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第三次開放與中國式現代化


導讀 · 2023.08.24

2023年8月16-18日,第4屆新時代沿邊開放論壇在雲南昆明舉行,作為第七屆中國—南亞博覽會暨第27屆中國昆明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重要活動,本屆聚焦為“新時代新征程新任務——中國式現代化與沿邊開放”這一主題,為促進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交流與合作,深化區域互利共贏提供更多有價值的智力成果。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參會並作主題發言。鄭教授指出,中國商務部在和東盟討論3.0版的自由貿易區,但3.0版與2.0版內容相比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們可以把RCEP、中國東盟10+1機制、瀾湄合作等統籌起來,對標CPTPP與DEPA地規則、規制、標準,打造中國—東盟共同市場。雲南可以在構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方面扮演引領作用。如果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得以建立,雲南可以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本文整理自鄭教授在昆明主論壇上的發言。

 

去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五位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定義,即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我研究現代化幾十年來,覺得這個定義是最全面、最綜合、全方位的定義,也是最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這個高標準的現代化定義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實現了這個現代化,這個定義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

 

如何通過高質量、高水平的開放來實現高標準的中國式現代化?大家都意識到了開放很重要,可是做起來真的並不容易。這方面,世界各國有很多歷史經驗可供借鑒。

 

美國的經驗與三大開放系統

 

美國為什麼強大?大家會說因為美國有民主、自由,正如美國人所一直宣稱的。但我個人覺得,促使美國強大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保持高水平的開放。即使是民主與自由,也是和開放有直接關聯的。美國有三大開放系統,即開放的教育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和開放的金融系統。  

 

首先是開放的教育系統。美國自近代以來一直講究對等開放,即“你向我開放以後我才向你開放”,但是美國的教育從一開始一直是單邊開放的。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在二戰期間吸引了大量歐洲的科學家,在美蘇冷戰期間又吸引了大量蘇聯東歐的科學家去美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美國也從中國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說東昇西降,但是大家也要意識到雖然美國一方面危機叢生,面臨著嚴峻的國內治理危機,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科技和經濟一直在發展。美國這個國家自成立以後一直危機不斷,經歷了內戰、一戰、二戰、越戰、冷戰,然而每一次危機之後,美國的技術就會進一大步。要意識到這是因為美國是世界人才的高地,世界各國的優質人才都跑去了美國。冷戰期間,美國是用世界的人才(包括蘇聯東歐跑出去的人才)和蘇聯競爭,因此蘇聯注定競爭不過美國。今天我們也面臨這樣的情況,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國的人才和中國競爭,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意識。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向美國輸送了幾百萬的人才,雖然有一部分回到了中國,但是大部分還是留在了美國。觀察美國的人口就會發現在一些重要的經濟區域,外國人口占據的比重很大。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有大約40%的人口是外國人,矽谷的外國人比例更是達到了誇張的60%以上,美國人是絕對的少數。矽谷三分之二的獨角獸企業是一代、二代移民而不是美國人所有。今天大多技術可以說是“美國製造”,但絕非是“美國人製造”,而是世界人才製造。開放的教育系統,使得全世界的聰明人都在幫助美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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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計劃”中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合影

(圖源:Mental Floss)

 

第二個是開放的企業系統。美國的企業是開放的。我最近提出了一個說法,中國的企業生產都是“土豆”模式,企業之間的關係是土豆與土豆之間互不關聯的關係。相比較而言,美國企業之間則是互相開放的關係。美國的企業是以何種方式進入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就是依靠開放的企業製度,主要表現為把產業鍊和供應鏈延伸到世界各地。正如開放的人才系統促成大量的世界科技人才流向美國,開放的企業製度也促成了大量的世界企業家流向美國。今天的美國有多少企業家不是美國人?

 

第三個是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基礎科研還是企業的應用技術都需要金融支持。金融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發明的風投體系。現在很多人還是把風投理解為金融投機。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至少從二戰以來,風投是最偉大的金融發明。從基礎科研向應用技術的轉化需要巨量的金融投入,風險巨大,但一旦成功回報也大。政府不可能拿著納稅人的錢去做這麼高風險的投資,傳統的銀行也不可能拿著存款人的存款去做這麼高風險的投資,所以美國發明了風投,集中民間閒散資本去做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同時把風險分散給社會。而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把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係搞清楚。要意識到,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金融系統,一個經濟體很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近代以來,這個世界上其實只有兩個經濟強國,即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以來的美國,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有強大的開放金融系統。日本、德國、法國這些沒有金融系統只有實體經濟的國家只能是一個二流的經濟強國。沒有一個強大的金融系統,就不會產生一流的經濟強國。用現在的網絡語言來說,如果光有實體經濟而沒有金融經濟,這個經濟體就會是被割韭菜的經濟體。例如,生產一個杯子是實體經濟,但是這個杯子的價格不是實體經濟本身決定的,而是掌控金融的經濟體決定的,也就是說是美國決定的。

