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經濟是基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但經濟基礎必須和上層建築相配合。上層建築必須符合經濟基礎的需要，但上層建築也不是被動的角色，而是可以成為促動經濟基礎變革的力量。

我們已經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馬上就會有一些具體的指標來說明中國式現代化，尤其是就經濟增長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什麼。黨的二十大已經擘畫了通往未來的現代化藍圖，分成2035年、2050年兩個階段，或者兩步走。現在距離2050年當然還有很長時間，但到2035年已經不遠了。到2035年，我們至少要達到亞洲“四小龍”的最後一位——中國台灣的水平，即人均GDP近28,000到35,000美元。我們2021年年底的人均GDP是12,561美元。從19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到現在接近13,000美元，無疑是個巨大的成就，但是從13,000美元到28,000甚至35,000美元，還有很長的距離。

那麼，如何來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呢？我覺得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或者質量型經濟發展是唯一的選擇。我們下一階段要進行中國式現代化。但目前面臨的一些經濟困難，對此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們必須直面今天所面臨的各種經濟挑戰，並且找到應對這些挑戰的方案。

如何實現經濟再出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現在，市面上有兩種思路。一種有點“病急亂投醫”，主要表現為回到一種比較傳統的思維方式，有些人又在號召搞基建，有些人提倡回歸房地產的重要性，要讓房地產回歸成為支柱產業。傳統的思路能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我們必須考慮經濟發展的長遠問題。如果說要解決眼前的一些困難，傳統思路是可以考慮的，但如果要從2035年甚至2050年這樣的格局來看，這些傳統思路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像傳統基建等方法，我們的發展和增長空間已經不大了。房地產實際上也已經飽和了，我們現在的一些做法只是說能化解一些問題，但絕對不是想把房地產再次變成支柱產業。想讓房地產再成為中國的經濟支柱，實際上還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長期依靠房地產而成為發達經濟體。

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長期靠房地產而成為發達經濟體。

（圖源：路透社）

第二種思路，儘管面向未來，但不太切合實際，一些人都是在圍繞著一些經濟概念在空轉。經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在PPT上畫中國的經濟大餅，展望一些空想式的東西。至少到現在為止，這種思路還沒有一個切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有必要擔心，如果還是用現在的這些思路來對待經濟問題，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僅不會變得更好，可能還會變得更壞。

要意識到，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現實挑戰是非常嚴峻的。挑戰分內部挑戰和外部挑戰兩部分。從內部挑戰來說，第一個就是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現在優化了、放開了，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是說新冠的“後遺症”就沒有了。我們可以觀察到美國、歐洲的情況，即使政府放開了，老百姓在面對新冠疫情過程中形成的心理特徵還是會長期地持續下去。在美國，因新冠疫情居家工作以後，很多人就不想出去工作了，社會甚至掀起了大辭職潮，都不想去工作了。中國也正在經歷這個階段。一些人很樂觀地說這個階段馬上就會過去，但這和現實不符。新冠不是感冒，新冠還是新冠，儘管它的性質在變化，但它帶來的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心理後遺症，需要很長時間去克服。

防控措施放鬆後，上海市區一家購物中心。

（圖源：紐約時報）

內部挑戰的第二方面，去年我們對民營企業的三個大本營，房地產、互聯網和教培三個領域進行重大的整頓，對民營企業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整頓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整頓並不是像有些人或者西方媒體所說的打壓民營企業，而是為民營企業更長遠的發展打下一個更堅實、更能健康發展的製度基礎。但是，我們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操之過急，三個領域齊下，影響面太廣，並且有些地方出現了一種行政運動式的整頓方式，對民營企業確實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有些民營企業家表示，民營企業一下子被打疼了，甚至被打得爬不起來了，現在轉而呼籲企業家不要躺平，馬上去幹活，這是不現實的做法。

