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会场

（图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从整体上改变了政治生态，催生了党内大面积的腐败。十八大以后，政策议程的重点转向了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机制建设，在纠正过去片面的GDP主义的同时，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种发展思路的变化是综合的、均衡的现代化。

二十大之后，我们再一次把重点转向经济发展，这同样是一个飞跃式的变化。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简单回归到之前的GDP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之前的发展模式强调赶超和突破，现在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实现均衡的发展，其中市场要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则要起到更好的公共服务作用。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全面、综合和立体式的界定反映了这个大趋势。这里既有对西方单向面现代化所产生的弊端的反思，也有对我们以往经验的总结。

最近，各省的“两会”如期进行，两会是中国“全过程民主”的重要环节，其政治重要性不言而喻。两会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多元利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里畅所欲言、参政议政。就全过程民主而言，两会就是三大机制的载体，即参政议政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科学决策机制。

去年二十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二十大之后海内外也在期待今年两会即将展现的民主新气象——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升到一个全新局面。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曾发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经验地看，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民主集中制——哪些领域应当民主？哪些领域应当集中？什么时候应当民主？什么时候应当集中？对这些问题，人们并不总是清楚的，或者有共同的理解。

在任何政治体制里，政治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政治责任制，没有责任制的建设，国家治理就会出现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建设主要是围绕着政治责任制度进行的。二十大产生的新领导层表明，在执政团队层面权力需要相对集中，因为执行团队最主要的是效率。如果执政团队层面演变成西方式的议会，团队内部意见不一、缺乏共识的话，那么就会造成议而不决、议而不行的局面，导致行政和执行效率低下。如果说新的执政团队体现了“集中”一面，那么，人们自然的期望就是在两会机制层面的“民主”。在政策讨论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实现执行团队的集中，便是民主集中制和全过程民主的新趋势。

广东省人大十四届一次会议开幕

（图源：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古人云，“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环境和新形势要求新领导班子有新作为。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领导班子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加速演变，中国面临愈发复杂的外部挑战。就内部环境来看，诸多挑战也不容忽视，比如疫情开放对社会的影响、房地产市场下行、供应链产业链不稳等，尤其是这些新旧因素叠加所能产生的效应。但无疑，其中有“危”也有“机”，新的领导班子要化危为机。

二十大后新领导班子集体亮相

（图源：香港01）

过去提倡“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强调“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其实这些表达的内涵是一样的。随着我国疫情管控渐进走向开放，执政重点转向抓经济和发展。正在进行的诸多当下政策调整已经为新领导班子准备了一个很好的政策氛围。再者，从二十大后的政策变化来看，国内外都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抱有较大期待，也就是对新的领导班子抱有很大期望。经验地看，如果一个社会对领导层没有期待，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有进步，人民对新领导班子的高期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人们对执政者的信心之所在。

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技术类型的领导人的比例在新领导班子里面有了显著提高。在英美国家，政府和经济互相脱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和能力非常有限，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主要由企业家承担，因为政治人物无需是技术类型的。中国则不同，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都是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这要求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必须拥有一大批精通经济和技术的领导，来引领国家经济技术发展。

也同样重要的是，很多领导都是从基层打拼上来的，具有丰富的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对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种经历是一个前提条件。

房地产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房地产发展至今已催生了不少问题。房地产是基础性产业，所以在过去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将房地产称为支柱产业。不过，今天的房地产是否应当、是否可能继续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这是人们需要思考的。

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房地产行业所能带来的危机。房地产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涉产业链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地方财政、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房地产业吸收了大量的银行贷款，房产也是金融信贷的主要担保物，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金融系统的安全。房地产业一旦出现大问题，金融危机将很难避免，并通过连带效应连累实体经济，造成大规模失业，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巨大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有效的举措来稳定房地产业。

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

比上年下降10.0%

（图源：国家统计局）

另一方面，更要清醒地意识到，要让房地产业来支撑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并不现实。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看，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长时间地依靠房地产变成高收入国家。恰恰相反，如果房地产处理不好会拖垮经济。比如日本，其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就一蹶不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难。在强调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房地产对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房地产过度产业化、商业化，制造了社会不公平，中国房地产不应该脱离实际而过度开发。

全球范围内，房地产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它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领域。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经验地看，凡是房地产问题上处理得好，经济可实现持续发展，社会可实现持续稳定。一句话，房地产是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到今天，我们不仅不应该希望继续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而且应该确保房地产不能对总体经济产生过度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房地产高峰期已经过去了，目前出现的是住房分配不公的问题，而非房地产开发不足。

