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

作者/郑永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的关系，探究大变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中国的继续现代化构成的重大挑战，尤其回答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为读者认清世界变局、把握中国未来提供了精深洞见与前瞻思考。

作者介绍

郑永年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和外部关系研究，出版和编著中英文著作近百部，包括《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保卫社会》和《中国模式》等。

前几日，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的《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新书在杭首发并举行了研讨会。

活动当天，名家荟聚。研讨会由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郎友兴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围绕《大汇合与大分流》一书，就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中美关系等议题作了精彩发言。

现整理了研讨会部分专家的精彩发言，摘要分享，以飨读者。

专家发言摘要

“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意义特别重大。”

赵志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郑老师提到的大变局，是社会事务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局面。这本书的主题是大汇合与大分流，大汇合是两个层面的，有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汇合，也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汇合。但是现在进入了这么新的一个局面，走向一种分流，不同国家的全球化道路途径有分野，有很多国家想遏制中国、想与中国脱钩。在这样的变局中，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走？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意义特别重大。

郑老师有东西方文化的积淀、国际的视野和非常深邃的思想。这本书给我留下特别深的一点：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在现代化里面，其实中国千百年来在物质上、制度上和理念上有很多独特的贡献。

现在大家是进入困难的时候、大分流的时候，郑老师在书里说到，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都是不利的。他提到定力跟坚持，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甚至有可能是单边的开放，而且在国际上还得有所作为，不单是作为参与者，还能作为贡献者和影响者，确实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每一次大变局之后，不同国家发展的历程与境遇可能跟之前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大变局、大分流的情况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怎样成为国际化的一个积极力量，非常重要。这本书里最后一个章节的一个提法让我印象尤其深刻：中国应该从自己数千年文明传统中汲取经验与养分，为在这个困难时期的国际化提供新的价值引领，做出重要的贡献。

其实从很多方面，尤其是国际上的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来说，现在真的是一个相对悲观的时代。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振奋，能让大家看到，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不仅有事情可做，而且也有事情应该做。

“一本好书，提出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位的。”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这本书说实话，是我非常盼望、也非常有兴趣的一本书。在全球化面临着如此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应该对这个变化做出回应，应该认真地分析全球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的逆转或者需要进行一次大的变革。郑老师用了逆转、反转这样一些词，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学者用了另外一些词。应该说，认认真真地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回应全球化出现如此巨大变化的中国学者的成果是不多的，其中去世的朱云汉老师写的《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我觉得是一本比较好的回应的书。郑老师的回应，应该说代表了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水平，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深入阅读的一本书。我拿到书后读了两遍，感觉是这本书读起来很快，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但是看完以后的思考，要花很长时间。

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看起来很快，思考要很久呢？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思想。下面我列举六个值得反思或者思考的点。

第一，这本书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分离；第二个是现代化内部的三个部分——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在脱离了全球化之后，这三个部分会不会各自走自己的路？会不会彼此之间矛盾？会不会有的现代化走得快，有的走得慢，甚至会发生变型，进而延误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能不能得到认同，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扮演它的角色，取决于对现代化内部的这三个主要层面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我认为这是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的。看似关注的是全球化和现代化，实际上更需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内部的三个主要领域的现代化进展及其相互关系。这三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会不会由于全球化出现了某些断裂，从而导致三个现代化彼此失衡。我认为郑永年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他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知，也足够到位。我觉得对于一本好书、一篇好的文章来说，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位的。

第二，在这本书中，郑永年教授对导致全球化出现逆转的原因，做了非常高度的概括。总体来说，他认为有四个原因：疫情、俄乌冲突、国际关系的再封建化、中美脱钩。其中，他用“再封建化”来表达国际社会目前的这个状况，再封建化这个词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思考。因为总体来说，我不知道理解准确不准确，郑永年教授对全球化可能引发的多极化是不乐观的，这与大多数人的理解不太一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多极化代表了进步，代表了对美国力量的牵制，代表了多中心，包括中国的崛起，都是以多极化的方式出现的。但是郑永年教授基本上把中国和美国摆在一个层次上，然后把其他大国的崛起和其他大国功能的发挥作为多极化的标识。而他担忧的是，在这个多极化框架里面，它们会不会同时也挤占了中国的空间。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印太战略，这是日本提出来的，被美国所接受，这非常显然是挤占中国空间的一个好的例子。

