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會場

（圖源：中央廣電總台中國之聲）

更為重要的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從整體上改變了政治生態，催生了黨內大面積的腐敗。十八大以後，政策議程的重點轉向了從嚴治黨和反腐敗機制建設，在糾正過去片面的GDP主義的同時，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種發展思路的變化是綜合的、均衡的現代化。

二十大之後，我們再一次把重點轉向經濟發展，這同樣是一個飛躍式的變化。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簡單回歸到之前的GDP主義，而是一種新的發展思路——之前的發展模式強調赶超和突破，現在發展模式的特點是實現均衡的發展，其中市場要起到決定性作用，而政府則要起到更好的公共服務作用。二十大對“中國式現代化”所作的全面、綜合和立體式的界定反映了這個大趨勢。這裡既有對西方單向面現代化所產生的弊端的反思，也有對我們以往經驗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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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會民主新氣象

最近，各省的“兩會”如期進行，兩會是中國“全過程民主”的重要環節，其政治重要性不言而喻。兩會集中體現了中國的社會經濟多元利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裡暢所欲言、參政議政。就全過程民主而言，兩會就是三大機制的載體，即參政議政機制、利益表達機制、科學決策機制。

去年二十大產生了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體，二十大之后海內外也在期待今年兩會即將展現的民主新氣象——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製提升到一個全新局面。民主集中製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曾發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重點論述了“民主集中製”。他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經驗地看，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探索民主集中製——哪些領域應當民主？哪些領域應當集中？什麼時候應當民主？什麼時候應當集中？對這些問題，人們並不總是清楚的，或者有共同的理解。

在任何政治體制裡，政治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政治責任制，沒有責任制的建設，國家治理就會出現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政治建設主要是圍繞著政治責任制度進行的。二十大產生的新領導層表明，在執政團隊層面權力需要相對集中，因為執行團隊最主要的是效率。如果執政團隊層面演變成西方式的議會，團隊內部意見不一、缺乏共識的話，那麼就會造成議而不決、議而不行的局面，導致行政和執行效率低下。如果說新的執政團隊體現了“集中”一面，那麼，人們自然的期望就是在兩會機制層面的“民主”。在政策討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基礎上，實現執行團隊的集中，便是民主集中製和全過程民主的新趨勢。

廣東省人大十四屆一次會議開幕

（圖源：廣東省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古人云，“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環境和新形勢要求新領導班子有新作為。從外部環境來看，新的領導班子麵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局勢加速演變，中國面臨愈發複雜的外部挑戰。就內部環境來看，諸多挑戰也不容忽視，比如疫情開放對社會的影響、房地產市場下行、供應鏈產業鏈不穩等，尤其是這些新舊因素疊加所能產生的效應。但無疑，其中有“危”也有“機”，新的領導班子要化危為機。

二十大後新領導班子集體亮相

（圖源：香港01）

過去提倡“發展才是硬道理”，現在強調“必須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其實這些表達的內涵是一樣的。隨著我國疫情管控漸進走向開放，執政重點轉向抓經濟和發展。正在進行的諸多當下政策調整已經為新領導班子準備了一個很好的政策氛圍。再者，從二十大後的政策變化來看，國內外都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抱有較大期待，也就是對新的領導班子抱有很大期望。經驗地看，如果一個社會對領導層沒有期待，那麼這個社會就很難有進步，人民對新領導班子的高期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人們對執政者的信心之所在。

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技術類型的領導人的比例在新領導班子裡面有了顯著提高。在英美國家，政府和經濟互相脫嵌，政府乾預經濟的手段和能力非常有限，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主要由企業家承擔，因為政治人物無需是技術類型的。中國則不同，經濟管理和經濟發展都是政府責任的內在部分。這要求在執政黨和政府內部必須擁有一大批精通經濟和技術的領導，來引領國家經濟技術發展。

也同樣重要的是，很多領導都是從基層打拼上來的，具有豐富的地方和中央工作經驗。對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這種經歷是一個前提條件。