房地产要与时俱进。房地产实际上面临一个转型的机遇。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流动性社会，房地产需要满足社会对人员流动的需要。因此，要化解房地产业暴雷的风险，可以通过国家收购等方式，把大量陷入困境或者空置的房产回收，用作公租房。很多年里，中国很多城市都提出公租房的比例应不低于20%，但目前没有一个城市达到这一比例。香港是被公认为“房地产商治港”的地方，但香港公租房的比例也将近50%。新加坡政府组屋的比例更高，已经接近80%。在发展公租房方面，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全国首单公共租赁住房类REITs产品——“国开-北京保障房中心公租房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图源：新浪财经）

公租房的管理形式需要制度创新。政府和国有企业必须在化解房地产困境方面有很大的作为，但房地产管理绝不能衍生庞大的官僚机构。今天，当私营部门的一些房地产企业发生危机，就由国有企业收购，这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国有企业应该专注于自身领域，房地产行业要做的既不是“政府化”，更不是“国有企业化”。一味“收购”反而影响国有企业本身的正常运作。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有三种方法可以考量。第一，地方政府收购陷入困局或者空置的房屋，作为公租房管理。这方面，新加坡政府组屋开发和管理经验值得借鉴。政府公租房并不需要政府直接管理，而是既可以采用“官督商办”模式，也可以采用民营化管理模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为民营企业在房地产业领域腾出空间。第二，国企收购陷入困局或者控制房屋，但也可以采用“官督商办”或者民营化的方式进行管理。第三，还有一种管理思路是以单位团购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而价格由政府管制。举个例子，如某高校以一个单位整体投购，将有助于满足高校老师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中国城市从单位制演变过来，在这方面有诸多记忆。现在对社会整体而言，单位制度不那么重要了，但当时的一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传统中国社团精神的反映。

过去几年，民营企业受新冠疫情及整顿政策的影响，发展面临困境。必须明确指出，整顿政策本身是正确的，并非像西方一些媒体所说的要扼杀民营经济；相反，这是为了给民营企业营造可持续稳健发展的制度基础。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操之过急，对民营企业的整顿过猛，使部分民营企业被“打疼了”“打怕了”。

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不仅来自政策层面的因素，还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中国很多民营企业极易受国际地缘要素的影响，比如中美脱钩、俄乌战争等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就给外向型制造业带来极高风险。此外，就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言，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同位竞争也对国内的民营企业造成影响。这些都是民营企业遭遇困境的客观原因。

近期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话语方面的变化。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过去很多年，社会民粹主义盛行，对民营企业无端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批判和攻击所谓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今天，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民营企业的民粹声音少了很多，社会舆论环境向好。当然，我们也要预防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有人开始赞美、歌颂民营企业了。民营企业既不希望被妖魔化，也不需要过度的赞美，而是需要其它更为重要的东西，包括发展空间、法治和可预见性等。

第二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各级政府都在呼吁民营企业再出发，从高层到整个社会都在鼓励民营企业，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民营企业发达地区的地方官员都在深入民营企业调研。这些都是对“两个毫不动摇”政策的落实。

浙江省嘉兴市组织招商团队，2022年12月4日晚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飞赴日本东京

（图源：中国民航网）

第三是开放国门。疫情管控的开放无疑为民营企业再次带来了自由，至少是流动的自由。最近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组织民营企业包机到海外“抢订单”。这说明民营企业正在“动起来”与世界互动，不再像过去那么悲观了。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的企业，都是国家开放政策的直接产物，都是在开放和外循环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持续三年的疫情对这些民营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开放的国门重新联通了中国与世界，与经济全球化继续相向而行，为民营企业注入再出发的信心和动力。

国有企业分不同层次，有央企，有地方国企。必须肯定，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实行了混合所有制，实现了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劳动分工和合作。国有企业在军工、航天等事关国民安全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服务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也负责承担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高铁、高速公路还是航空港，都有国企的身影。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公共服务领域，国有企业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与西方相比，国企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优势之一。

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央企。在202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中，共有99家国有企业上榜，较2021年增加3家。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就有47家；地方国资委监管的地方国企39家，较上年增加6家；财政部监管的金融等企业有12家。国有企业已经壮大起来并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国有企业没有改革空间；相反，国企的改革还要加大力度进行，否则就会不进则退。