郑永年教授认为全球化的逆转带来四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超级全球化已经中止了；二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已经崩解了；三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一体化已经解构了；四是在全球化逆转后，各类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也中止了。我觉得这些提法都值得思考，尤其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第二点，即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安全体系的崩解，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

第三，郑老师非常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分析问题的那个视角，就是对于人心、对于道德、对于人性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的作用，他有非常深入的评价。比如说，他认为人心之乱是全球化带来的最深层次的动乱。再比如说，他认为全球化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们在道德上认同上发生了危机，就是你判断不出什么是好的。再比如说，他认为全球化不会中止，因为全球化归根到底意义上是符合人性的。这类问题的提法，是非常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的本体论在这里用得非常非常的清晰，中国本体论就是这么想问题的。

第四，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来了要用中国的一些新的现代性，来为世界的现代性注入新的元素。比如说，他说要用此世主义（因为宗教主义都是彼岸的）的中国文化来对现代性进行重构，以此来消弭在现代性问题上的中西矛盾，这个观点在他的书里面很重要的。连带着我们可以想到他下面的“平准经济学”，平准经济学我是认为需要非常深入地来思考的。因为这确实是中国古代积累的治理经验当中非常有结晶的一个内容，有的史书上说，在汉武帝设立了平准官、推行平准策略以后，国家突然之间就变得繁荣起来，汉武帝时期确实是中国古代治理当中的一个高峰。

第五，怎样更好地加强制度引领？我们总结中国两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一个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是社会的可持续稳定。郑老师提出来，这两个可持续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的第三个可持续，即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这三个可持续缺一不可，三个可持续当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前面两个可持续能够取得的一个重要条件。三个可持续，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一个新视角。

第六，用党的现代化来领导国家的现代化，用党的现代性来促进国家的现代性。这个思想也非常深刻。这本书里面也列举了他理解的共产党的现代性，有五个观点分别是：使命型政党、开放型政党、社会参与型政党、学习型政党、自我革命型政党，它们支撑了共产党的现代性。永年也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政党当中最有现代性的政党。这个思想如果能够被外国人接受的话，我觉得我们和外国人的矛盾从根本上就化解掉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来叙述共产党的这些特征是现代性，怎么来证明这一点，以及除了这些之外，党有没有其他的现代性？

郑教授要求我提批评或建议，我讲两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这本书要回答三个现代化在全球化发生逆转条件之下，会不会彼此之间在未来的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失衡、彼此矛盾，从而导致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中断。书后面的三个附录里面的第二、第三两个附录，比正文更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他的第二个附录，直接回答了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应该包含哪些关键要素。第三个附录看上去讲的是中国传统经济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其实本质上还是讲的基于传统经济学视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制度的支撑，我觉得如果放在正文里面的话，感觉读起来会更加的流畅合理。

第二点建议，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全球化到底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有四种观点，一种认为全球化并没有真正的逆转，也没有倒退，因为从贸易、投资这些衡量全球化指标的总量上看，这几年并没有减少。第二种认为全球化是“裂解”，原来的整体性的各个国家、各种要素围绕着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国际体系所建构的媒介的全球化，现在“裂解”开来了，但是全球化本身没有什么根本变化。第三个观点，即朱云汉想证明的，全球化主要的推手，正在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第四种认为全球化面临着全球的倒退、逆转。当然郑教授的书里面也没有讲全球化会消失掉，他总体认为全球化会向前推进，而且他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他对于推进全球化的那部分的分析，做的笔墨比较少，所以让人感觉到，那个笔墨稍微淡了一点。总的来说，怎么判断全球化，还需要综合性的、用更多实证的证据来支撑的研究。

“为统筹两个大局提供了框架和思路。”

贡森：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就谈三点想法，两点评论一点建议。

首先，郑永年教授这本书，谈的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我觉得它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思路。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统筹两个大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郑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为我们的谋划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框架。