 

不開放的後果

 

在開放方面,失敗的典型案例是蘇聯。俄羅斯這個民族也是了不起的民族,近代以來一直想加入西方,成為西方的一員。但是,這個國家兩次和世界脫鉤。第一次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根據列寧的革命學說,後發展中國家的革命如果想要獲得成功,首先要從帝國主義的“鏈條”中脫離出來。因此,十月革命之後蘇聯選擇了和西方的脫鉤。脫鉤之後的革命是成功的,但建設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二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同屬反法西斯政權陣營,蘇聯和美國友好,當時的蘇聯從西方尤其是美國獲得了很多的技術。但是,1945年以後東西方陣營形成,蘇聯自己選擇了不開放,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也大力圍堵蘇聯。

 

不開放產生了很多的致命性的後果。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說,主要有兩個結果。一是不開放使得蘇聯失去了科技思想市場,科技思想逐漸枯竭。在冷戰期間蘇聯有很多好的思想提出時甚至比美國還早,比如我們現在的芯片。早期的二極管是蘇聯先提出來,但是蘇聯走了錯誤的路線。一些好的戰略思想也是蘇聯將軍提出來的,美國則是反應性的。蘇聯的不開放使其沒有了思想的市場,沒有了思想爭論,因此經常犯方向性錯誤,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顛覆性錯誤”。二是不開放使得蘇聯失去了商品市場。科研投入需要花費巨量的人財物,只有通過市場的回報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科研發展,但是蘇聯的不開放使其只有華約幾個國家的市場。另外,蘇聯非常強調軍事,實行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不可能有開放,最多向越南、印度等幾個第三世界國家賣一點軍火。總之,蘇聯的不開放,使其迅速衰落。

 

蘇聯失敗的經驗需要吸取,但中國本身的開放經驗更為重要。從近代以來,我們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而現在要開始進行第三次開放。第一次開放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的被迫開放。鴉片戰爭是英國人用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本身就足以令我們反思了。火藥是中國人發現的,但中國的火藥一直停留在應用。火藥在傳到西方之後,成為了一門火藥學,或者化學的重要部分。英國思想家培根說,是火藥幫助歐洲國家“炸掉了城堡”,促成歐洲從封建體制轉型到資本主義社會。但很顯然,在培根之後,火藥幫助英國確立了大英帝國。

 

第二次開放是鄧小平先生領導下的主動開放,加入國際社會,與國際接軌。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就是第二次主動開放的結果。很難想像,如果沒有第二次主動開放,我們能見到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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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後廣州南沙港碼頭的繁榮景象

(圖源:視覺中國)

 

第三次開放與全國統一大市場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提出第三次開放?從開放的角度來說,我們面臨的不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幾乎是兩百年未有之大變革。鴉片戰爭的時候,西方強迫我們開放,使我們不得不開放;後來我們主動開放,美國和西方國家也接受我們開放。但是現在開放的條件很不一樣了。如今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想要封殺中國,卡脖子,搞脫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應對?我認為,中國需要高水平開放。我們所說的“第三次開放”就是高水平開放。

 

那麼,什麼是高水平開放?去年中共二十大有一個定義,即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的制度型開放。這個制度型開放的定義便是高水平開放的定義。

 

高水平開放不僅僅要適用於對外開放,更需要首先適用於對內開放。中國對內開放的程度遠遠不夠。很多年來,儘管我們的對外政策越來越開放,但一執行便困難重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內開放程度不足。我們可以把內部開放理解成為外部開放的基礎,內部開放動力越足,外部開放的動力就越足。

 

1990年代初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讀到一個世界銀行的報告。世界銀行發現,中國各個省之間的貿易遠遠低於各個省和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的貿易。比如說廣東和福建兩個相鄰省份之間,在90年代沒有多大的貿易,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份都和東南亞有很多貿易。兩個省都是外向型經濟,但是彼此的貿易量則不多。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開放遠遠高於對內開放。我們國家為什麼直到近年才提出要建立國家統一大市場?就是因為國家統一大市場到今天還沒有形成。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強調內循環,但區域之間的生產要素被有效分割,很難流動起來。其實我國的東西部有各自的優勢,東部在製造業、資本、開放、管理經驗、企業家精神等方面有比較優勢,西部在地上地下的能源、土地、勞動力成本方面有比較優勢。如果這些要素能夠流動起來,那麼必將大大提高勞動生產力。問題在於這些生產要素為什麼流動不起來呢?不僅大區域之間流動不起來,省份之間也流動不起來,甚至一個省份內部的各個城市之間也流動不起來。原因很簡單,因為規則、規制、標準不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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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訪華 