2022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32895億元，

比上年下降10.0%

（圖源：國家統計局）

另一方面，更要清醒地意識到，要讓房地產業來支撐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並不現實。從世界經濟史的經驗看，沒有哪個經濟體可以長時間地依靠房地產變成高收入國家。恰恰相反，如果房地產處理不好會拖垮經濟。比如日本，其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就一蹶不振，陷入了長期的經濟困難。在強調房地產對中國經濟拉動作用的同時，我們更要看到房地產對社會產生的負面作用。房地產過度產業化、商業化，製造了社會不公平，中國房地產不應該脫離實際而過度開發。

全球範圍內，房地產是一個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它並不是純粹的經濟領域。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經驗地看，凡是房地產問題上處理得好，經濟可實現持續發展，社會可實現持續穩定。一句話，房地產是保障基本社會公平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到今天，我們不僅不應該希望繼續依靠房地產來拉動經濟，而且應該確保房地產不能對總體經濟產生過度的負面影響。中國的房地產高峰期已經過去了，目前出現的是住房分配不公的問題，而非房地產開發不足。

房地產要與時俱進。房地產實際上面臨一個轉型的機遇。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流動性社會，房地產需要滿足社會對人員流動的需要。因此，要化解房地產業暴雷的風險，可以通過國家收購等方式，把大量陷入困境或者空置的房產回收，用作公租房。很多年裡，中國很多城市都提出公租房的比例應不低於20%，但目前沒有一個城市達到這一比例。香港是被公認為“房地產商治港”的地方，但香港公租房的比例也將近50%。新加坡政府組屋的比例更高，已經接近80%。在發展公租房方面，要更好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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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營企業再出發

過去幾年，民營企業受新冠疫情及整頓政策的影響，發展面臨困境。必須明確指出，整頓政策本身是正確的，並非像西方一些媒體所說的要扼殺民營經濟；相反，這是為了給民營企業營造可持續穩健發展的製度基礎。然而，各級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操之過急，對民營企業的整頓過猛，使部分民營企業被“打疼了”“打怕了”。

民營企業遇到的困難不僅來自政策層面的因素，還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中國很多民營企業極易受國際地緣要素的影響，比如中美脫鉤、俄烏戰爭等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動就給外向型製造業帶來極高風險。此外，就民營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言，越南、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同位競爭也對國內的民營企業造成影響。這些都是民營企業遭遇困境的客觀原因。

近期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變化。第一是話語方面的變化。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過去很多年，社會民粹主義盛行，對民營企業無端地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批判和攻擊所謂的“資本家”“資本主義”“私有產權”。今天，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來看民營企業的民粹聲音少了很多，社會輿論環境向好。當然，我們也要預防走向另一個極端。現在有人開始讚美、歌頌民營企業了。民營企業既不希望被妖魔化，也不需要過度的讚美，而是需要其它更為重要的東西，包括發展空間、法治和可預見性等。

第二是政策方面的變化。各級政府都在呼籲民營企業再出發，從高層到整個社會都在鼓勵民營企業，尤其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民營企業發達地區的地方官員都在深入民營企業調研。這些都是對“兩個毫不動搖”政策的落實。

浙江省嘉興市組織招商團隊，2022年12月4日晚從杭州蕭山國際機場飛赴日本東京

（圖源：中國民航網）

第三是開放國門。疫情管控的開放無疑為民營企業再次帶來了自由，至少是流動的自由。最近很多地方政府就開始組織民營企業包機到海外“搶訂單”。這說明民營企業正在“動起來”與世界互動，不再像過去那麼悲觀了。中國很多民營企業，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的企業，都是國家開放政策的直接產物，都是在開放和外循環狀態下成長起來的。持續三年的疫情對這些民營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現在，開放的國門重新聯通了中國與世界，與經濟全球化繼續相向而行，為民營企業注入再出發的信心和動力。