具体来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在面临两种选择，就是郑教授书里面讲的汇合与分流，他讲了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选择汇合的，他主要依据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我们都拥有能参与、选择并且塑造了国际社会的机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他主张我们更是有能力、有条件进行塑造大变局，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可以推动汇合，坚持和平与发展理念。在国内，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全局下，郑教授从物质、人和制度的现代化三个角度来分析现代化这个进程，这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和思路。

其次，我更喜欢郑教授这本书的副标题，而不是“大汇合与大分流”这个主标题。这本书更侧重的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而不是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要不要在三个方面都和欧美/西方汇合或者是分流的问题。

最后，我提几条建议。第一条建议，郑教授这本书说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塑造国际局势，但是也有一种强烈的声音说，我们没法塑造，中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是结构性的，当然郑教授书里有他论述的证据，但我还是希望尽可能针对现在的一些声音，有针对性地、更好地说明我们能够塑造。

第二条建议是如何塑造深入研究。中美双方现在看起来冲突比较大，如何能够让美国愿意汇合呢？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我们是主张在合作中竞争，他们则是以竞争为主，那这里面怎么找到一个共同点？有没有可能通过塑造双方的关系，找到一个交叉点？

第三条建议关于现代化三个维度的路径。郑教授提出三个维度——物质的、人的和制度的层面的。物质的方面，我们未来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像欧美这样的消费水平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适度的物质消费。人的方面，政治上我们是集体主义的，但是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反过来，欧美社会方面有很多集体主义的制度化安排。因此，我们究竟走向哪种价值观？再一个是制度方面的，郑教授的书里面谈到加大软基建投资。我认为，我国的社会建设既面临着适当加大投资的问题，可能更为重要的进行社会和民生支出结构的调整。据测算，我国民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已经不低了，但再分配效果不佳。

“知行合一，中国应对大分流挑战的有为主义。”

王正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对中国政治、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外交关系和世界的局势、世界的趋势的洞见上，郑老师是我了解到的最敏锐、最尖锐的一位学者。这本书也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了深刻的洞见和敏锐的分析。

郑老师这本书的主题是“大汇合”和“大分流”。这其中，大汇合指的趋势可以上溯到1840年。自那时起就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和现代性的汇合的趋势。但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郑老师提到的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次现代化的努力——1949年开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和1978年开始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与全球的现代化、全球化“汇合”。郑老师书中的“大分流”指的是从2016年开始，美国特朗普主义和英国脱欧这些代表逆全球化或全球化裂解的现象，以及中美竞争导致的冷战后全球秩序的重组或崩溃。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一家独大的“一超多强”的全球结构不再能够持续，美国因此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和打压对象，中美之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脱钩”的趋势。这也就是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自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分流”。郑老师将这一分流总结为三个方面：全球经贸安排的急剧退化，全球性集体安全组织（如联合国）的急速退化，以及共同价值观的危机。

在这三个逆全球化的维度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逆流，例如逆全球化同时看到如RCEP、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容，地区性、小多边机制的加强；全球性集体安全组织的急速退化也可能会导致一些由中国主导的新机制的出现；共同价值观的危机可能会使东方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社区中更广泛地被理解和接受。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的现状，即全球大分流。但是，郑老师认为我们仍有理由保持乐观。在书的后半部分，他提出以下观点：第一，超级全球化不再存在，但全球化不会完全终结；第二，美国并不代表整个世界；第三，中美两国的平行全球化将在第三方间接地汇合。

这些逆流也好，或者三点不需要悲观的理由也好，我把它归为结构性的趋势。那么有没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维度呢？从中国的角度说，我们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大分流的变局，我们有没有能力？从2012年以来，根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努力和行动，可以看出中国对全球大分流的挑战有能力应对。郑老师强调知行合一，注重行动。我将中国2012年以来的外交风格称之为积极主义或者有为主义，即中国在全球和诸多多边事务中展现了积极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是有期待的。不少南方国家都希望在美国之外有一个新的力量来提供一些公共产品。中国的努力也受到不少南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最近巴西总统卢拉访华期间表现出来的对中方的肯定与支持即是一个例证。因此，我们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发挥作用，这也是保持乐观的另一个原因。然而，在这方面的行动必须非常谨慎，警惕战略透支，也不能脱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等。

