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 2024.01.02
在日益不確定的時代，我們何以面向未來？ 答案很簡單：只有「改革開放」。
當代中國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改革開放不僅塑造了今日的中國，也必將繼續引領國家的未來。 提起改革開放，人們不會忘記兩次重要的三中全會。 第一次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也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 第二次是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開啟了另一個新時代，即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時代。 今天，國家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同時進入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 情況之嚴峻，使命之艱鉅，唯有繼續改革開放，才能引領國家邁向更光明的未來。
為什麼說“中國式現代化”
是最大的政治
2022年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概念，確立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新使命。 中國式現代化是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這無疑是一個最全方位、複合型的現代化定義，也是迄今最高標準的現代化。 儘管我們也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具有共同特性，但我們顯然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所出現的諸多現象並不滿意，例如貧富分化、以破壞環境的方式獲得發展、精神世界貧乏 、在國際上實行帝國主義等。 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就是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這也顯示了實現這種現代化的難度。 僅從人口規模而言，就能讓人理解其中的困難程度。 經驗地看，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已開發經濟體的總人口在10億左右，而中國擁有14億人口。
中國入世後，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圖為2018年5月拍攝的青島港前灣自動化貨櫃碼頭實景（圖源：新華社）
如果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那麼無疑具有多重偉大的意義，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形成新文明形態，完成中國文明復興的目標。 文明復興並非復舊，而是文明的再造，是一種新文明形態，而新文明形態需要透過現代化而獲得。
第二，為世界現代化提供強大的推動力。 無論從概念或實踐，現代化始於近代西方，並從那裡擴散和輻射到世界各地。 西式現代化有其成功的地方，也有其不那麼成功甚至失敗的地方。 正如「五位一體」的定義所顯示的，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學習西方成功的地方，也要避免其不成功的地方。 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在為世界現代化注入強勁的動能。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多年裡，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曾經達到50%左右。 近年來，儘管世界總體經濟狀況不好，包括中國本身的經濟從高成長過渡到中等成長，但中國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仍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現代化就是要讓人類脫離貧窮，這方面中國的貢獻更為巨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促成了高達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成為世界經濟奇蹟中的奇蹟。
第三，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為那些追求現代化的全球南方提供信心來源。 二戰結束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走上了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但迄今沒有多少國家取得了成功，大多仍處於不發達甚至低度發展水準。 即使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取得了成功，但被西方體系所吸收，失去了外交甚至政治上的獨立性。 而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速發展又希望維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同時，我們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向這些國家傳達了至少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只有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方式是各國現代化成功的前提；其次，中國也承諾不會像過去一些西方國家 那樣，把自己的現代化方式強加在他國身上。
圖為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柳泉鄉永新村，中國最大易地生態移民集中安置區，透過「精準扶貧」成功脫貧（圖源：新華社）
正是因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把推進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
把推進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這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性政黨這一性質所決定的。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透過實現自身的使命來執政，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新時代最大的使命。
