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3.01.12
今天，世界正在經歷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風雲變幻，變局之下，危機叢生。全球治理掙扎在維護開放性多邊主義和全球秩序的民主化與搞排他性多邊主義和自我中心的霸權主義的反全球化兩大力量博弈之中。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的解體導致了國際秩序的區域化和碎片化。俄烏衝突引發全球能源危機；貧富差距導致社會不滿情緒蔓延，各國民粹主義加速崛起；新冠疫情給內外秩序構成巨大衝擊，使變局加速演進，風險挑戰愈發嚴峻。在地緣政治成為主導力量的時候，國際規則的重新制定和國際秩序重塑的難度在急劇加大。
站在國際政治命運的十字路口，我們從何而來？我們向何處去？我們要怎麼走？新春之際，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推出《IIA報告特輯》，將分為國際篇和國內篇，梳理2023國際局勢，並針對日前社會關切、海內外關注的熱點作出回應。為此，IIA學術編輯組專訪鄭永年教授，本文根據該專訪內容整理和擴充而成。世界很大，總有一些力量可以彌合裂痕。歷史進程浩浩蕩蕩，面對挑戰，我們要篤定信心、穩中求進，不斷開拓新局面、展現新氣象，共同努力邁向未來的征途。
1. 美國內政危機產生外部性
論及國際政治風險，美國內政問題是要擺在首要位置的。很多年來，美國的研究機構往往從意識形態出發將中國視為對世界的最大的“威脅者”，但實際上，經驗地看，美國內政危機問題所可能產生的外溢風險才是對世界的最大威脅。
正如包括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所預測的，美國本土的經濟學家、智庫等也都基本認為，以美國主導的西方整體經濟衰退是2023年的大概率事件。當前美國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政治分化問題，從特朗普的前後兩次參加總統競選，再到最近眾議院艱難的議長選舉，美國兩黨政治分化越來越嚴重，將“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黨爭政治體現得淋漓盡致。兩黨政治的分化既是美國社會高度分化的結果，反過來又加劇社會的分化，黨爭和民粹主義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態。
在很大程度上說，美國政治已經呈現出“拉美化”趨向，而“拉美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兩極分化，就像巴西政壇那樣在極左和極右之間迴圈。
美國內部分化是美國內部的事情，但作為頭號經濟強國和軍事強國，美國內部分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對世界政治產生深刻的影響。
從歷史上看，經濟衰退加上地緣政治衝突和變遷，往往會引發局部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一戰如此，二戰亦然。在一些方面，當前美國已經把內部矛盾轉移到國際層面了，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的轉移。比如美聯儲的加息，每一次加息都是對世界經濟的一次大衝擊。這種衝擊不僅對中國、歐洲諸強國造成衝擊，對於小國的衝擊更是致命。那麼，軍事層面的轉移會不會發生？這更令人擔憂，各國不可不防。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儘管美國的經濟衰退、政治分化在發生，美國也深度捲入區域性或國際性衝突，但這些不代表美國的發展已經停滯，或者美國已經全面衰落。對美國來說，現在的局面也是“危”中有“機”。美國同樣面臨機遇問題。就美國自身發展而言，儘管美國的整體經濟正在衰退，但是美國的產業在繼續轉型，技術革新在加快。歷史地看，美國每經歷一次危機，比如經歷一戰、二戰、越戰和美蘇冷戰後，其技術水準再升一個等級。必須認識到，危機對國家而言並不只有“危”，而且也有“機”。我們不能看到美國內政的問題就輕視美國，認為美國不行了。實際上，美國一方面在製造危機的同時也是給自己製造機遇。
比如俄烏衝突對美國有利的一面就是加速了歐洲的北約化，加強了歐洲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又如為人詬病的美元霸權，對世界而言是一件壞事，美國變得極端自私，在國際上濫用美元制裁工具，濫發美元，但對美國本身而言，沒有受到重大衝擊。如果認為美國濫用美元或者濫發美元，美元就此衰落了，不免顯得過於天真。
在一段時間裡，美國的實體經濟空心化、製造業衰落也是客觀事實，但最近美國的產業和資本也出現了回流，說明其實體經濟也出現了回流，即“再工業化”。美國最近以赤裸裸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方法把台積電拉到本土、不惜犧牲其他經濟體的利益結成針對中國的晶片同盟（Chip 4），這就說明美國不會因為內政矛盾而失去為國爭利的執行力。
此外，美國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聚集的大本營。儘管美國經濟面臨衰退，但是也要看到，美國使用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使得世界的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源源不斷地往美國聚合。一句話，要認清美國的優勢，其實力依然不容小覷。
