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匯合與大分流：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

作者/鄭永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內容簡介

本書聚焦於釐清中國現代化進程與全球化的關係，探究大變局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及其對中國的繼續現代化構成的重大挑戰，尤其回答了“中國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為讀者認清世界變局、把握中國未來提供了精深洞見與前瞻思考。

作者介紹

鄭永年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浙江省委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羅特里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和外部關係研究，出版和編著中英文著作近百部，包括《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共同富裕的中國方案》《保衛社會》和《中國模式》等。

前幾日，著名學者鄭永年教授的《大匯合與大分流：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新書在杭首發並舉行了研討會。

活動當天，名家薈聚。研討會由浙大公共管理學院政治系主任郎友興教授主持，與會專家圍繞《大匯合與大分流》一書，就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中美關係等議題作了精彩發言。

現整理了研討會部分專家的精彩發言，摘要分享，以饗讀者。

專家發言摘要

“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意義特別重大。”

趙志榮：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鄭老師提到的大變局，是社會事務經常會出現的一種局面。這本書的主題是大匯合與大分流，大匯合是兩個層面的，有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匯合，也是中國跟西方國家的匯合。但是現在進入了這麼新的一個局面，走向一種分流，不同國家的全球化道路途徑有分野，有很多國家想遏制中國、想與中國脫鉤。在這樣的變局中，這麼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怎麼走？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意義特別重大。

鄭老師有東西方文化的積澱、國際的視野和非常深邃的思想。這本書給我留下特別深的一點：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在現代化里面，其實中國千百年來在物質上、制度上和理念上有很多獨特的貢獻。

現在大家是進入困難的時候、大分流的時候，鄭老師在書裡說到，過度樂觀和過度悲觀都是不利的。他提到定力跟堅持，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中國還是要堅持改革、堅持開放，甚至有可能是單邊的開放，而且在國際上還得有所作為，不單是作為參與者，還能作為貢獻者和影響者，確實是挑戰與機遇並存。每一次大變局之後，不同國家發展的歷程與境遇可能跟之前都會有很大的變化。在這個時候，在這種大變局、大分流的情況下，能不能抓住這個機會，怎樣成為國際化的一個積極力量，非常重要。這本書裡最後一個章節的一個提法讓我印象尤其深刻：中國應該從自己數千年文明傳統中汲取經驗與養分，為在這個困難時期的國際化提供新的價值引領，做出重要的貢獻。

其實從很多方面，尤其是國際上的公共事務和全球治理來說，現在真的是一個相對悲觀的時代。希望這本書能讓大家振奮，能讓大家看到，在這樣困難的時期，不僅有事情可做，而且也有事情應該做。

“一本好書，提出重要的問題是第一位的。”

餘遜達：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這本書說實話，是我非常盼望、也非常有興趣的一本書。在全球化面臨著如此巨大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學者應該對這個變化做出回應，應該認真地分析全球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大的逆轉或者需要進行一次大的變革。鄭老師用了逆轉、反轉這樣一些詞，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學者用了另外一些詞。應該說，認認真真地從全球視野的角度來回應全球化出現如此巨大變化的中國學者的成果是不多的，其中去世的朱雲漢老師寫的《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我覺得是一本比較好的回應的書。鄭老師的回應，應該說代表了我們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水平，所以這是非常值得深入閱讀的一本書。我拿到書後讀了兩遍，感覺是這本書讀起來很快，幾個小時就可以看完；但是看完以後的思考，要花很長時間。

為什麼我覺得這本書看起來很快，思考要很久呢？因為裡面有很多重要的思想。下面我列舉六個值得反思或者思考的點。

第一，這本書到底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其實主要是兩個：第一個是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分離；第二個是現代化內部的三個部分——物質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在脫離了全球化之後，這三個部分會不會各自走自己的路？會不會彼此之間矛盾？會不會有的現代化走得快，有的走得慢，甚至會發生變型，進而延誤了中國的發展？中國在世界上能不能得到認同，中國在世界上怎麼扮演它的角色，取決於對現代化內部的這三個主要層面的關係的認識和處理。我認為這是需要我們很好地思考的。看似關注的是全球化和現代化，實際上更需要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化內部的三個主要領域的現代化進展及其相互關係。這三個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會不會由於全球化出現了某些斷裂，從而導致三個現代化彼此失衡。我認為鄭永年教授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而他對這個問題重要性的認知，也足夠到位。我覺得對於一本好書、一篇好的文章來說，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第一位的。