廣州南站正日益成為粵港澳大灣區

產業合作的門戶樞紐

（圖源：番禺區委宣傳部）

為什麼說國企改革有空間？近年來的國企系統運作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一，國有企業實行的PPP模式實際上已經過度擠占了民資的生存空間。 PPP模式跟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不一樣。過去，國企改革強調以管企業、管行業為主，國企跟民企有相對明確的勞動分工。但PPP模式是管資本為主，導致很多地方的國資哪裡有錢就往哪裡，演變成與民爭利的局面。在部分領域，由於國資的進入，導致了民資空間不斷縮小，即使部分民資有資質和實力，也遭遇“無處可投”的困境。其二，由於PPP的實質是混改，經常導致產權不清。也有一些民營企業為了解決財務危機，主動和國企掛鉤，導致部分地方的國有資產不斷流失。其三，一旦國資進入，民企資本運作的邏輯就發生變化，市場競爭減弱，創新動力不足。

因此，需要重新思考PPP的改革。國有企業想要企業化並沒有問題，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往往是令人稱羨的國企改革模式。然而，我們的國企不能學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一座足夠小的城市才可以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即使缺乏強大的民營經濟也無關緊要。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沒有民營企業起到所謂“56789”的作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的貢獻更大），經濟發展就無以為繼。所以要重新思考國企改革，尤其是地方國企的改革。

上世紀90年代的那一輪改革中，很多無效率的地方國企都被民營化，為民營企業發展奠定了空間基礎。但後來各城市的地方政府又不斷成立新的融資平台，如果不加以管控，有可能釀成嚴重的地方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地方融資平台在早期的資金融通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無序發展，現在已變成一個沉重的包袱，很多已經演變成負債平台。如果再這樣下去，就會扼殺掉地方的經濟活動。有些金融活動並不是只有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國企才能做好，民營企業同樣可以做，關鍵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製度和規範。地方國企改革勢在必行。

就政府擔保而言，政府原則上不能違約，但政府的財政收入又從何而來？無論中央救還是不救，債務危機最終還是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最終還是要全社會來承擔。所以，最近財政部公開了關於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第00072號提案答复的函，提出在穩妥化解隱性債務存量方面，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實際上就是讓地方債務打破剛性兌付。總之，地方的融資平台該解散的就要解散；地方國企該民營化就要民營化；該官督商辦的就要官督商辦。

7. 軟基建新動能

我們國家的基建分三部分，即“硬基建”“新基建”和“軟基建”。但因為新基建很大一部分的技術還是應用在硬基建上，所以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可以分為硬基建和軟基建。

在過去幾十年裡，我們一直強調硬基建，即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到今天，物理意義上的建設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也無法再拉動經濟增長，尤其是高質量增長。當前新基建的建設如智慧城市的技術投入也在進行，但是也不能操之過急。

我們需要著重發展的是“軟基建”，也就是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社會保障領域。比如醫保，儘管中國已基本建立起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體系，但還是低程度的，依然有很大的空間。對基層來說，社會保障是保衛社會的重要機制；對中產來說，軟基建是中產階層的製度保障；對經濟發展來說，軟基建是創新制度基礎。如果社會底層沒有保護機制，那麼就很難實現基本的社會正義和公平；如果我們的中產階層沒有製度保障，就會很容易淪為房奴、孩奴，一生大病，就會傾家蕩產；如果社會中大部分人終日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而發愁，那麼創新也就無從談起。經驗地看，一個中產社會往往也是創新社會，一個貧窮社會很難成為一個創新社會。創新是有風險的，需要成本投入。只有中產階層才能承擔風險損失，中低收入階層則無法承擔這些風險，自然就缺乏創新動力。從世界經濟史上看，東西方都是如此。

2022年11月4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標誌著社會關注已久的個人養老金制度進入落地實施階段