2022年6月22日在美國華盛頓拍攝的美聯儲大樓
（圖源：新華社）
2. 俄烏戰爭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
俄烏歐洲戰爭仍在進行，無法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以什麼方式結束。可以確定的是，俄烏戰爭並不是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戰爭，而是俄羅斯與西方的戰爭，尤其是俄羅斯跟美國的戰爭，烏克蘭僅僅是一個代理人，這場戰爭是完全的代理人戰爭。
目前來看，俄羅斯難以繼續支撐常規戰爭，因此普京最近也釋放出一些“善意”，願意和烏克蘭進行談判，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實際上，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早有放話，明確要用這場戰爭徹底拖垮俄羅斯。對美國而言，這是一次機會讓俄羅斯失去再次對其它國家發動類似軍事行為的能力。就目前局勢而言，這場戰爭大概率會繼續下去。但問題並不在於戰爭的繼續進行，而是戰爭的性質是否會發生變化。
對俄羅斯而言，當常規戰爭無法持續，同時妥協又無回應的時候，大家就會擔心，俄羅斯是否會動用戰略核武器。當前俄羅斯的戰略目標已發生變化，對俄羅斯來說，“存在即合理”，不再做多要求。但在美國的支持下，烏克蘭顯然不會接受“存在即合理”。不僅不接受，可能還要“反攻”，拿回所失去的東西。不過，要俄羅斯投降是很不現實的，這會深刻影響到政權合法性以及俄羅斯民族主義。也就是說，這場戰爭的未來走向則取決於美國跟俄羅斯之間的較量，而不是俄烏較量。如果美國和俄羅斯不能作任何妥協，那麼戰爭就會持續。儘管包括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希望早日結束戰爭，但這些國家並非戰爭的主體，決定不了戰爭的未來。
戰爭是否會演變成核戰爭？這是很多人所擔憂的。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今天的核戰爭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決策，甚至也不是一個政治決策，而是一個道德決策。如果俄羅斯或者任何一方動用核武器，那麼所影響不僅僅是捲入戰爭的當事國，而且是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核武器的使用更是打開了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通道。
俄烏戰爭仍在進行
（圖源：路透社）
3. 歐洲的北約化
俄烏戰爭以來，歐洲加快了北約化的進程。北約是冷戰的產物，其在整個冷戰時期，算是穩定歐洲的主導力量。自蘇聯東歐解體和華約消失之後，北約先後經歷了五輪擴張，一直擴張到俄羅斯的邊界。俄羅斯發動俄烏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北約的擴張。但結果適得其反。北約在戰爭的刺激下再一次得到擴張，原來的中立國瑞典和芬蘭也即將正式加入北約。歐洲呈現北約化趨勢。這個過程的加速有幾個因素在推動。
第一，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統一戰線”。正如美國總統拜登所說，俄烏戰爭促使了美歐之間的團結。戰爭並沒有促成歐洲的團結，即使有，也是臨時的，但是戰爭的確促成了歐洲在軍事上對美國形成了高度的依賴。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歐洲和美國形成了一個針對俄羅斯的“統一戰線”。
第二，歐洲內部矛盾。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一直在強調歐洲的自主性，甚至主張組建歐洲軍，淡化北約。但歐洲的自主性迄今看來還只是個理想，甚至是幻想。客觀地說，法國目前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撐起歐洲的軍事安全，而德國的國防安全仍高度依賴美國。儘管法國比德國要較為獨立自主，但歐盟擴大以後，更多的成員國還是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歐洲的自主性路途漫長且艱難。
一方面是美國的“統一戰線”策略，另一方面是歐洲內部存在分裂的傾向，歐洲的北約化進程在加快。現在看來，即使俄羅斯垮掉了，北約也不會解散。實際上，當前北約不止於東擴了，而是在繼續擴大到亞太、印太地區。一些東亞國家已經受邀參加北約事務。因此我們需要認真分析北約，未來北約有可能成為一股超區域性的主導力量。
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蘭總理馬林會晤，討論加入北約問題
（圖源：Getty Image）
4. 朝鮮半島核危機深化