第二，在這本書中，鄭永年教授對導致全球化出現逆轉的原因，做了非常高度的概括。總體來說，他認為有四個原因：疫情、俄烏衝突、國際關係的再封建化、中美脫鉤。其中，他用“再封建化”來表達國際社會目前的這個狀況，再封建化這個詞我覺得也非常值得思考。因為總體來說，我不知道理解準確不准確，鄭永年教授對全球化可能引發的多極化是不樂觀的，這與大多數人的理解不太一致。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多極化代表了進步，代表了對美國力量的牽制，代表了多中心，包括中國的崛起，都是以多極化的方式出現的。但是鄭永年教授基本上把中國和美國擺在一個層次上，然後把其他大國的崛起和其他大國功能的發揮作為多極化的標識。而他擔憂的是，在這個多極化框架裡面，它們會不會同時也擠占了中國的空間。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事實上也確實存在這種情況，比如說印太戰略，這是日本提出來的，被美國所接受，這非常顯然是擠占中國空間的一個好的例子。

鄭永年教授認為全球化的逆轉帶來四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超級全球化已經中止了；二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安全體系已經崩解了；三是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一體化已經解構了；四是在全球化逆轉後，各類發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也中止了。我覺得這些提法都值得思考，尤其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第二點，即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安全體系的崩解，這是一個重大的判斷。

第三，鄭老師非常注意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分析問題的那個視角，就是對於人心、對於道德、對於人性在全球化進程當中的作用，他有非常深入的評價。比如說，他認為人心之亂是全球化帶來的最深層次的動亂。再比如說，他認為全球化面臨的最大危機是人們在道德上認同上發生了危機，就是你判斷不出什麼是好的。再比如說，他認為全球化不會中止，因為全球化歸根到底意義上是符合人性的。這類問題的提法，是非常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傳統的本體論在這裡用得非常非常的清晰，中國本體論就是這麼想問題的。

第四，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來了要用中國的一些新的現代性，來為世界的現代性注入新的元素。比如說，他說要用此世主義（因為宗教主義都是彼岸的）的中國文化來對現代性進行重構，以此來消弭在現代性問題上的中西矛盾，這個觀點在他的書裡面很重要的。連帶著我們可以想到他下面的“平準經濟學”，平準經濟學我是認為需要非常深入地來思考的。因為這確實是中國古代積累的治理經驗當中非常有結晶的一個內容，有的史書上說，在漢武帝設立了平準官、推行平準策略以後，國家突然之間就變得繁榮起來，漢武帝時期確實是中國古代治理當中的一個高峰。

第五，怎樣更好地加強制度引領？我們總結中國兩個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一個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二個是社會的可持續穩定。鄭老師提出來，這兩個可持續的實現離不開中國的第三個可持續，即可持續的製度支撐和領導。這三個可持續缺一不可，三個可持續當中的製度支撐和領導，是中國改革開放當中前面兩個可持續能夠取得的一個重要條件。三個可持續，是總結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一個新視角。

第六，用黨的現代化來領導國家的現代化，用黨的現代性來促進國家的現代性。這個思想也非常深刻。這本書裡面也列舉了他理解的共產黨的現代性，有五個觀點分別是：使命型政黨、開放型政黨、社會參與型政黨、學習型政黨、自我革命型政黨，它們支撐了共產黨的現代性。永年也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政黨當中最有現代性的政黨。這個思想如果能夠被外國人接受的話，我覺得我們和外國人的矛盾從根本上就化解掉了。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怎麼來敘述共產黨的這些特徵是現代性，怎麼來證明這一點，以及除了這些之外，黨有沒有其他的現代性？