（圖源：第一財經）

軟基建可以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新引擎與新型發動機。今年1月4日總書記跟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見面時，用了“軟”基建這個詞，提出“落實好重點項目‘硬’基建合作，拓展電信、大數據、電子商務等‘軟’基建合作，帶動菲律賓經濟社會整體發展”。儘管此處的“軟”基建與本文所提出的“軟基建”在概念上並不完全一致，但我們還是可以藉用過來，因為硬基建建設要和軟基建建設相協調，這是普遍真理。在資本主導的西方，軟基建主要表現為福利社會。我們不能走西方的福利主義道路，但是我們可以從東亞經濟體中吸取一些經驗。

東亞經濟體強調“workfare”（工作福利），而非西方的welfare（社會福利），目的是要鼓勵工作。 “workfare”的重點在工作，“welfare”的重點在福利。在一些西方福利國家，不管工作與否，人人都可以拿著一份基本工資，拿了這份工作，吸毒醉酒都可以。這顯然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因此，東亞經濟體提倡“workfare”，還有公共住房和醫療，這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福利。

我們要通過軟基建建設，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保障基本社會公平。對中國而言，軟基建實際上就是為消費型社會提供一個制度基礎。為什麼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鼓勵擴大內需，但就是拉動不了經濟？為什麼消費者還是不敢消費，而銀行存款越來越多？這是因為我們的製度保障還不足夠，底氣不足，消費慾望就會大打折扣。所以，軟基建解決的是消費社會的基礎問題。消費社會就是中產社會。任何社會，哪怕是低收入社會，也會有一部分消費過度的富人，但大多數窮人則消費不足。因此，軟基建建設既強調保護社會底層，也強調構建中產社會，從而實現消費型社會的製度基礎。

8. 城市化新路徑

我國的城市化走過了一段相當曲折的道路。從早期的小城鎮到大城市，再到現在的城市集群建設，這個過程既有成績，也有教訓。一方面，城市化有效拉動了GDP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過度、過快的城市化也帶來了貧富分化、交通堵塞、人口危機、安全風險等嚴峻問題。

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從18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算起，到西方國家的高度城市化階段（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從1850年的11.4%上升到1950年的52.1%），共用了100年的時間。而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53年的12.84%到再到2011年的51.27%僅用了58年。

航拍廣州一城中村，一小片樹林存活於城中村的中央，形成獨特的“城中綠”景色

（圖源：李樹競/視覺中國）

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不可避免會出現城鎮的農村化。也就是說，大城市裡面有大量的城中村。比如，廣州住建局2021年5月發布的《關於印發廣州市城中村改造村集體經濟組織決策事項表決指引的通知》就提到，全市擁有1104個城中村。另據深圳市住建局的摸底調查，深圳共有以行政村為單位的城中村336個，自然村1044個。

首先，如此多的城中村對於高質量城市化來說是大問題，尤其在新冠疫情管控期間，貧富過度分化問題就會凸顯。大量居住在城中村的人本來就缺乏生活的基本保障，他們大多帶著生活的目的來到城市，如果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條件，最終會導致城市分化。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共同體，城市的過度分化就會衍生出治安等各種問題，進而威脅到社會穩定。

其次，城市過大也帶來了各種安全隱患。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容納了兩千萬以上的人口規模，面臨包括疫情、自然災害等安全問題。在地緣政治劇變的情況下，我們還要考量戰爭因素。因此，解決城市化問題的思路需要改變，如果總是將資源集中在個別幾個大城市，就會增加戰爭或自然災害到來時的風險。嚴格控制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第三，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和超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危機。生育、養育和教育下一代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中國大城市普遍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人類的這一基本再生產需求都不足了，或者說被壓抑了。從本質來看，其實就是內需不足的集中體現，其根本原因是人民普遍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同時擔心將來養不起老，有錢也不敢花，生小孩成了最大的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城市化也走上了亞洲式城市化道路，比如日本大東京的人口占了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韓國首爾都市圈的人口就佔了全國近一半人口。城市化問題就帶來了各種弊端，人口過於集中，就變成只生產GDP，不生產人口的城市。我們應當汲取這些亞洲大城市化的教訓，借鑒歐美城市規劃的經驗。比如德國就是城市化率高達77%以上的國家，但德國80%的人口居住在10萬人以內的小城鎮中。