广州南站正日益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合作的门户枢纽

（图源：番禺区委宣传部）

为什么说国企改革有空间？近年来的国企系统运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一，国有企业实行的PPP模式实际上已经过度挤占了民资的生存空间。PPP模式跟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不一样。过去，国企改革强调以管企业、管行业为主，国企跟民企有相对明确的劳动分工。但PPP模式是管资本为主，导致很多地方的国资哪里有钱就往哪里，演变成与民争利的局面。在部分领域，由于国资的进入，导致了民资空间不断缩小，即使部分民资有资质和实力，也遭遇“无处可投”的困境。其二，由于PPP的实质是混改，经常导致产权不清。也有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解决财务危机，主动和国企挂钩，导致部分地方的国有资产不断流失。其三，一旦国资进入，民企资本运作的逻辑就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减弱，创新动力不足。

因此，需要重新思考PPP的改革。国有企业想要企业化并没有问题，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往往是令人称羡的国企改革模式。然而，我们的国企不能学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一座足够小的城市才可以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即使缺乏强大的民营经济也无关紧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民营企业起到所谓“56789”的作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的贡献更大），经济发展就无以为继。所以要重新思考国企改革，尤其是地方国企的改革。

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轮改革中，很多无效率的地方国企都被民营化，为民营企业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但后来各城市的地方政府又不断成立新的融资平台，如果不加以管控，有可能酿成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地方融资平台在早期的资金融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序发展，现在已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很多已经演变成负债平台。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扼杀掉地方的经济活动。有些金融活动并不是只有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国企才能做好，民营企业同样可以做，关键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和规范。地方国企改革势在必行。

就政府担保而言，政府原则上不能违约，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从何而来？无论中央救还是不救，债务危机最终还是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最终还是要全社会来承担。所以，最近财政部公开了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072号提案答复的函，提出在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方面，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债务打破刚性兑付。总之，地方的融资平台该解散的就要解散；地方国企该民营化就要民营化；该官督商办的就要官督商办。

我们国家的基建分三部分，即“硬基建”“新基建”和“软基建”。但因为新基建很大一部分的技术还是应用在硬基建上，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可以分为硬基建和软基建。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强调硬基建，即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今天，物理意义上的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也无法再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高质量增长。当前新基建的建设如智慧城市的技术投入也在进行，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

我们需要着重发展的是“软基建”，也就是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比如医保，尽管中国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但还是低程度的，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对基层来说，社会保障是保卫社会的重要机制；对中产来说，软基建是中产阶层的制度保障；对经济发展来说，软基建是创新制度基础。如果社会底层没有保护机制，那么就很难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如果我们的中产阶层没有制度保障，就会很容易沦为房奴、孩奴，一生大病，就会倾家荡产；如果社会中大部分人终日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而发愁，那么创新也就无从谈起。经验地看，一个中产社会往往也是创新社会，一个贫穷社会很难成为一个创新社会。创新是有风险的，需要成本投入。只有中产阶层才能承担风险损失，中低收入阶层则无法承担这些风险，自然就缺乏创新动力。从世界经济史上看，东西方都是如此。

2022年11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社会关注已久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图源：第一财经）

软基建可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与新型发动机。今年1月4日总书记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见面时，用了“软”基建这个词，提出“落实好重点项目‘硬’基建合作，拓展电信、大数据、电子商务等‘软’基建合作，带动菲律宾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尽管此处的“软”基建与本文所提出的“软基建”在概念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还是可以借用过来，因为硬基建建设要和软基建建设相协调，这是普遍真理。在资本主导的西方，软基建主要表现为福利社会。我们不能走西方的福利主义道路，但是我们可以从东亚经济体中吸取一些经验。

东亚经济体强调“workfare”（工作福利），而非西方的welfare（社会福利），目的是要鼓励工作。“workfare”的重点在工作，“welfare”的重点在福利。在一些西方福利国家，不管工作与否，人人都可以拿着一份基本工资，拿了这份工作，吸毒醉酒都可以。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因此，东亚经济体提倡“workfare”，还有公共住房和医疗，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福利。