那么我们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觉得第一还是美国在做的，要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形成反华的联盟。更准确地说，美国不仅仅在中国周边搭建起反华的政治联盟，更是在积极地搭建反华的军事同盟。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风险所在。当然，我们对此是有足够的警惕并积极地采取措施应对的。郑老师书里也说到，东盟里的一些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不会加入或者推动这样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同盟。但是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他们与美国加强安全和军事合作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坚决地加以应对的。从内部来说，我们最大的风险或许不是很多人提到的创新能力或产业链向外转移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口的可持续性——如果我们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于人口替代所需要的水平的话，人口总量的持续收缩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挑战。而许多人、包括决策部门的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尖锐性的认识似乎还很不足，这是增加这一问题严峻性的另一个因素。

“阅读这本书让我感觉到安心与振奋”。

耿 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是随这波全球化而崛起，如今面对全球化的满目疮痍，中国对此如何理解？又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希望从这部书当中寻求答案。

在阅读的过程中，个人感觉非常安心与振奋。因为书中论证了很多问题：例如（1）全球化并不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2）被美国封锁的中国也不是没希望了；（3）中国不应该也不会选择闭关自守。这不但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思考，而且可以侧面看到中国决策高层的思维。我就书里面几个关键的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议题是如何应对与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崛起或者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明显需要一个友善的、包容的国际环境，这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中美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怎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就战略意图来说，中国是不是要尽量避免展示挑战现有秩序（例如全球投送的军事力量）、或追求替代秩序（过度突出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意图。

第二是如何追求适度的、对中国有利的开放？就像书里头说的，受到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不但激起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因为权力格局变化，导致了全球化要角中美的多方面脱钩，这将是让世人疑虑的。根据个人看法，中国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存在“战略性脱钩”（strategic decoupling）的必要。因为如果过度整合于既有全球分工体系，参与者会被这个体制过度约束，很难顺利提升自己地位——用Wallerstein的说法是脱离边陲地位。当然，现在麻烦的是我们的“策略性脱钩”到底是操之在我，还是操之在人？究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联系/脱钩，还是在被人家设定、被封锁之后被动得到的联系/脱钩。

第三是如果要维持“制度性开放”，能否有另一种形式的对外开放？这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在这个大汇合、大分流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应一面坚持改革，一面维持制度性的开放。我觉得郑老师这点提得特别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能不能一面自觉地批判、策略性地维持那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开放，同时追求另一种模式的——非美国式的，甚至是非西方式，而可能是更全球格局的、更多元丰富的开放。通过这样的开放，来配合与激励中国的改革，创造更多元、更开放、更竞争的经济社会秩序。个人觉得这非常重要，这可能是中国有效应对挑战，持续发展繁荣的关键。

“通过国际体系制度的内循环，将中国经验上升为国际共识。”

张力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任教授

郑永年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已经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尽管联合国还存在着，但是已经失去了让会员国接受规则的能力，也失去协调大国行为的能力。面对当前联合国和其所建立的世界体系的困境与衰退，以及正在孕育过程中的新国际秩序，在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多议题。对国际体系制度的外循环和内循环运作层面的思考，我用会员国的案例来说明，为我们的中国智库和高校在更深入国际化、发出更强的声音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我以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为例来说明这个体制的外循环。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主权国家作为会员国，总体上必须坚持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参与国际事务。但最近秘书长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法，和平解决各类争端，要有创新的思维和新的举措，这是他对会员国说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新成立的正在筹办的国际调解院，就是典型的创新的举措，它最主要的是摆脱了以前国际秩序中以西方为主导的那个架构，由中国牵头，成立了这个国际组织。刚才我们讲了，虽然国际组织在不断消亡，但是创新的国际组织已经在出现了。