(圖源:世界銀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案出台之後,一直在努力進行融合式發展。但現實是,不用說11個城市沒有融合起來,內地9個城市都還沒有統一的規則、規制和標準。各個城市在招商的土地標準、稅收返還等方面惡性競爭,所造成的經濟“內捲”已經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一個一線城市的一個區今年上半年通過招商引資的資本,80%來自於全國各地,10%來自廣東其他幾個城市,只有10%來自港澳。從前外向型經濟儼然已演變成內向型經濟。可見各城市之間的內捲已經到了什麼程度。珠三角是中國最外向型的經濟,在新冠疫情之前,大量的資本都來自海外投資,但現在這種局面已經不再。很顯然,要阻止內捲,各個城市之間必須互相開放,在擁有統一的規則、規制和標準的條件下,在勞動分工的基礎之上,讓經濟主體的企業自主決定投資方向和領域。

 

除了國內區域之間、省市之間的互相不開放外,中國的企業之間也不開放。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向民營企業開放,國有企業之間也不互相開放,民營企業之間也不互相開放。我們最近在做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比較,發現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如果和特斯拉比較,中國企業的產業鍊和供應鏈都很短,基本上什麼都自己生產,或者全產業鏈和全供應鏈都是自己生產;而特斯拉的產業鍊和供應鏈拉得很長,全世界都有其供應鍊和產業鏈。所以說中國的每個企業都是“土豆”,儘管加總起來量很大,但是大而不強。美國的企業相互開放,所以加總起來又大又強,因為只有企業互相開放才能聚力起來做規則和標準。

 

這些年,中國企業踐行“走出去”,但是在馬來西亞、印尼、拉美都可以觀察到,兩個或者多個國企經常進行惡性競爭。國企之間出現惡性競爭,而西方或者亞洲日本和韓國的企業就沒有這種情況。為什麼?就是因為沒有統一的規制、規則和標準。

 

所以,如果要把內循環做起來的話,國內的規則規制一定要統一,這樣才能保障區域、省份、城市之間的互相開放。內部開放是最核心的。如果國內的開放做不到,對外的開放也很難做到。

 

 

單邊開放何以重要?

 

在今天嚴峻的國際形勢下,如果要對外實行第三次開放,就必須實行單邊開放,即使你不向我開放,我也向你開放。我們現在像美國一樣,習慣於對等開放。但是,鑑於客觀環境的變化,今天的中國更應該學習踐行單邊開放的大英帝國,而非踐行對等開放的美國。當然,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美國在其需要的領域也是實行單邊開放的,尤其是在人才、企業和金融領域。今天美國、一些西方國家封殺我們的時候,我們即使面對封殺也應該堅持向他們開放,向他們的要素開放,向他們的技術開放,向他們的市場開放。

 

美國今天封殺中國、與中國脫鉤是其國內冷戰派、行政當局的邏輯。這樣做不符合資本邏輯,因為資本是要走出去的;不符合科技邏輯,因為科技技術需要向外延伸;更不符合市場邏輯,因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如果中國踐行單邊開放,那麼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行政當局就很難封殺其作為市場主體的資本和企業。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通過單邊開放來推進落實因為政治問題而暫時無法生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簡單地說,單邊開放可以利用資本邏輯、科技邏輯和市場邏輯來克服西方反華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邏輯。

 

對其他的周邊國家(如東南亞國家),中國更需要單邊開放。應當看到,開放是一個好的國際公共品。美國的開放就為很多國家提供了公共品。中國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吸引力在哪裡?就在於單邊開放。在東盟十國中,除了城市國家新加坡,中國屬於較發達經濟體。如果和東南亞經濟體進行對等的談判,將是很不對稱的談判,很多方面的合作會很難達成和推進。目前中國想要拉動區域經濟發展,所能做的就是單邊開放。

 

單邊開放怎麼做?供應鏈、產業鏈的延伸是一種方式。中國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一定要延伸到東南亞國家。我和一些企業家討論認為,中國賣整產品的時代已經過去,也不合時宜了。 20世紀80年代前,各個經濟體都是賣整產品的,而在80年代以後,經歷了一波長達40年的超級全球化之後,如今很少有發達國家的企業還在生產整產品,而是選擇了向外延伸產業鏈、供應鏈。以新能源汽車為例,能否將部分零件延伸到東南亞國家去生產呢?產業鍊和供應鏈的國際延伸產生的是一種共贏經濟。產業鏈一旦延伸,承接部分零部件生產的東道國有了就業、稅收,他們就會歡迎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同時中國的企業也可以利用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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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博覽會成員概覽

(圖源:嘉佰晟國際供應鏈有限公司)

 

中國—東盟共同市場

與雲南的角色

 