組織就是力量。 這是近代以來國家興衰歷史的總結。 一個組織化的中國擁有了人們所說的舉國體制的優勢。 但實現舉國體制優勢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每個時代政黨所確定的使命，根據自身的使命去實現舉國體制的優勢。 在毛澤東的革命時代，這個使命是「站起來」；在鄧小平時代，這個使命是「富起來」；在新時代，這個使命是透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強」的國家目標。
偉大的使命和崇高的目標已經確立，也必須追求。 但是，人們必須意識到追求這項使命的困難和今天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只有認清楚了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許多困難和挑戰，才能體認到所需的改革和開放。
今天，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怎樣的國際大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是在開放狀態下進行的。 事實上，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內部的現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兩股力量相向而行、相互促進、相互強化。 這種互相強化效應使得我們花了4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花了150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所走的路。 美國前總統川普儘管後來轉向反華，但他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極為羨慕。 他認為中國領導人了不起的地方在於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把一個貧弱的國家提升成為一個世界強國，讓美國領導人自嘆不如，因此，他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 不過，很顯然，川普的“亂作為”不僅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反而讓美國陷入亂局，而且迄今這種狀況並未改變。
美國大選結束後，川普在集會上講話，拒絕承認敗選。 圖為2021年1月6日美國前總統川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大廈並示威（圖源：Getty Image）
中國面臨的四大外部風險
不管如何，因為中國在開放狀態下崛起，中國深度嵌入世界體系。 外在世界的任何變化都會對中國產生深刻的影響。 簡單地說，今天我們在外部面臨四大主要挑戰。
1. 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化
俄烏戰爭還沒結束，以哈衝突再起。 沒有人知道這兩場戰爭何時結束，新的衝突點也不時會爆發出來。 地區衝突的爆發並非偶然，而是由當今國際秩序封建化和碎片化所決定的。 在一些國家看來，美國不再是單極霸權，二戰後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經動搖。 各個強國都想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實現自己的崛起。 儘管世界權力呈現多極化趨勢，但還沒有出現能夠治理這種多極化的世界治理體系。 說得通俗一些，一旦舊制度動搖起來，各種形式的牛鬼蛇神都會跑出來作亂。 在新制度產生之前，世界亂局就是大概率。
以哈衝突使得兩國人民飽受戰爭苦難，在以色列的猛烈攻勢下，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舉步維艱。 這是2023年12月21日，巴勒斯坦人爭相領取免費食物的場景（圖片來源：美聯社）
在地緣政治變化中，中美關係的變化尤其重要。 畢竟，中美分別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 中美不僅是一對簡單的雙邊關係，也是世界秩序的兩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少。 儘管習近平總書記跟拜登總統在舊金山的峰會有正面的影響，但中美關係在短期內仍會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美國的內政現在變得越來越糟糕，收入差異擴大、社會分化、黨爭越演越烈；同時，美國國內的衝突容易外部化，這就會深刻影響中美關係。 如果中美不能合作，那麼世界地緣政治就沒有了穩定基礎。
2.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持續盛行
儘管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經濟在持續發展，新技術不斷出現，但經濟結構並未改善，社會結構持續惡化。 隨著中產階級的萎縮，民粹主義持續高漲。 在這樣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趨於“自私化”，把國際經濟活動“國家安全化”，在這樣的情緒下，脫鉤斷鍊很難停止。 美國便是典型。 自立國以來，美國很少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體現為一個典型的資本主導的國家。 但是，今天的美國儼然已經把「國家安全」置於發展之上，用「國家安全」來規制資本的運作。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美國正經歷美式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 美國從所謂的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型，影響的不僅是美國經濟，也是整個世界經濟。 這種影響正在展現，而且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正在以加速度增加。
近年來，美國不僅執迷於單邊保護主義，還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 圖為在瑞士日內瓦世貿組織總部拍攝的世貿組織標誌（圖片來源：新華社）
3. 西方對中國發動經濟認知戰
近來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不遺餘力地唱衰中國經濟，“中國經濟頂峰論”“中國經濟衰落論”“中國不可投資論”等等不絕於耳，其目標在於妖魔化中國的營商環境，圍堵中國可 持續經濟發展。