鄭教授要求我提批評或建議，我講兩點建議：

第一點建議，這本書要回答三個現代化在全球化發生逆轉條件之下，會不會彼此之間在未來的現代化總體進程中失衡、彼此矛盾，從而導致現代化總體進程的中斷。書後面的三個附錄裡面的第二、第三兩個附錄，比正文更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尤其是他的第二個附錄，直接回答了中國的製度現代化應該包含哪些關鍵要素。第三個附錄看上去講的是中國傳統經濟學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其實本質上還是講的基於傳統經濟學視野怎麼來解決中國現代化的製度的支撐，我覺得如果放在正文裡面的話，感覺讀起來會更加的流暢合理。

第二點建議，有一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全球化到底面對的是一個什麼問題？有四種觀點，一種認為全球化並沒有真正的逆轉，也沒有倒退，因為從貿易、投資這些衡量全球化指標的總量上看，這幾年並沒有減少。第二種認為全球化是“裂解”，原來的整體性的各個國家、各種要素圍繞著美國為中心的這個國際體系所建構的媒介的全球化，現在“裂解”開來了，但是全球化本身沒有什麼根本變化。第三個觀點，即朱雲漢想證明的，全球化主要的推手，正在從發達國家轉移到新興國家。第四種認為全球化面臨著全球的倒退、逆轉。當然鄭教授的書裡面也沒有講全球化會消失掉，他總體認為全球化會向前推進，而且他也是比較樂觀的。但是他對於推進全球化的那部分的分析，做的筆墨比較少，所以讓人感覺到，那個筆墨稍微淡了一點。總的來說，怎麼判斷全球化，還需要綜合性的、用更多實證的證據來支撐的研究。

“為統籌兩個大局提供了框架和思路。”

貢森：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我就談三點想法，兩點評論一點建議。

首先，鄭永年教授這本書，談的是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我覺得它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供了一個框架和思路。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統籌兩個大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鄭教授從這個意義上講，也為我們的謀劃工作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思路和框架。

具體來說，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現在面臨兩種選擇，就是鄭教授書裡面講的匯合與分流，他講了我們是有條件、有能力選擇匯合的，他主要依據的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在當時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情況下，我們都擁有能參與、選擇並且塑造了國際社會的機制。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他主張我們更是有能力、有條件進行塑造大變局，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我們可以推動匯合，堅持和平與發展理念。在國內，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戰略全局下，鄭教授從物質、人和製度的現代化三個角度來分析現代化這個進程，這是一個很好的框架和思路。

其次，我更喜歡鄭教授這本書的副標題，而不是“大匯合與大分流”這個主標題。這本書更側重的是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而不是說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要不要在三個方面都和歐美/西方匯合或者是分流的問題。

最後，我提幾條建議。第一條建議，鄭教授這本書說我們是有條件、有能力塑造國際局勢，但是也有一種強烈的聲音說，我們沒法塑造，中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是結構性的，當然鄭教授書裡有他論述的證據，但我還是希望盡可能針對現在的一些聲音，有針對性地、更好地說明我們能夠塑造。

第二條建議是如何塑造深入研究。中美雙方現在看起來衝突比較大，如何能夠讓美國願意匯合呢？在某種程度上，現在我們是主張在合作中競爭，他們則是以競爭為主，那這裡面怎麼找到一個共同點？有沒有可能通過塑造雙方的關係，找到一個交叉點？

第三條建議關於現代化三個維度的路徑。鄭教授提出三個維度——物質的、人的和製度的層面的。物質的方面，我們未來的現代化是什麼樣的現代化？像歐美這樣的消費水平是不可持續的，我們追求的是一個適度的物質消費。人的方面，政治上我們是集體主義的，但是我們在社會建設方面是非常個人主義的；反過來，歐美社會方面有很多集體主義的制度化安排。因此，我們究竟走向哪種價值觀？再一個是製度方面的，鄭教授的書裡面談到加大軟基建投資。我認為，我國的社會建設既面臨著適當加大投資的問題，可能更為重要的進行社會和民生支出結構的調整。據測算，我國民生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已經不低了，但再分配效果不佳。

“知行合一，中國應對大分流挑戰的有為主義。”