我主要分享一下什么叫联合国国际体系的内循环，下面两个例子是比较实际的。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内循环的运作层面，就可以介入内循环来推动新的变革，即把本身/自身国家的诉求上升到国际普遍认知的层面加以概括和推广，从而融入现有国际体制，转为公共产品。

第一个例子，就是联合国秘书处内设人类安全委员会。人类安全委员会在2001年成立后，日本政府出资成立了人的安全信托基金，宣传扩大这个理念，到2012年大会通过了决议，号召各个会员国在安全问题上形成广泛的共识。

第二个例子，全球契约。全球契约大家都了解，包括它联合了人权宣言、劳工组织。它是在1995年世界发展的首脑会议上安南提出来建立社会规则，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契约。到199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安南就提出了全球契约的计划。在2000年，由德国牵头，德国的大厂家、大制造商，在秘书长安南的倡议下，成立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部门的主管由德国人担任。这个契约它要求各个企业，各个大的跨国公司，各个国家的跨境商务公司，都要尊崇这些标准，包括人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反贪污。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为止，中国的很多私人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契约的成员。

这两个案例，我个人观察，这两个会员国就是把本国对大议题的思考和本国诉求，经过联合国国际组织秩序体制内的内循环，上升到国际秩序环节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考虑如何借鉴，即如何把有中国国家特色的好的经验，经过现存的国际组织体制的内循环，上升为具有国际共识的普遍共识，加以推行和实施，其实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以“健康中国”战略为例，据我所了解，“健康中国”这样的举国战略，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这样提出来，其他四个国家没有类似的将健康国家提升到战略层面的举措。

在推进“一带一路”和援建非洲国家时，从健康人类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可以成为郑永年教授在书中提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面临急剧衰退的情况下进行创新的一个窗口。

当然，如果要将这个观点提升到普遍性层面的认知，并找到融入现有国际体制内循环的途径，其他国家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其转化为与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的经验。

9个字概括本书：比较性、中道性、开放性

郎友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我用9个字来概括这本书：比较性、中道性、开放性。

比较性。就是研究的视野。郑永年教授的这本书视野很开阔，我觉得这来自他的比较意识。我个人一直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社会科学。这里面有两个维度令我印象很深，一个是中西比较，他从中西的维度来看大汇合与大分流和大汇合与大分流下的中国的现代化；另一个是放在历史的维度，中西比较也有历史的内容在里面。所以总体来讲，这个视野背后是他比较方法论的意识特别强。社会科学如果缺乏比较意识，研究就很难做得很深。

中道性。这本书触及了很多的话题。不论是大分流还是大汇合，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作为身处全球中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其中的影响。在这个时代，特别是网络，容易造成我们的观点极化。说实话，这本书放在网络里面，骂的人肯定不少，但是赞扬你的也会很多。在这一个极化的时代里面，你是满足不了两极的。我认为这本书的中道性非常明确，而且秉承了学者进行研究的态度，总的来讲，是比较理性、比较中肯、比较合理性地去解释，对事物的肯定和分析比较公正，相关观点也比较合理。

开放性。我认为一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的开放性。有些书看完这个议题就结束了，就句号了，这种文本没有可伸张性。但郑教授的这本书涉及了许多议题，而且这些议题它不是定论的。我认为这本书涉及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以及哪怕是原来的老话题，也可以在新的一个空间里去探讨。因此，一本书有没有价值，也看它有没有空间性。如果是封闭性的著作，属于句号，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就不大。

作者的回应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谢谢大家对这本书的讨论。一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你回答了什么问题，我觉得你提出问题，有的时候更重要。我是没有答案的，整个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的封闭体系。

今天大家的讨论，那些好话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继续思考的问题。但这个思考不是一个人的事，我是觉得真的需要几代人的思考，才能把理性建立起来。理性是不容易的，我特别喜欢赫希曼的书，西方花了几个世纪才实现了康德所说的理性，我们哪有那么容易。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社会上的“左右”这些东西真的不要在意，有一点自己的小园地、自留地耕耘就行了。

我写书主要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把自己有兴趣的、在思考的东西写出来；能不能出版是次要的，有没有人读也是次要的，持续的写书更重要。

*本文原载于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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