4.美國試圖製造衝突以再次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多次被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化而中斷。 美國明明知道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卻不斷鼓動台獨力量。 美國的意圖很明顯，即不惜以犧牲台灣來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這些年，美國塑造了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話語，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必有一戰。 但美國也深知，一旦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麼就不會出現“修昔底德陷阱”了；而促成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方法便是通過地緣問題陷阱中斷中國 實現現代化。
在美國的支持下，近來菲律賓在南海頻頻挑起事端。 圖為2023年12月10日，中國海警船使用水砲驅離接近有爭議的南海仁愛礁的菲律賓海軍補給船 （圖源：美聯社）
中國內部面臨的五大挑戰
國家內部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儘管我們已經確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並且開始追求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但我們也面臨許多需要應付的挑戰和需要克服的困難。
1. 中央宏觀政策的調整未能轉化為地方紅利
十八大之後中央推出了數千項改革舉措，但在經濟領域真正落實的政策數量並不多。 最近的有關民營經濟的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央層級所能做的都已經做了，包括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出台民營經濟31條等，但這些很難反映在地方層級。 地方的政策執行水分很大，落實不到位，甚至相反。 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依然盛行，有關部門不負責任，也不敢負責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政策一直在空轉。
2. 非經濟部門的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近年來，各部門都是根據自己的需求來制定改革政策，推動改革政策，事先沒有考慮到這些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儘管各部門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也是為了增進國家利益，但因為沒有科學地評估各類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往往造成一些學者所說的“合成謬誤”，對經濟構成重大的負面影響， 甚至衝擊。
3. 政府、資本與社會三者之間存在互不信任
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不信任，或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相不信任，或社會與資本之間的互相不信任，已經不是新現象，人們對此的討論也已經有數年了。 如果沒有強大的勇氣和有效的手段去解決這些不信任，那麼政府方面推出任何政策，都會難以落實。 很簡單的例子，如果社會盛行「仇官」「仇富」心態，那麼「官」與資本如何能有所作為？
4. 經濟結構已在靜悄悄地發生變化
隨著外資的減少和民資的躺平，唯有國資在擴張。 國資在經濟困難時期是經濟的穩定器，國資必須作為，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的變化。 一直以來，民資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人們所說的「56789」。 這也是「兩個毫不動搖」政策的背景。 但這些年各地相繼成立各種創投基金或產投基金，它們不斷拓展經濟空間。 客觀的結果是國資空間的擴大和民資空間的萎縮。 國資和民資相對均衡的狀態已經被打破，出現向國資傾斜的大趨勢。 國外有人估計，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那麼在3-5年內，國資會達到70%，甚至更高，基本上實現國家經濟的國家化。 在那個時候，美國便會對中國發動一場軍事競賽，企圖誘導中國國民經濟的軍事化，從而如美蘇冷戰那樣打敗中國。 儘管現在的這個現象可能只是暫時的，但的確需要考慮到國民經濟結構變化在國際層面的意義和影響。
5. 內捲和地方保護主義也有抬頭的傾向
這與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背道而馳。 近來，經濟的增量出現問題，各地轉向競爭存量，出現內捲現象。 因為各種原因，例如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乾部業績的考核，地方官員不僅互相招商引資，更是阻止本地企業轉移到外地，千方百計地把GDP留在本地。 在1980年代，中國經濟學家曾經用「諸侯經濟」來形容當時盛行的地方保護主義。 後來透過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一些區域自由貿易組織，地方主義消退了。 但現在地方保護主義有回潮的勢頭。 如果這個勢頭不能逆轉，那麼不僅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從長遠看，更會透過阻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有效降低經濟效率，從而影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今日中國，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化自信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絕的精神動力－圖為2022年7月，觀眾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文瀚廳內參觀（圖源 ：新華社）
也就是說，面臨外在大環境和內部小環境的變化，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新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 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政治改革。 實際上，我們毫無理由迴避政治改革，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政治改革不是西方所定義的政治改革，而是中國自己界定的符合中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政治改革，並且我們的許多政治 改革體現在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 這些年所強調的「治國理政」體製便是政治改革的主體內容。
