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

中國在140個國家中綜合排名第28位。

（圖源：World Economic Forum）

如果只強調技術部分，“新基建”也可以說是“硬基建”的一部分。在硬基建方面，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從硬基建綜合實力看，以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指數（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基礎設施子項為參照，中國以交通設施為代表的硬基建競爭力指數為77.9，高於中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65.9），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水平（80.8）[2]。而且這種衡量是以全國總體而言，如果聚焦粵港澳大灣區，其公路、鐵路、空港、海港等硬基建實力早已比肩甚至超越了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灣區。

三大基建協同發展粵北山區

我們從三類基建的協調發展來看待城鄉的統籌發展，尤其對廣東來說，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以往我們的路子是加強“硬基建”的建設，我認為粵北山區不宜過度地發展硬基建。從世界人口遷移的規律看，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大趨勢，現在我們看粵北山區，留下來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這是由於年輕人在粵北的就業機會太少，無法在當地長期居住，青壯年勞動人口基本都已經往珠江三角洲方向集中，這個趨勢應當鼓勵，並且珠三角應當提供更好的條件來促進這種轉移。除了老一輩和少數不想離開的人口，大多數都是可以被珠三角吸收消化的。在人口流動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在粵北山區投入大量的基礎設施，否則會形成大量的浪費。同時，也要阻止污染產業或者附加值不高的產業向粵北山區轉移。粵北山區應當是實踐“兩山理論”的地方，實現青山綠水，並在此基礎上發展相應的產業，包括專門農業、旅遊業和度假業等。

我在老家浙江考察過，浙江在城鎮化與農村發展的統籌協調上做得比較好，可以作為粵北山區的發展的參考。我們沒必要再在粵北山區大規模地投入到硬基建的建設中了。東亞經濟體中的日本也是有參考作用的，以前日本非常強調農村建設，搞了很多大規模建設，但隨著老齡化和人口萎縮，尤其是年輕人都集中到大城市周邊，於是廣袤鄉下地區的基礎設施就被廢棄，使用率遠遠不足。這是我們日後要防止的現象。

至於第二類基建，即新基建，則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關乎城市的發展，關乎智慧城市的發展以及下一波科技的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會對就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但同時又會創造很多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服務業。因此新基建會吸收相當一部分的農業就業人口。我比較了解浙江的情況，還是以浙江農村為例。他們利用新基建設施主要提供服務，為老人、小孩或者幼兒園提供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服務。新基建可以給廣大農村很多新機會。

當前我們欠發展的是“軟基建”，也就是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社會保障領域。在城鄉統籌方面，浙江在全國做得比較靠前、比較先進，而廣東的城鄉統籌還有很多提升空間。廣東是一個經濟非常發達的省份，但如果把粵北山區跟珠江三角洲比起來，貧富差異還是比較大。既然因為人口流失，通過大規模的基建投入去發展粵北山區不現實，那麼寧可留不住人，粵北山區也一定要提前做好軟基建。軟基建是保護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的機制：對城市來說，是保護中產的一個機制；對農村來說，則是保護社會底層的有效機制。

費孝通說，農村好比是一個很大的細胞，集鎮猶如一個中間的核心。一個是面，一個是點。這個點把各村落聯繫起來，形成“社區”。後來，他稱社區中心為小城鎮。

（圖文來源：學人Scholar）

當前三四線城市人口都往珠三角的大城市跑，那麼這些城市又有誰來居住？可以通過軟基建的建設，吸引一大部分的農業人口轉移到三四線城市。提升軟基建有利於降低預防性儲蓄水平、充分釋放人民消費潛力，這將提高內需驅動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能力。目前，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和超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危機。生育、養育和教育下一代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中國大城市普遍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人類的這一基本再生產需求都不足了，或者說被壓抑了，從本質來看，其實就是內需不足的集中體現，其根本原因是人民普遍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同時擔心將來養不起老，有錢也不敢花，生小孩成了最大的奢侈品。為了應對人口危機，我們需要大力提高軟基建水平，打造“宜居、宜業、宜遊、宜育”四宜型城市，而絕不可重複亞洲式大城市化（例如東京和首爾）帶來的各種弊端，人口過於集中，只生產GDP，而不生產人口。

從世界的經驗來看，這種小城市的建設更有利於年輕人生育。比如德國就是城市化率非常高，達77%以上的國家[3]，但德國80%的人口居住在10萬人以內的小城鎮中[4]。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形成一個有利於家庭發展的社會共同體。深圳、廣州這樣擁擠的大城市是不可能形成這樣的共同體，只能由三四線城市發展而成。

因此，廣東不能把發展全部集中在中心城市，而是應該通過軟基建投入和行政制度改革，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區域均衡發展，探索中心城市和衛星城市協同發展的模式，推動“四宜”的新型城鎮化，否則這些中心大城市看似是贏家，實則從全省和全國長遠看都是輸家。

推進制度改革，促進社會資本和城市人口回流

為什麼我們三四線城市發展不起來？這是因為省級層面統籌做得不夠好，尤其在軟基建方面做得不夠好。所以要盡快推進改革，促進城鄉的雙向流動。

在推進農業農村發展的問題上，不僅廣東，全國范圍內都遇到一種瓶頸，都認為促進三農發展很困難。那麼，困難在哪裡？長期以來，農村存在著一種資源單向性流出的衰敗。農民進城是中國夢。當農民有了錢，就到城市裡去買房子，到城市里居住，農民有了錢就把小孩送到城市讀書，因為城市學校的教育條件遠較農村好。農民進城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人可以阻擋。在粵北山區，不難觀察到，除了老人還留在那裡，已經進城的農村年輕人是不太可能回去的，也許第一代農民工也有少量的會回流，但是第二代農民工出生在城市、長在城市，要他們回農村還是很困難的。儘管政府可利用各種政策吸引他們回去，但這也是暫時的。從世界範圍內看，尤其是亞洲，比如日本，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基本上該國1/3的人口已經集中到東京周邊了；韓國則更嚴重，將近一半的人口集中在首爾周邊，我們要防止變成另一個日本或者韓國。儘管城市化的大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人為地推動已經進城的農民返回農村是不現實的。進城一直是農民的中國夢。