王正緒：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在對中國政治、中國的政策、中國的外交關係和世界的局勢、世界的趨勢的洞見上，鄭老師是我了解到的最敏銳、最尖銳的一位學者。這本書也是一如既往的充滿了深刻的洞見和敏銳的分析。

鄭老師這本書的主題是“大匯合”和“大分流”。這其中，大匯合指的趨勢可以上溯到1840年。自那時起就開啟了中國與西方和現代性的匯合的趨勢。但這一過程中更重要的是鄭老師提到的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兩次現代化的努力——1949年開始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現代化努力和1978年開始的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現代化的努力——與全球的現代化、全球化“匯合”。鄭老師書中的“大分流”指的是從2016年開始，美國特朗普主義和英國脫歐這些代表逆全球化或全球化裂解的現象，以及中美競爭導致的冷戰後全球秩序的重組或崩潰。冷戰結束後形成的美國一家獨大的“一超多強”的全球結構不再能夠持續，美國因此把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和打壓對象，中美之間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脫鉤”的趨勢。這也就是中國與美國、中國與自上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出現的“分流”。鄭老師將這一分流總結為三個方面：全球經貿安排的急劇退化，全球性集體安全組織（如聯合國）的急速退化，以及共同價值觀的危機。

在這三個逆全球化的維度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逆流，例如逆全球化同時看到如RCEP、金磚+、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容，地區性、小多邊機制的加強；全球性集體安全組織的急速退化也可能會導致一些由中國主導的新機制的出現；共同價值觀的危機可能會使東方傳統觀念和價值觀在全球社區中更廣泛地被理解和接受。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否認當前的現狀，即全球大分流。但是，鄭老師認為我們仍有理由保持樂觀。在書的後半部分，他提出以下觀點：第一，超級全球化不再存在，但全球化不會完全終結；第二，美國並不代表整個世界；第三，中美兩國的平行全球化將在第三方間接地匯合。

這些逆流也好，或者三點不需要悲觀的理由也好，我把它歸為結構性的趨勢。那麼有沒有我們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維度呢？從中國的角度說，我們應對這樣一個全球大分流的變局，我們有沒有能力？從2012年以來，根據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努力和行動，可以看出中國對全球大分流的挑戰有能力應對。鄭老師強調知行合一，注重行動。我將中國2012年以來的外交風格稱之為積極主義或者有為主義，即中國在全球和諸多多邊事務中展現了積極主義的態度。實際上，在全球大變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對中國是有期待的。不少南方國家都希望在美國之外有一個新的力量來提供一些公共產品。中國的努力也受到不少南方國家的認可和支持，最近巴西總統盧拉訪華期間表現出來的對中方的肯定與支持即是一個例證。因此，我們有一定的空間可以發揮作用，這也是保持樂觀的另一個原因。然而，在這方面的行動必須非常謹慎，警惕戰略透支，也不能脫離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等。

那麼我們中國面臨的最大的風險是什麼？我覺得第一還是美國在做的，要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形成反華的聯盟。更準確地說，美國不僅僅在中國周邊搭建起反華的政治聯盟，更是在積極地搭建反華的軍事同盟。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最大的挑戰和最大的風險所在。當然，我們對此是有足夠的警惕並積極地採取措施應對的。鄭老師書裡也說到，東盟裡的一些國家（比如馬來西亞）是非常明確的，他們不會加入或者推動這樣的針對中國的軍事安全同盟。但是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這些國家，他們與美國加強安全和軍事合作的傾向是很明顯的，這是我們需要非常堅決地加以應對的。從內部來說，我們最大的風險或許不是很多人提到的創新能力或產業鏈向外轉移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人口的可持續性——如果我們人口出生率長期低於人口替代所需要的水平的話，人口總量的持續收縮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政治上的挑戰。而許多人、包括決策部門的同志對這一問題的尖銳性的認識似乎還很不足，這是增加這一問題嚴峻性的另一個因素。

“閱讀這本書讓我感覺到安心與振奮”。

耿 曙：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

這本書講的是中國當前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因為中國是隨這波全球化而崛起，如今面對全球化的滿目瘡痍，中國對此如何理解？又應該如何應對？我們希望從這部書當中尋求答案。