深化內部改革的十大措施
那麼，圍繞著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呢？
對內，我們至少可以考慮如下10個面向的改革內容或措施。
1. 確立高品質發展是硬道理
只有高品質的發展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圍繞高品質發展來達成廣泛的共識，以高品質來組織資源，團結一致向前看。 在這方面，中國社會需要一場大討論。 改革的討論必須向社會各界開放，不開放討論就難以達成改革共識。 沒有改革共識，很難有真正的改革。 事實上，社會共識是改革最大的動力。 尤其在民粹主義興盛的時代，如果沒有社會共識，政府部門和官員就很難承擔責任，因為任何行為都容易受制於輿論和輿情。 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幹部既不能當人民的大老爺，也不能當人民的尾巴。 現在的情況是，幹部既怕犯錯造成輿情，也怕做好事造成輿情。 這就是社會對改革沒有共識的結果。 沒有共識，任何行為都會受制於民粹主義。
2023年4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廣汽埃安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圖為廣汽埃安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總裝生產線（圖源：新華社）
2. 推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可以建立類似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那樣的機構，專門負責研究和推動改革開放。 這樣做有幾個優勢。
首先，實現政策研究、政治制定和政策執行過程需要相對分離。儘管這三者互為關聯，但如果自己做研究、自己決策、自己執行，那就需要自我革命的勇氣。 在一般情況下，改革需要避免自己改革、「左手砍右手」的情況，因為這對許多部門和官員來說實在很難。 1990年代曾經有過「拆廟趕和尚」的說法更為接近現實——和尚自己拆廟很難，只能叫別人來拆。
其次，可以整合高端智庫系統的研究力量，融合政府和社會兩股研究力量，實現體制內外的相對一致性。再次但更重要的是，這樣做可以吸收社會力量，政府和社會力量的互動可以促成新思維的出現。 今天，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思維萎縮和內捲的趨勢。 面對現實問題，人們不是認真研究問題、解放思想、尋找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而是或沉湎於過去、或躺著現實、或幻想未來。 在社會層面，深宮怨婦、指桑罵槐、借古諷今、欲言又止、潑婦罵街、吹牛拍馬，各種言語現象層出不窮，有些人把自己搞得神秘無常，好像掌握了真理但又不敢 說出來。 實際上，凡此種種，都是思維內卷的病態表現，沒有新思維，裝腔作勢罷了。不過，知識界和政策研究領域如此的裝腔作勢分化著社會，惡化著社會的信任基礎。 只有經過真正的社會討論、吸取社會力量基礎上的決策，或者說基於民主的決策，才具有科學性，才會免受各種因為思維內捲而出現的社會阻力。
3. 強化中央政府的政策協調功能
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置於強而有力的黨的領導之下。 各部門自己設計自己的改革、自己改革自己、自己評估自己的改革的情況必須改變。 各部門的改革要服從整體國家利益，圍繞高品質發展是硬道理這項原則，一切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這就要求中央政府強化協調功能，透過協調，把各部門的利益導入整體國家利益。 經濟部門和非經濟部門需要互相評估自己所推出的政策對對方的影響，並做好預判和對應方案。 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改革的碎片化，避免「合成謬誤」。
4. 區域經濟整合與國內統一市場建設
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來建立國內區域統一大市場，這方面長三角三省一市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其他區域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等區域應該向長三角學習。 京津冀需要平衡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同時強化其對週邊地區的輻射擴散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尤其要關注如何讓內地九個城市互相協調的問題。 另外，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的特殊條件，我們可以重點參考歐盟的經驗，深入研究借鑒20多個主權國家組成的歐盟是如何做到市場整合的。 不管如何，需要推動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建構。 新一輪的行政體制改革可以以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為目標和抓手。
5. 增強中央的統籌功能
現在中央跟地方的事權和責任是不相稱的，財政力量向中央政府傾斜，但主要的治理責任仍在地方政府。 從現代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需要中央政府強化其統籌功能。 中央政府現在統籌的東西還是比較少，尤其是我們所強調的「軟基建」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硬基建」建設得很不錯，全國性的公路、高鐵、港口設施、資訊網路等基礎建設世界一流，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現在要推動「軟基建」建設，就是要積極解決社會安全、醫療、教育、公共住宅、公共服務等問題。 圍繞著“軟基建”，中央與地方更加要齊心合力。 軟基建建設好了以後，生產要素可以在不同區域自由流動，或者说，“软基建”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同时，“软基建”可以“保底”，保障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也是中产阶层的制度保障。
近年來，中國「硬基建」成果頗豐。 這是位於四川省寧南縣和雲南省巧家縣交界的金沙江幹流河段上的白鶴灘水力發電廠（圖源：新華社）