對東亞國家而言，朝鮮半島的核危機不僅存在，而且在惡化，只不過是因為其它的問題太多、太嚴重了，半島危機沒有被足夠地關注。朝鮮問題主要是朝鮮跟美國的問題，不僅陷入了毫無進展的僵局而且在持續惡化。2022年，朝鮮發射了近百枚彈道導彈和其他導彈，成為朝鮮發射彈道導彈最高頻的一年。外界也不斷對朝鮮第7次核子試驗的時間和地點進行預測。日本與韓國作為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s），基本處於“躺平”狀態，安全上完全依靠美國。俄烏戰爭發生後，日本和韓國提出了與美國“核共用”（Nuclear Sharing）的概念，加之日韓新政權十分親美，愈發加速了半島的深刻對立。儘管半島的地緣政治在深刻變化、風險劇增，但在朝鮮問題上中國不會放棄“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做法，因此對朝鮮的政策也不會有劇烈的變化。
日本和韓國可以說是已經具備“核武”能力的國家了。即使不進行“核共用”，日本的核技術本身就很強。對美國來說，依然可以利用半島劍拔弩張的緊張氛圍，促成美日、美韓雙邊同盟演變成多邊同盟。於去年6月的北約峰會上，北約首次邀請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亞太地區夥伴國參加，還安排了美日韓、日韓新澳兩場小範圍峰會。對美國而言，這是促成北約亞太化、印太化的有力抓手。這個趨勢因為半島危機在加速，對中國構成了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
2022年12月18日，首爾的電視正播放朝鮮在東海岸發射彈道導彈的新聞報導
（圖源：路透社）
5. 中東亂局再現
近代以來，中東的地緣政治先後被西方列強所主導，先是歐洲強國尤其是英國主導，二戰以後又成為了美蘇爭霸的競技場，在蘇聯失敗之後，美國最終佔據了主導地位。“9·11”恐怖主義事件之後，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並實施其大中東民主計畫。但大中東民主計畫無疑是徹底失敗了。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全面撤退，把其戰略重點轉移到印太，以應對中國，因此在中東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結果，土耳其和印度等中東地區的周邊國家紛紛上場，逐鹿中東。
美國勢力的消退也在激化中東的內部矛盾，主要表現為伊朗與沙特、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利比亞與伊拉克等諸多緊張關係。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衰退之後，中東國家表面上看有了更多的自主權，有了更多選擇，但實際上新的麻煩更多。儘管美國影響力的消退對中東的各主體（players）而言是一個機遇，但因為新權力結構還未形成，因此必然出現一個極端不穩定的狀態。也就是說，美國的退場為中東的穩定蒙上了一層陰影。
中國儘管不會主動介入中東的地緣政治之爭，但因為中國也和中東國家發展緊密的經貿關係，因此也必須預防中東地緣政治之爭對我們的影響。如上所述，這種地緣政治之爭不僅表現在中東國家之間，而且更表現在區域外大國之間。
2022年7月18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左）和夫人布麗吉特
在巴黎總統府愛麗舍宮迎接到訪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總統穆罕默德（中）
（圖源：新華社）
6. 印度加速崛起
印度加速崛起，是因為其具備經濟、政策和國際形勢等方面的相對優勢。
在經濟層面，龐大且加速增長的人口讓其具備人口紅利和勞動力優勢。印度的市場大，雖然中低收入人口多，但“窮則思變”，人們的階層跨越意願強、動力足。
在政策方面，總理莫迪上臺後意圖成為印度版的鄧小平，改革力度不斷加大，儘管也有失敗的時候，但也呈現出持續的改革態勢。印度的現代化轉型頗有成效，大力推進各方面的改革，同時還保護國內市場，以進口替代路線扶持本土製造業，其政策傾向愈發親商和親資。特別是在全球疫情肆虐期間，印度在吸引西方資本層面與中國市場構成了一定的此起彼伏的競爭關係。
在國際形勢方面，美國把中國看成是主要的競爭對手，為了應對中國，美國把重點置於和印度發展實質性的關係。從商業角度來看，無論是西方政府還是西方資本，都在自覺地幫助印度改造和提升其營商環境，在人才培養、技術轉移、智慧財產權保護、規則構建方面都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和西方國家與印度加強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又基於所謂的“民主價值”新構建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這些外部力量都促成了印度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
不過，印度並不會成為美國的附庸，而是試圖成為獨立的權力一極。印度在西方支援下根據自身意志實現崛起，會對中國構成相當程度的地緣政治壓力。首先，作為中國的近鄰和友邦的巴基斯坦將直面一個更為強勢的印度，印巴問題將愈發複雜；其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經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將面臨更多複雜挑戰；三是隨著印度的崛起，其大國認知和身份都將發生變化，作為海洋國家的印度，其地緣影響力將擴散到整個印度洋，尤其是北印度洋這塊重要的對外戰略區域。海上影響力尚能如此，更不用說中印邊境衝突對中印關係的負面影響。近年來，印度不時地挑起邊界糾紛和小衝突。隨著其力量的遞增，這種動作只會加劇。所以，印度的加速崛起對中國也是一大挑戰，如何管理好中印關係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美日印澳四方聯盟領導人會面