今天,也有學者在繼續提倡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儘管重要,但無論就中國東盟關係而言,還是就中日韓關係而言,自由貿易體系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碎片化跡象。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RCEP、瀾滄江和湄公河領域的合作,這些都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在進行,都是不整合的。我們最近提出了一個概念,探討有沒有可能構建一個“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呢?我們可以在RCEP的規則基礎之上,對標CPTPP、DEPA等高標準規則,把這些規則加總統籌起來,作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建設的目標。

 

中國商務部在和東盟討論3.0版的自由貿易區。的確,3.0版比2.0版內容更廣,但是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有數量上的不同。我們認為,可以通過把RCEP、中國東盟10+1機制、瀾湄合作等統籌起來,對標CPTPP、DEPA規則、規制、標準,打造中國—東盟共同市場。現在在很多領域,因為國內市場已經飽和,而產業鏈、供應鏈不能延伸出去,因此進入了內捲狀態。如果內捲繼續下去,整體經濟就會惡化。現在一些決策部門沒有意識到或者還不夠清楚,把所有的產業鏈、供應鏈放在國內以確保供應鏈、產業鏈安全所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經驗地看,如果一個企業在全產業鏈上佈局,是最沒有效率的,也保證不了安全。不難觀察到,美國的企業為什麼進步這麼快,因為其供應鏈、產業鏈拉得很長,相當於各個零件之間都存在競爭,每個零件必須有進步,一個零件進步了,另外一個零件也要趕緊趕上,否則就會失去競爭力而被淘汰。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企業是土豆,往往只有企業內部的勞動分工,缺乏外部的競爭環境,因此需要改變。

 

進一步到雲南的具體情況來說,雲南要發展首先還是要向國內其它地區開放,和其他大的經濟區域實現互聯互通,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雲南要成為真正的經濟樞紐,就要有經濟流量。經濟沒有流量就發展不起來,雲南本身的GDP流量還是少了一點,要通過和大型經濟體的互聯互通,“借用”流量。新加坡成功發展的一個渠道就是通過引流,自己國內市場流量雖然小,但是通過制訂和實施更為有效的規則、規則、標準和管理方式,吸引和整合周邊大型經濟體的流量到新加坡。比如新加坡的自由貿易港,就是因為提供更好的服務,吸引大家來。如果雲南光靠自己的經濟量是不夠的,一定要引流,走流量經濟,尤其是在貿易、服務業等領域。

 

對外,雲南可以在構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方面扮演引領作用。如果中國東盟共同市場建立了,雲南可以在其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比如在教育領域,雲南大學多年來一直有很多東南亞國家的學生在學習,這個現像在國內其他的大學很少見,地理區域的特點自然而然形成了這樣的選擇。比較而言,中國的教育程度與周邊國家相比還是具有顯著優勢的,儘管東南亞一些家庭送小孩到歐盟求學,但云南可以吸引到東南亞和南亞的中產家庭的小孩來求學。醫療領域也是如此。可以觀察到,東南亞國家中央級官員一般都去發達的新加坡看病,但是由於價格昂貴,東南亞國家的中產階級就去不了。那麼雲南能否在這方面做點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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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西雙版納夜景

(圖源:中國日報網)

 

雲南的高水平開放怎麼做?這些年來,大家都在討論,但是實際落地的則還是很少。在一些領域,開放政策在文件上沒有問題,甚至非常漂亮,但是到了實際層面,開放程度就顯得不夠了。雲南在新冠疫情期間為了防止外來人的進入而在漫長的邊境修建了鐵絲網。這些鐵絲網依然存在,並沒有拆掉。雲南少數民族集聚,很多少數民族橫跨國境,鐵絲網導致了當地居民流動的不便。再者,鐵絲網也導致了包括大像在內的動物流動不便,甚至造成了踩人的問題。對外,鐵絲網的存在也十分不利於國際形象的維持和提升。美國在墨西哥邊境築牆,大大損害美國的形象,而且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中美之間如今展開激烈的競爭,但應當意識到,中美之間應當競爭的是誰比誰開放,而非競爭誰更封閉。就歷史經驗來說,中美競爭的最終贏家一定是更開放的一方。

 

安全和發展都重要,儘管在一些領域要把安全置於首位,但是是否應該把安全放在所有方面的發展前面呢?應該辯證地看待。過度強調安全就會失去發展,而不發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這對於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沿邊開放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以後已經成為國家戰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雲南正通過經濟區的形式在沿邊地區進行跨國合作,但是鑑於開放至關重要,雲南應當實行更高層次的開放,推動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政府、企業和社會都參與其中的開放。中國的邊境地區不少,要把邊境地區從邊緣地帶轉型成為開放的前沿地帶和新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中心。雲南應該下大力氣去做,塑造一個沿邊開放可複制可推廣可擴散的模板,引領國家高水平的沿邊開放。這對雲南、對國家、對整個區域經濟發展都有很大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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