6. 重新發揮民營經濟與地方兩股發展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依賴的是兩條腿走路──民營經濟和地方政府。 在經濟發展相對困難的時候，就要進一步動員民營經濟和地方政府這兩個發展力量。 現在一定要進行「清單式」的梳理，搞清楚堵點難點到底在哪裡？ 民營企業發展的塞點難點在哪裡？ 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發揮作用的堵點難點又是什麼？ 只有清楚地辨識並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把中央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轉化為地方的經濟紅利。
7. 松綁，賦能經濟主體與社會主體的發展作用
中央宏觀政策制定了以後，就要與各方面一起執行。 執行就關係到執行的主體，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等。 例如，經濟主體是企業，所以要給企業家鬆綁。 應當開立負面清單，規定哪些領域不可以碰。 除了這些領域，就可以大膽地給他們鬆綁，讓他們發揮主觀能動性。 經濟的微觀領域需要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發揮作用，減少甚至隔絕政府的干預。 在這方面，我們現在可能要學習漢初的黃老學派，讓社會「休養生息」。 在黨的十八大之後提出了幾千項的改革舉措，為什麼執行層面不是那麼理想？ 這是因為不是所有的經濟活動都能夠預先精準地計算。 經濟的活力只有透過市場的微觀主體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政府只是規則、規制和法治等營商環境的提供者和維護者。 微觀層面一定要鬆綁，如果不鬆綁就很難前進。
近年來，雲南景谷打造“沿路經濟帶”，培育全縣農村經濟新的成長點，促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圖源：新華社）
8. 鄉村振興與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
浙江的顧益康先生提出，中國每一次成功都與土地改革有關係。 毛主席的革命成功歸功於土地制度改革，鄧小平的改革成功歸功於土地制度改革。 前兩次的土地改革都成功了，現在我們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 實際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提出已經有數年，也有了一些新的概念，例如「三權分置」等，但好多政策還沒有切實地推進。
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能忘記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 我們一直在呼籲，要逐步取消戶口制度：城鄉只是居住概念，而不是身分概念。 城市不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為農民的新家園，同樣，農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 戶口制度只是解放以後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特殊安排，我們不能也不可能把它永久化。 我們現在要鼓勵城鄉的雙向流動。 一直以來，因為城市的虹吸效應，農村的要素持續流向城市，農民有錢了就到城市買房，把小孩送到城市裡讀書。 政府對農村的投入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畢竟有限，社會資本又很難下鄉。 因此，應鼓勵城市的中上階層到農村居住──他們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 這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的方案已經有了，問題就在於如何加速推動落實。
9. 改革的方法論問題
第一個方法是要「先立後破」。 這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 實際上，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成功的地方。 無論是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後來的城市改革，無論是國企改革還是民營企業改革，我們都是在做“加法”，先立後破，以新力量倒逼舊力量，以新動能賦能 老動能。 我們以前說過“騰籠換鳥”，籠子騰空了，但新鳥沒有進來，這就會產生許多問題。 因此，應為「老動能」留存一定的空間，建構「新動能」對「老動能」的倒逼機制，甚至是替代機制。
第二個方法是圍繞新質生產力建造新的「三駕馬車」。 舊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對任何一個經濟體很重要，但今天都出現一些問題了，很難再繼續強有力地拉動中國龐大的經濟體了。 那麼如何賦能？ 就是要通過新的「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換、金融服務。 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要實現“高品質發展”而成長為發達經濟體，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都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持續的基於技術進步上的產業升級，就很難實現從落後經濟體向已開發經濟體的飛躍。 因此，我們需要新的「三駕馬車」。 新的三駕馬車實際上就是我們提出來的“新質生產力”，以科技進步為核心的生產力。
第三，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重視資本在推動改變過程中的獨特角色。 我們已經提出了“建立金融強國”，因此，在金融領域要處理好發展與監管的平衡。 現在，我們的規制和監管方案太多，但是發展方案不夠。 在金融領域，我們更要重視創投的作用。 我們研究二戰後美國和西方的主要經濟體發展史時發現，許多實體經濟都是靠金融打造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金融砸出來的。 如果沒有創投，就很難理解美國今天的經濟。 我們不能把實體經濟跟金融區分開來。 像英美那樣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經濟過度虛擬化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防止和避免，但是這絕對不是說，我們不要發展金融服務了。 我們的金融服務還是大大落後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我們一定要發揮金融服務的作用。
10. 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獨特作用