（圖源：美國環境署）
7. 拉美持續兩極化
文學上稱拉美過去存在“百年孤獨”，其實拉美地區並不孤獨。與中國既實現了發展又保持了獨立的現代化模式不同，拉美諸國的現代化呈現出完全的依附型，高度依賴西方資本，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直到今天，拉美依然是依附性的現代化模式，缺乏自主的經濟結構。反映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極左或極右，具有代表性的領導人物如巴西的盧拉和博索納羅。就內部而言，極右只為資本說話，包括西方資本，而極左只為勞工說話；就外部而言，極右傾向西方，極左傾向勞工。對拉美國家的外交而言，俄羅斯和中國都是居於邊緣地位。
美國試圖促成拉美的兩極化格局，更樂見拉美政治兩極化格局的繼續。對美國而言，只要出現黨派兩極化，美國就能通過干預內政，加強對該地區的控制。但就中國而言，巴西（金磚國家）或者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的兩極化政治給中國和拉美的關係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差別在於，美國可以干預他國的內部政治，甚至對他國總統進行審判，而中國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國更要重視多邊主義外交，加強與金磚國家間的合作。
應當加以強調的是，拉美兩極化對拉美的能源供應也會產生重大影響。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這三個“鋰三角”國家正試圖效仿“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籌備成立“鋰佩克”。墨西哥等鋰礦資源並不那麼豐富的拉美國家也希望加入。鑒於鋰資源在新能源汽車行業中的重要地位，在全球鋰資源供不應求的當下，中國要處理好拉美政府政治兩極化下的關係，從而為穩定的鋰礦供應作鋪墊。
巴西新任總統盧拉在其就職典禮上接受總統腰帶後，和其妻子高舉雙臂以歡慶正式就任
（圖源：路透社）
8. 聯合國體系繼續邊緣化
現存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繼續加快邊緣化。面對俄烏戰爭，聯合國無能為力。二戰後，美國在聯合國體系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領導角色。但很多年來，美國對聯合國採取“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態度，極大地破壞了聯合國體系。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退出部分多邊制度安排，如《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威脅退出WTO並使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癱瘓。儘管拜登執政後宣佈“美國回來了”，但在本質上並沒有重視聯合國的作用。
隨著聯合國體系遭到邊緣化，變得越來越不相關，不同類型的區域秩序在崛起。區域秩序既表現為美國“統戰”性質的“團團夥夥”，即針對第三國的排他性聯盟政策，也包括中國不針對第三國的包容性夥伴關係。在經濟層面，類似RCEP、CPTPP、《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區域性、部門性的制度安排會繼續出現。
中國是聯合國體系最大的擁護者和支持者。如何修復甚至重建聯合國體系是我們面臨的挑戰。聯合國已經成為了一個論壇（forum），儘管各國均可表達意見，但聯合國本身已經不再是一個行為體（actor）。儘管出現巨大的困難，但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安排來取代聯合國。對那些依然需要聯合國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拯救聯合國便是當務之急。
作為大國，中國不僅要為拯救聯合國而盡最大的努力，更需要繼續踐行開放包容性、不針對第三國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儘管也呈現出區域性質，但和全球化相向而行。
2022年12月19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紐約總部舉行年終記者會
（圖源：聯合國官網）
9. 人道主義危機頻發
人道主義危機不是當代獨有的現象，自古以來一直就有，只是二戰後聯合國體系能夠通過協調的方式加以應對。經驗地看，一個有效的國際秩序可以應對人道主義危機。判斷一個國際秩序是否有效主要看是否有充足的國際公共品。大國本應有所作為，提供好的國際公共品，而小國則傾向於選擇搭便車，跟隨大國並享受公共品提供的便利。如今，大國不合作，不僅不能提供足夠的好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而且在面對越來越多的壞的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的時候不是無能為力，就是無動於衷，如氣候危機、公共衛生危機、核擴散危機、海洋生態危機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不管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窮國，還是低度發展的貧困國家，或如太平洋島國。所有這些窮國和小國在氣候危機、經濟危機面前都非常脆弱，如果沒有足夠好的國際公共品為這些國家做兜底支撐，那麼他們將是最大受害者。
