大國。英國以前是世界經濟大國，現在是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為什麼不能變成世界強國、經濟大國？就是因為沒有金融中心。用網絡話語說，實體經濟是被“割韭菜”的產業，實體經濟所產生的產品價值取決於金融體系。中國要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就必須有世界金融中心，而這個金融中心在中國內地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建立不起來，只有香港才有條件。同時，香港本身也需要新的發展，因為它面臨來自新加坡的挑戰。前些年香港出了很多事情，《國安法》的出台非常重要。如果《國安法》通過後，香港又恢復往日的金融輝煌，那是成功的。
總而言之，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三大法寶，就是要繼續改革、開放、創新，只有新的三大法寶才能通往明天和未來。
*免責聲明：本文所闡述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不代表大灣區評論或IIA機構立場。
*本文內容由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譚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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