在閱讀的過程中，個人感覺非常安心與振奮。因為書中論證了很多問題：例如（1）全球化並不是真的一去不復返了；（2）被美國封鎖的中國也不是沒希望了；（3）中國不應該也不會選擇閉關自守。這不但是一流知識分子的思考，而且可以側面看到中國決策高層的思維。我就書裡面幾個關鍵的議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議題是如何應對與美國的關係？在中國崛起或者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明顯需要一個友善的、包容的國際環境，這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中美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怎麼處理好與美國的關係，將會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關鍵。就戰略意圖來說，中國是不是要盡量避免展示挑戰現有秩序（例如全球投送的軍事力量）、或追求替代秩序（過度突出政治體制的獨特性）的意圖。

第二是如何追求適度的、對中國有利的開放？就像書裡頭說的，受到全球化潮流的衝擊，不但激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因為權力格局變化，導致了全球化要角中美的多方面脫鉤，這將是讓世人疑慮的。根據個人看法，中國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當中，也存在“戰略性脫鉤”（strategic decoupling）的必要。因為如果過度整合於既有全球分工體系，參與者會被這個體製過度約束，很難順利提升自己地位——用Wallerstein的說法是脫離邊陲地位。當然，現在麻煩的是我們的“策略性脫鉤”到底是操之在我，還是操之在人？究竟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方式來聯繫/脫鉤，還是在被人家設定、被封鎖之後被動得到的聯繫/脫鉤。

第三是如果要維持“制度性開放”，能否有另一種形式的對外開放？這是本書的核心觀點：在這個大匯合、大分流的過程中，我們仍然應一面堅持改革，一面維持制度性的開放。我覺得鄭老師這點提得特別好。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能不能一面自覺地批判、策略性地維持那種以“美國為中心”的開放，同時追求另一種模式的——非美國式的，甚至是非西方式，而可能是更全球格局的、更多元豐富的開放。通過這樣的開放，來配合與激勵中國的改革，創造更多元、更開放、更競爭的經濟社會秩序。個人覺得這非常重要，這可能是中國有效應對挑戰，持續發展繁榮的關鍵。

“通過國際體系製度的內循環，將中國經驗上升為國際共識。”

張力文：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鄭永年教授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國際秩序的再封建化的觀點。我非常贊同這個觀點，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已經基本上起不了什麼作用了，儘管聯合國還存在著，但是已經失去了讓會員國接受規則的能力，也失去協調大國行為的能力。面對當前聯合國和其所建立的世界體系的困境與衰退，以及正在孕育過程中的新國際秩序，在學術研究領域存在著很多議題。對國際體系製度的外循環和內循環運作層面的思考，我用會員國的案例來說明，為我們的中國智庫和高校在更深入國際化、發出更強的聲音方面提供一些參考。

我以聯合國總部的秘書處為例來說明這個體制的外循環。在當今的國際事務中，主權國家作為會員國，總體上必須堅持遵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參與國際事務。但最近秘書長提出了一個新的提法，和平解決各類爭端，要有創新的思維和新的舉措，這是他對會員國說的。在這種局面下，中國新成立的正在籌辦的國際調解院，就是典型的創新的舉措，它最主要的是擺脫了以前國際秩序中以西方為主導的那個架構，由中國牽頭，成立了這個國際組織。剛才我們講了，雖然國際組織在不斷消亡，但是創新的國際組織已經在出現了。

我主要分享一下什麼叫聯合國國際體系的內循環，下面兩個例子是比較實際的。我們了解了更多的內循環的運作層面，就可以介入內循環來推動新的變革，即把本身/自身國家的訴求上升到國際普遍認知的層面加以概括和推廣，從而融入現有國際體制，轉為公共產品。

第一個例子，就是聯合國秘書處內設人類安全委員會。人類安全委員會在2001年成立後，日本政府出資成立了人的安全信託基金，宣傳擴大這個理念，到2012年大會通過了決議，號召各個會員國在安全問題上形成廣泛的共識。