截至2021年，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已達90199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89%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圖源：新華媒體創意工場）

目前的城市化主要是GDP驅動的，城市越大，GDP越大。但如果中國城市化過度集中，一線城市將永遠處於過度飽和狀態，而三四線城市則會面臨衰落。像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樣擁擠的大城市不可能形成這樣有利於家庭發展的共同體，只能由三四線城市發展而成。所以我們要推動城市化轉型升級，嚴控大城市的過度和過快發展，不要把所有優質資源放在一線城市，而是要把三四線城市建設成“宜居、宜業、宜遊、宜育”的四宜型城市，從而實現城市的均衡發展。

城市化新路徑要從人性發展上考慮，只有從人性出發，才能建設高水平的城市，提升城市質量，塑造城市文明。

第一，修建停車場。仿效香港、新加坡的經驗，在每一個居民小區修建停車場。中國是一個汽車消費大國，但沒有停車場產業。各個城市大量的街道、居民小區成為了停車場，已經釀成了太多的安全悲劇。發展停車場產業，把空置房改造成停車樓，進行集中管理，合理收取費用，進而提升居民的消費意願——尤其是促進汽車消費。

第二，修建幼兒園。育兒難是大城市居民不願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全面提升，優生優育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城市居民工作時間長、節奏快，難以顧及子女生活教育，一直以來“留守兒童”問題成為進城務工者之痛。如果一個城市的幼兒園供應不足，那么生育意願則無從談起，人口危機就會越發深重。

第三，修建養老院。養老院要盡量建在醫療資源集中的城市中心且家庭子女方便到達的地方。老人需要關懷，需要感受人情，所以養老院不能修在城市的邊緣地帶或者深山老林中。現在很多城市把養老院建在邊緣地區，這既不利於子女照顧老人，也不利於城市志願者提供關愛服務。
新型城市化是拉動新消費的關鍵。從人道、人性出發，把出行、養老、生育等“軟”性產業發展起來，連帶著社工、護工、家政等產業，使這些能夠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職業和行業也會隨之繁盛起來。

9. 鄉村振興新面貌

中國鄉村發展從改革開放以來便走上了一條不斷探索的道路——從農村土地責任承包製到鄉鎮企業，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到十八大以後的美麗鄉村建設。二十大報告在鄉村振興的新規劃上也著了不少筆墨。

曾經我們總提“三農問題”，但農業、農村、農民本身不是問題，今天已轉變為“三農的現代化”問題。這些年來，各個地方在美麗鄉村建設、實現鄉村振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確實吸引了一些人回流和常駐農村。不過，鄉村振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今天農村的主要問題是資源單向流出。農村人一旦有了資源、有了錢，都希望到城裡買房子，把小孩送到城裡讀書，享受城市更為方便的生活，小孩接受城市更優質的教育。從世界範圍看，農民進城這個趨勢不可避免，沒有人可以阻擋，也是廣大人民實現階層跨越的中國夢。但是這種單向流出使得農村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要實現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應當允許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上層的城市居民再流到農村去。尤其是50後、60後從農村出來的人，年紀大了還是想回農村，又或者是在城市里居住一段時間，接著又在鄉下居住一段時間。這符合世界城鄉交流的大趨勢。

要實現雙向流動，就需要解決農村的土地產權問題。現在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缺失社會資本，這是因為我們不允許社會上的資本進入，對資本持懷疑的態度。儘管因為一些政策要素推動了部分企業家搞鄉村建設，比如美麗鄉村建設就吸引了不少民營資本下鄉搞民宿，但很多地方項目的糾紛都是在農村的土地產權問題不明確的情況下發生的。當產權非常不明確時，企業家就難以用長遠的目光在農村規劃發展。因此我們要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護基本耕地的基礎上，尤其是農村宅基地拋荒比例很大的情況下，至少要保證宅基地可交易。從法律上講，很多省份也允許宅基地的交易，讓宅基地流動起來。我們可以設置30年、50年甚至70年的產權年限。再者，依靠現代的監督技術系統，我們可以有效避免傳統社會的土地集中現象。