今天，氣候變化、核擴散、公共衛生危機、海洋生態惡化，戰爭和饑餓不斷出現，仿佛世界又回到馬爾薩斯式的世界。這實在是人類的悲劇。人類到了二十一世紀，物質、技術高度發達，原本完全有能力使人人過上我們所說的“小康生活”，但因為大國之間不合作，讓世界秩序陷入混亂狀態。儘管中國想推動大國合作，同時也有能力和意願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但若只有中國一個大國發起倡議，缺乏大國合作，還是不足以挽救全球人道主義危機。
不過，即便如此，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還是要展現國際主義精神，在人道主義危機發生之後，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污染海洋的塑膠袋被某些海洋動物誤認為是水母，而誤吞塑膠袋可能是致命的
(圖源：Shutterstock)
10. 中美關係有對立有緩和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中美關係。中美關係不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係，而是世界秩序的兩根支柱。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不會產生大的變化。今天，美國兩黨唯一的共識就是對付中國。
儘管中美對立會長時間持續，但是中國還是要保持冷靜和理性。
首先，我們要做到“鬥而不破”。和美國對華政策一樣，對美國，我們應當秉持該鬥爭的地方就鬥爭，該競爭的地方就競爭，該合作的地方就要合作。“鬥而不破”是指加強國際合作，在避免惡性競爭的基礎上，進行良性競爭。在應對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公共衛生、海洋危機等領域，兩國在推進全球化方面就盡力合作。但是，在該競爭的地方還是要競爭。無論是美國的“卡脖子”政策還是其推動的系統脫鉤，兩國在經濟層面還是會繼續競爭，我們也必須直面競爭，努力塑造良性競爭。不過，在競爭方面，我們不會跟美國進行惡性軍事競賽，而是根據自己的軍事現代化需求推進正當的國防現代化。
第二，我們要做到“鬥而不戰”。在南海問題、臺灣問題上要避免衝突，盡最大的努力來避免戰爭。臺灣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中國沒有任何空間來妥協，一旦發生危機，我們會用舉國之力來維護核心利益。
就美國內政來說，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對峙會繼續加劇。在民粹主義時代，美國總統和行政當局的權力被弱化了，國會和政治人物個體則擁有了更多話語權。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整體上可說是“失去了底線與控制力”，其臺灣政策不僅黨派化和地方化，而且是個性化和個體化。包括美國眾議院議長在內的政客還會以個體、黨派身份，打著保護臺灣“民主自由”體制的旗號，有意激怒中國，繼續破壞兩岸關係的穩定。在臺灣問題上刺激中國，在把臺灣塑造成亞洲的烏克蘭的同時促成亞洲北約的正式化，這是美國反華力量的最大目標。
但同時，美國行政當局有自己的考量。美國政府已經開闢了俄烏戰爭的戰線，暫時還沒有條件正式在印太地區開闢第二條戰線。因此，美國行政當局在新的一年還是會嘗試緩和中美關係，尤其是不想出現公開衝突的局面。這也就是美國行政當局一直在強調為中國衝突設置“護欄”的主要原因。但是，應當意識到，緩和並不是說美國不與中國競爭了，相反，美國在強化和中國的競爭。可以預見，美國仍然想在緩和的情況下得寸進尺。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還是要跟美國鬥智鬥勇。就像在佩洛西竄台後，中國大陸因勢利導啟動對台軍演一樣，中國應思考在臺灣問題上如何轉危為機。不過，在臺灣問題上，中國不應當、也不會僅僅停留在被動應對美國，在應對美國的過程中也可以轉危為機。中國不僅不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而且應當根據自己的既定方針實現祖國的統一。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繼續，尤其是國防的現代化，中國和平實現國家統一的可能性正在變得越來越現實。
最重要的是，中國要從一個大國的角度出發來處理中美關係。中國要處理的是與美國這個國家的關係，而非與少數幾個反華政客、政治勢力的關係。我們要有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格局，圍繞著重塑世界秩序的目標，特別理性地運用智慧來處理中美關係。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圖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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