我们要通过软基建建设，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基本社会公平。对中国而言，软基建实际上就是为消费型社会提供一个制度基础。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鼓励扩大内需，但就是拉动不了经济？为什么消费者还是不敢消费，而银行存款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保障还不足够，底气不足，消费欲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软基建解决的是消费社会的基础问题。消费社会就是中产社会。任何社会，哪怕是低收入社会，也会有一部分消费过度的富人，但大多数穷人则消费不足。因此，软基建建设既强调保护社会底层，也强调构建中产社会，从而实现消费型社会的制度基础。

我国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从早期的小城镇到大城市，再到现在的城市集群建设，这个过程既有成绩，也有教训。一方面，城市化有效拉动了GDP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过度、过快的城市化也带来了贫富分化、交通堵塞、人口危机、安全风险等严峻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从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到西方国家的高度城市化阶段（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1850年的11.4%上升到1950年的52.1%），共用了100年的时间。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53年的12.84%到再到2011年的51.27%仅用了58年。

航拍广州一城中村，一小片树林存活于城中村的中央，形成独特的“城中绿”景色

（图源：李树競/视觉中国）

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不可避免会出现城镇的农村化。也就是说，大城市里面有大量的城中村。比如，广州住建局2021年5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事项表决指引的通知》就提到，全市拥有1104个城中村。另据深圳市住建局的摸底调查，深圳共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城中村336个，自然村1044个。

首先，如此多的城中村对于高质量城市化来说是大问题，尤其在新冠疫情管控期间，贫富过度分化问题就会凸显。大量居住在城中村的人本来就缺乏生活的基本保障，他们大多带着生活的目的来到城市，如果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条件，最终会导致城市分化。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共同体，城市的过度分化就会衍生出治安等各种问题，进而威胁到社会稳定。

其次，城市过大也带来了各种安全隐患。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容纳了两千万以上的人口规模，面临包括疫情、自然灾害等安全问题。在地缘政治剧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考量战争因素。因此，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思路需要改变，如果总是将资源集中在个别几个大城市，就会增加战争或自然灾害到来时的风险。严格控制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危机。生育、养育和教育下一代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中国大城市普遍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人类的这一基本再生产需求都不足了，或者说被压抑了。从本质来看，其实就是内需不足的集中体现，其根本原因是人民普遍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同时担心将来养不起老，有钱也不敢花，生小孩成了最大的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城市化也走上了亚洲式城市化道路，比如日本大东京的人口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韩国首尔都市圈的人口就占了全国近一半人口。城市化问题就带来了各种弊端，人口过于集中，就变成只生产GDP，不生产人口的城市。我们应当汲取这些亚洲大城市化的教训，借鉴欧美城市规划的经验。比如德国就是城市化率高达77%以上的国家，但德国80%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以内的小城镇中。

截至2021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90199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图源：新华媒体创意工场）

目前的城市化主要是GDP驱动的，城市越大，GDP越大。但如果中国城市化过度集中，一线城市将永远处于过度饱和状态，而三四线城市则会面临衰落。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拥挤的大城市不可能形成这样有利于家庭发展的共同体，只能由三四线城市发展而成。所以我们要推动城市化转型升级，严控大城市的过度和过快发展，不要把所有优质资源放在一线城市，而是要把三四线城市建设成“宜居、宜业、宜游、宜育”的四宜型城市，从而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

城市化新路径要从人性发展上考虑，只有从人性出发，才能建设高水平的城市，提升城市质量，塑造城市文明。

第一，修建停车场。仿效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在每一个居民小区修建停车场。中国是一个汽车消费大国，但没有停车场产业。各个城市大量的街道、居民小区成为了停车场，已经酿成了太多的安全悲剧。发展停车场产业，把空置房改造成停车楼，进行集中管理，合理收取费用，进而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尤其是促进汽车消费。

第二，修建幼儿园。育儿难是大城市居民不愿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全面提升，优生优育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城市居民工作时间长、节奏快，难以顾及子女生活教育，一直以来“留守儿童”问题成为进城务工者之痛。如果一个城市的幼儿园供应不足，那么生育意愿则无从谈起，人口危机就会越发深重。

第三，修建养老院。养老院要尽量建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城市中心且家庭子女方便到达的地方。老人需要关怀，需要感受人情，所以养老院不能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或者深山老林中。现在很多城市把养老院建在边缘地区，这既不利于子女照顾老人，也不利于城市志愿者提供关爱服务。
新型城市化是拉动新消费的关键。从人道、人性出发，把出行、养老、生育等“软”性产业发展起来，连带着社工、护工、家政等产业，使这些能够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职业和行业也会随之繁盛起来。