建設現代化繁華城市也要建設現代化繁榮鄉村，促進城鄉發展水平不斷縮小

（圖源：光明網）

更為嚴峻的是今天農村的文化精神危機。今天，農村地區各種邪教的出現是因為農民文化生活貧乏，也就是農村的文化精神衰落了。這就是人的現代化問題。從世界範圍來看，鄉村的振興必須實現雙向的流動，即農民流入城市，城市流入農村。其實，中國傳統幾千年的農耕文明也是這樣傳承下來的，從前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不管在哪里當了官，在哪裡發了財，最終要回歸故鄉，既帶去了財富，也帶去了文化。但我們現在缺少這種“回流”的動力。有些地方現在恢復所謂的鄉賢制度，但是鄉賢制度同以前那種回歸農村的模式是不可比擬的。當前所謂的鄉賢制度就是大家回鄉開一下會，待夠兩三天回城了。這種制度是無法持續的。如果我們觀察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和華南等地，就知道其村落建設與退休官員、知識分子等群體的回鄉完全相關。這部分人不僅是帶資本下鄉，更重要是文化下鄉。如果容許城市居民回農村，就能逐漸形成規模效應。可以從試點開始，比如有些地方已經在推動一些促成城市居民回流農村的改革，每個城市居民回流到鄉下，就能拉動幾百萬的資本下鄉。這不僅是資本問題，也是文化問題。

過去我們認為能夠通過城市化來解決農村的問題，因此把農村稱為“三農”問題，但現在看來並不現實。即使14億人口的城市化達到OECD發達國家水平，仍有數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對中國來說可能是個永恆的命題。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各種制度的改革，把“三農問題”轉成“三農的現代化”，為民族復興，尤其是文化復興盡一份力量。

10. 區域協同新力量

區域協同發展同樣體現了我國的製度優勢：第一，大量的資源可以通過國家統籌從富裕地區流轉到貧窮地區；第二，我們動用政府和國企的力量進行對口資源幫扶、大規模基建等方法來協調區域發展。不過，光靠這些做法還是不夠，因為一個地區僅靠政府和國企的力量很難真正均衡發展起來。

營商環境政策庫

（圖源：中國政府網）

今天，我們需要新思維和新方法，也就是要動用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憑藉政府的力量。對於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來說，區域差距過大不利於社會公平，也不利於社會穩定，甚至影響政治穩定。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對外實現制度型開放，對內也要開放。針對欠發達地區，應當充分地利用起民營資本力量，把東部省份的製造業、技術和資本優勢，與東北、西北、西南的優勢資源（包括但不限於煤炭、光、風資源）、土地、勞動力要素結合起來發展。中國內部資本在不同區域的循環應當成為我國內循環的主力軍。如果內地省份不能向東部沿海省份開放，那麼區域均衡發展很難實現。

但開放的阻力也很明顯，就是這些地區的營商環境不甚理想。民間資本有“投資不過山海關”一說，實際上，在東部資本流入內地方面，我們面臨著太多的、各種各樣的“關”了。因此，落後地區一定要營造好的營商環境。可以參照總書記提出的“三化”，即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對內地省份來說，我們還要提倡“東部化”。所謂“東部化”，就是要讓落後地區實現制度型開放，對東部開放。之所以東部城市上海、杭州、廣州、深圳等地的營商環境好，是因為這些地方的社會信用體系和法治構建較為完善。只有財產、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企業家和資本才會有動力、信心、勇氣長期進駐，從而在當地謀劃長遠發展。

從改善落後地區的營商環境出發，建立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和法治基礎，方能吸引資本進駐。但要強調，這並不是提倡政府本身下場投資，而是要引導東部優質的民營資本將先進的技術、完善的規則標準和成熟管理模式帶到發展較落後的地區。只有區域之間通過統一的規則、標準、制度和管理來構建起全國統一大市場，才能縮小區域發展差異，在實現區域協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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