第二個例子，全球契約。全球契約大家都了解，包括它聯合了人權宣言、勞工組織。它是在1995年世界發展的首腦會議上安南提出來建立社會規則，由此發展而來的全球契約。到1999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安南就提出了全球契約的計劃。在2000年，由德國牽頭，德國的大廠家、大製造商，在秘書長安南的倡議下，成立了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

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部門的主管由德國人擔任。這個契約它要求各個企業，各個大的跨國公司，各個國家的跨境商務公司，都要尊崇這些標準，包括人權、勞工標準、環境標準、反貪污。這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強調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目前為止，中國的很多私人企業已經成為全球契約的成員。

這兩個案例，我個人觀察，這兩個會員國就是把本國對大議題的思考和本國訴求，經過聯合國國際組織秩序體制內的內循環，上升到國際秩序環節的做法，應該值得我們深入的研究，考慮如何借鑒，即如何把有中國國家特色的好的經驗，經過現存的國際組織體制的內循環，上升為具有國際共識的普遍共識，加以推行和實施，其實也是講好中國故事。

以“健康中國”戰略為例，據我所了解，“健康中國”這樣的舉國戰略，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只有中國這樣提出來，其他四個國家沒有類似的將健康國家提升到戰略層面的舉措。

在推進“一帶一路”和援建非洲國家時，從健康人類的角度來講，我認為這可以成為鄭永年教授在書中提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面臨急劇衰退的情況下進行創新的一個窗口。

當然，如果要將這個觀點提升到普遍性層面的認知，並找到融入現有國際體制內循環的途徑，其他國家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其轉化為與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享的經驗。

9個字概括本書：比較性、中道性、開放性

郎友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

我用9個字來概括這本書：比較性、中道性、開放性。

比較性。就是研究的視野。鄭永年教授的這本書視野很開闊，我覺得這來自他的比較意識。我個人一直認為，沒有比較就沒有社會科學。這裡面有兩個維度令我印像很深，一個是中西比較，他從中西的維度來看大匯合與大分流和大匯合與大分流下的中國的現代化；另一個是放在歷史的維度，中西比較也有歷史的內容在裡面。所以總體來講，這個視野背後是他比較方法論的意識特別強。社會科學如果缺乏比較意識，研究就很難做得很深。

中道性。這本書觸及了很多的話題。不論是大分流還是大匯合，無論是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作為身處全球中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其中的影響。在這個時代，特別是網絡，容易造成我們的觀點極化。說實話，這本書放在網絡裡面，罵的人肯定不少，但是讚揚你的也會很多。在這一個極化的時代裡面，你是滿足不了兩極的。我認為這本書的中道性非常明確，而且秉承了學者進行研究的態度，總的來講，是比較理性、比較中肯、比較合理性地去解釋，對事物的肯定和分析比較公正，相關觀點也比較合理。

開放性。我認為一本書的價值，在於它的開放性。有些書看完這個議題就結束了，就句號了，這種文本沒有可伸張性。但鄭教授的這本書涉及了許多議題，而且這些議題它不是定論的。我認為這本書涉及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間，以及哪怕是原來的老話題，也可以在新的一個空間裡去探討。因此，一本書有沒有價值，也看它有沒有空間性。如果是封閉性的著作，屬於句號，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就不大。

作者的回應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浙江（浙江大學）國際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

謝謝大家對這本書的討論。一本書的價值，並不在於你回答了什麼問題，我覺得你提出問題，有的時候更重要。我是沒有答案的，整個知識體係也是開放的，不是像黑格爾那樣的封閉體系。

今天大家的討論，那些好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提出問題，繼續思考的問題。但這個思考不是一個人的事，我是覺得真的需要幾代人的思考，才能把理性建立起來。理性是不容易的，我特別喜歡赫希曼的書，西方花了幾個世紀才實現了康德所說的理性，我們哪有那麼容易。所以我是覺得，我們知識分子對社會上的“左右”這些東西真的不要在意，有一點自己的小園地、自留地耕耘就行了。

我寫書主要就是為了自己的興趣，把自己有興趣的、在思考的東西寫出來；能不能出版是次要的，有沒有人讀也是次要的，持續的寫書更重要。

*本文原載於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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