曾经我们总提“三农问题”，但农业、农村、农民本身不是问题，今天已转变为“三农的现代化”问题。这些年来，各个地方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确实吸引了一些人回流和常驻农村。不过，乡村振兴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天农村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单向流出。农村人一旦有了资源、有了钱，都希望到城里买房子，把小孩送到城里读书，享受城市更为方便的生活，小孩接受城市更优质的教育。从世界范围看，农民进城这个趋势不可避免，没有人可以阻挡，也是广大人民实现阶层跨越的中国梦。但是这种单向流出使得农村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应当允许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上层的城市居民再流到农村去。尤其是50后、60后从农村出来的人，年纪大了还是想回农村，又或者是在城市里居住一段时间，接着又在乡下居住一段时间。这符合世界城乡交流的大趋势。

要实现双向流动，就需要解决农村的土地产权问题。现在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失社会资本，这是因为我们不允许社会上的资本进入，对资本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因为一些政策要素推动了部分企业家搞乡村建设，比如美丽乡村建设就吸引了不少民营资本下乡搞民宿，但很多地方项目的纠纷都是在农村的土地产权问题不明确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产权非常不明确时，企业家就难以用长远的目光在农村规划发展。因此我们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护基本耕地的基础上，尤其是农村宅基地抛荒比例很大的情况下，至少要保证宅基地可交易。从法律上讲，很多省份也允许宅基地的交易，让宅基地流动起来。我们可以设置30年、50年甚至70年的产权年限。再者，依靠现代的监督技术系统，我们可以有效避免传统社会的土地集中现象。

建设现代化繁华城市也要建设现代化繁荣乡村，促进城乡发展水平不断缩小

（图源：光明网）

更为严峻的是今天农村的文化精神危机。今天，农村地区各种邪教的出现是因为农民文化生活贫乏，也就是农村的文化精神衰落了。这就是人的现代化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乡村的振兴必须实现双向的流动，即农民流入城市，城市流入农村。其实，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也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从前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不管在哪里当了官，在哪里发了财，最终要回归故乡，既带去了财富，也带去了文化。但我们现在缺少这种“回流”的动力。有些地方现在恢复所谓的乡贤制度，但是乡贤制度同以前那种回归农村的模式是不可比拟的。当前所谓的乡贤制度就是大家回乡开一下会，待够两三天回城了。这种制度是无法持续的。如果我们观察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和华南等地，就知道其村落建设与退休官员、知识分子等群体的回乡完全相关。这部分人不仅是带资本下乡，更重要是文化下乡。如果容许城市居民回农村，就能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可以从试点开始，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在推动一些促成城市居民回流农村的改革，每个城市居民回流到乡下，就能拉动几百万的资本下乡。这不仅是资本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过去我们认为能够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的问题，因此把农村称为“三农”问题，但现在看来并不现实。即使14亿人口的城市化达到OECD发达国家水平，仍有数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永恒的命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制度的改革，把“三农问题”转成“三农的现代化”，为民族复兴，尤其是文化复兴尽一份力量。

营商环境政策库

（图源：中国政府网）

今天，我们需要新思维和新方法，也就是要动用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凭借政府的力量。对于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区域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政治稳定。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外实现制度型开放，对内也要开放。针对欠发达地区，应当充分地利用起民营资本力量，把东部省份的制造业、技术和资本优势，与东北、西北、西南的优势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煤炭、光、风资源）、土地、劳动力要素结合起来发展。中国内部资本在不同区域的循环应当成为我国内循环的主力军。如果内地省份不能向东部沿海省份开放，那么区域均衡发展很难实现。

但开放的阻力也很明显，就是这些地区的营商环境不甚理想。民间资本有“投资不过山海关”一说，实际上，在东部资本流入内地方面，我们面临着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关”了。因此，落后地区一定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参照总书记提出的“三化”，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对内地省份来说，我们还要提倡“东部化”。所谓“东部化”，就是要让落后地区实现制度型开放，对东部开放。之所以东部城市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的营商环境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治构建较为完善。只有财产、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企业家和资本才会有动力、信心、勇气长期进驻，从而在当地谋划长远发展。

从改善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出发，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治基础，方能吸引资本进驻。但要强调，这并不是提倡政府本身下场投资，而是要引导东部优质的民营资本将先进的技术、完善的规则标准和成熟管理模式带到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只有区域之间通过统一的规则、标准、制度和管理来构建起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