我們要發揮港澳，尤其是香港的獨特作用。 我們要克服一些人所說的香港面臨的「孤島化」問題——眼下美國西方打壓香港，區域內一些政府也有意識地跟香港競爭，吸取香港的金融和人才等要素。 香港的發展關鍵在於和祖國大陸的融合。 其中，發揮香港金融投資作用最為重要，因為香港的主要服務業就是金融服務業。 我們如果要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強國，就必須建立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 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以來的美國為什麼強大？ 為什麼日本、德國、法國這些不同時段的世界強國，都只是二流的經濟強國？ 這裡的關鍵在於金融。
我們國家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強國，就必須發展香港這個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在香港金融這些年受到各種挑戰，受到各種負面環境影響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重塑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透過與大灣區的融合，尤其是與大灣區主要城市如深圳、 廣州的協同，可以把香港塑造成「第二個金融中心」。 上海這座金融中心是為我們的金融穩定服務的，香港、深圳和廣州可以發展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金融服務，與華爾街競爭。
深化對外開放的五點建議
對外開放方面，我們至少可以考慮以下5個方面的措施。
1. 在經貿方面，鬥爭但不脫鉤；在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方面，鬥爭但不衝突
在維護核心國家利益的同時履行大國責任。 美國對我們“卡脖子”，搞“脫鉤斷鍊”，我們要敢於通過鬥爭去維護國家利益，但同時我們不僅不主動脫鉤，而且要主動分化西方政治、資本和社會力量，讓冷戰派的脫鉤 破產。 同樣，我們必須堅定維護核心國家利益，遏制他國侵犯，但也要履行和平發展的大國責任，克制自己。 「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五個特徵是和平發展，這是我們大國責任。
2. 推進圍繞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高水準開放
繼續和國際規則對接，在對接的基礎上，參與規則制定，在參與的基礎上，爭取規則制定權。
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形成擁有21個自貿試驗區及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雁陣」。 圖為廣西欽州港自動化貨櫃碼頭（圖源：新華社）
3. 推進精準的單邊開放
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本身就是中國給予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國際公共品，也是大國的責任。 同時，我們在開放過程中實現自身的永續發展與崛起。 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可能要有精準的單邊開放政策。 經驗地看，單邊開放很重要。 美國之所以強大的一個關鍵原因就在於它的開放市場：它在二戰以後在世界吸收了優質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高端的人才。 無論是英國、美國，或是其他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的需求在一些領域實行單邊開放的。 我們不要太迷信對等開放，要歷史地看待它。 我們國家也曾透過單邊開放謀發展：在80年代缺少資本的情況下，我們透過「請進來」引入資本，這就是單邊開放；在90年代，我們為了加入WTO，修改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萬多條法律、法規、政策，這也是單邊開放的例子；近年來，從上海進博會到最近對歐洲多國和馬來西亞的單方面免簽，也是典型的單邊開放。 我們的單邊開放已經開了一個好頭，接下來希望能把單邊開放擴展到更多的領域。
這方面，我們可以系統地分析中歐投資協議、CPTTP、DEPA等，從而確定哪些內容我們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優先實施。 這不是無原則的改革開放，而是根據我們的需要推動的開放，可以稱它為「精準單邊開放」。 並且，我們發展到今天，也有實力基礎和經驗實行精準的單邊開放。
4. 加速落實RCEP，推動中國—東協共同市場建設
我們要加速落實RCEP，以充分利用其潛在的經濟紅利。 進而，要在RCEP的基礎上建構中國—東協共同市場。 商務部已經在和東協開始進行3.0版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但3.0版的自由貿易區只是在2.0版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增補，自由貿易區的概念和方法已不足以滿足中國和東盟日益增長 的發展需要了。 現在，與傳統的貿易投資不一樣，我們的供應鏈、產業鏈都已經延伸出去了。 所以，我們要有更高水準的開放和更高水準的區域產業佈局，也就是共同市場的建設。 中國和東協之間的經貿關係已經有了很深厚的基礎，接下來可以推動中國東協共同市場的建設。
「2023跨國企業與中國主題展」現場 （圖片來源：新華社）
5. 建設開放的企業系統，建構中國的跨國公司
要連通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市場，也就是把內循環和外循環結合。 尤其是在企業層面，我們要透過建立開放的企業系統，推動建構中國的跨國公司。 我們現在很多的企業也只是地方性的，甚至還沒有實現跨省。 也就是說，生產要素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和配置。 不管如何，中國的企業發展到今天這一步，“走出去”，建立跨國企業是必須走的下一步。 其實，透過把內循環外循環結合起來，可以把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和嵌入國際大市場結合起來。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透過高品質的發展來實現，而高品質的發展需要透過新一輪的全面深化改革來實現。 在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三大法寶」。 198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法寶就是改革開放。 那麼在新的時代，我們需要新的“三大法寶”，那就是改革、開放、創新。 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今天進入新時代，面臨國際國內大變革，新的「三大法寶」既是我們認同的時代價值，也是我們通往美好未來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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