歷次人口普查城鄉人口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當前，在農村投入的只有國家和政府。無論是基礎設施也好、精準扶貧也好，國家都在加大投入。如果僅依靠國家的投入，農村人一旦有了資源、有了錢就流動到城市去，那麼農村便會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要實現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應當允許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上層的城市居民再流到農村去。尤其是像我們這些50後、60後從農村出來的人，年紀大了還是想回農村，又或者是在城市里居住一段時間，接著又在鄉下居住一段時間。這符合世界城鄉交流的大趨勢。

從世界範圍看，基本上都是窮人的城市，富人的鄉下。窮人更希望享受到便利的交通，大家都居住在地鐵站旁邊，或者交通設施完備的地區附近；而富人自己有能力解決交通問題，所以他們可以住到鄉下。我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從普林斯頓到紐約要一個多小時，是一個非常偏僻的鄉村，但那里居住著紐約來的富翁。當時像我們一樣的窮學生，或者打工仔都喜歡住在紐約這樣的中心城市。

因為體制上的原因，我們國家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但最終還是會往這個方向發展的。中上層的城市居民下鄉是非常重要的。現在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缺失社會資本。農村之所以缺乏社會資本，是因為我們不允許社會資本進入，對社會資本持懷疑的態度。無論是以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是現在的美麗鄉村建設，儘管因為一些政策要素推動了部分企業家搞農村建設，但最後還是會爆發很多問題，因為在很多地方，這些項目都是在農村的土地產權問題不明確的情況下進行的。當產權非常不明確、不確定時，企業家就難以用長遠的目光在農村規劃發展。因此我們要進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圖源：攝圖網

我們在保護基本耕地的基礎上，尤其是農村宅基地拋荒比例很大的情況下，至少保證宅基地可以進行交易。從法律上講，實際上很多省份也允許宅基地的交易，可以讓宅基地流動起來，可以設置30年、50年甚至70年的產權年限。依靠現代的監督技術系統，我們可以有效防止出現傳統社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所謂土地集中的現象。

發展三農更要注重文化建設

發展三農，不只是社會資本下鄉的問題，還要注重文化下鄉。農村現在的最大的危機之一就是文化危機。以前提“精準扶貧”的時候，就提出扶貧要先扶志。但扶志怎麼扶？發展就要扶志，但是現在農村可以說是文化衰敗了。總書記就中國農耕文明有過一系列的論述。中國農耕文明數千年，從來沒有被視為是落後的象徵。真正把農村看成落後的，是建國以來的現象。戶口制度是建國以後才開始的，中國幾千年來根本沒有戶口制度。我們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不管在你哪里當了官、發了財，最終還是要回歸到自己出生的鄉下。我們到江西、福建，浙江和華南地區看一看，這些地方的農村之所以得以發展，正是因為這些人最後回歸到自己的老家，把文化“送”進了鄉里。現在很多體制上的因素限制了這種農耕文明的延續。

也就是說，傳統上農村文化建設都是那部分回鄉的人在引領的。但我們現在缺少這種“回流”的動力。有些地方現在恢復所謂的鄉賢制度，但是鄉賢制度同以前那種回歸農村的模式是不可比擬的。當前所謂的鄉賢制度就是大家回鄉開一下會，待夠兩三天回城了。這種制度是無法持續的。

圖為湖南省攸縣譚家壟村小廣場、小書屋、

小講堂“門前三小”示範點

（圖源：農民日報）

應當允許城市的居民再回歸到農村，這種回歸不僅僅是資本下鄉，更是文化下鄉。如果容許城市居民回農村，逐漸就能形成規模效應。可以從試點開始。比如有些地方已經在做一點促成城市居民回流農村的改革，每個城市居民回流到鄉下，就能拉動幾百萬的資本下鄉。這不僅是資本問題，而是文化問題。

我個人特別擔心農村的文化精神衰落。以前我們總認為能夠通過城市化來解決農村的問題，所以我們把農村稱為三農問題，但現在看來，這並不現實。即使我們14億人口的城市化達到OECD發達國家水平，我們還是有幾億人口在農村，農村對中國來說可能是個永恆的現象。我們必須通過各種制度的改革，把“三農問題”轉成“三農的現代化”，為民族復興，尤其是文化復興盡一份力量。我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三農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更是一個城鄉體制改革的問題。

註釋：

[1]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2021年美國農業及相關行業中，16歲以上受僱勞動人口為2,291,000人，約占美國總人口0.69%，即不到1%，而且這個比例正逐年縮小。 https://www.bls.gov/cps/cpsaat15.htm

[2]Schwab Klaus (edited),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3]Tanja Zech, Urban versus rural living, deutschland.de, posted on August 3rd 2018.

https://www.deutschland.de/en/topic/life/urban-and-rural-living-facts-about-urbanisation-and-rural-exodus

[4]沈曉杰，“十四五”城鎮化：開啟中國小城鎮時代，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發佈於發佈時間：2020年12月22日。

https://idei.nju.edu.cn/26/09/c26515a534025/page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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