內部挑戰的第三個方面，當前整個輿論環境，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輿論環境帶有過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是極左色彩，出現了很多對民營企業的批評，對“資本家”、“資本主義”、“私有製”的批評等，很多甚至是對民營企業家的人身攻擊。這些極端的民粹主義的環境也在惡化營商環境。儘管這種民粹主義並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現象，很多西方國家也如此，但是為什麼民粹主義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這樣的環境下，就不會對企業的營商環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且基本上只是一種社會輿論呢？因為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往往是法治比較健全的，民營企業在法治框架下經營，並不會受到社會民意的直接影響。但是在中國，因為法治建設還不夠健全，民粹情緒可以對民營企業產生直接的影響。從我們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所做的實地調查來看，民意惡化確實對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儘管我們的高層，包括總書記一直在強調支持民營企業，但社會輿論對民營企業的態度並沒有根本性地好轉。尤其考慮到我們國家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是低收入群體，民粹仍然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如果掌控不好，還會繼續惡化營商環境。

也應當強調的是，中國社會面盛行“三仇”，即仇富、仇官、仇外。 “仇富”主要是針對民營企業的，而“仇官”和“仇外”儘管不是直接針對民營企業的，但也在惡化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一些社交媒體打著“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號，為了其商業利益，在“三仇”方面下足了功夫。他們可以用高超的手段挾持普通民眾的“民意”，甚至製造“民意”，這使得民粹風氣居高不下。

外部的挑戰更加嚴重，第一個便是不容樂觀的中美關係。美國從特朗普到拜登，一直給中國的高科技卡脖子，甚至搞系統脫鉤，到現在情況並沒有好轉，還在持續惡化。儘管總書記與美國總統拜登在G20峰會期間舉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會晤，為緩和兩國的形勢做了很大的貢獻。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國並不會因為想搞些緩和而調整其基本對華政策，美國一方面說要為中美的衝突設置“護欄”，另一方面一直在強調提高和中國的競爭能力，和中國進行高強度的競爭。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國並不會因想搞緩和而調整其基本對華政策。

（圖源：fleetowner）

第二個外部挑戰便是還在進行中的俄烏戰爭。俄烏戰爭實際上不僅對中國企業的營商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影響到外資在中國的經營。因為美西方的媒體一直把中國跟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塑造所謂的“俄羅斯——中國軸心”，這種聲音深刻地影響了外資看待中國投資經營環境的態度。一些外商，尤其是一些西方資本，考慮到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在對中國進行投資考量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到俄烏戰爭的影響。

第三個外部挑戰更為嚴峻，即我們在外部環境中遇到了日漸強大的競爭者。現在東南亞和南亞的一些國家，像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這些發展中經濟體都發展得很快。這些經濟體發展快有兩種原因，一方面是這些經濟體自身的改革發展舉措比較有效，另一方面就是美西方在塑造、幫助他們，尤其是越南和印度這些國家。美國對華策略的重點，已經從試圖改變中國內部體制，調整到營造中國的周邊環境上來了，尤其越南是美國重塑中國外部環境的重點國家。越南現在是CPTPP成員國，這些年的改革都是按照CPTPP的標准在進行，可以說，越南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亞洲塑造的繼日本、新加坡之後的另外一個非西方的西方國家。因此，塑造越南對中國形成的壓力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是地緣政治上的，更是政治體制上的。越南所謂的開放和改革會對中國的各個方面構成競爭與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辦呢？

很顯然，不論是碎片化的點點滴滴的思考，還是從傳統思路出發，都不足以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內外部挑戰。中國國家大、問題多，如果光談問題，可以寫上好幾本書。看看西方的中國研究，除了少量並不了解中國的“捧殺”之外，大都是“棒殺”中國的，很多人都始終在“預見”中國的“崩潰”和“解體”。這些人研究的都是中國問題，很多問題也的確存在，並非他們的杜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確是從問題堆裡面走過來的，但是我們取得了多麼偉大的成就，也並沒有每天把自己搞得像現在那樣焦頭爛額，整天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很多問題，我們並沒有今天刻意去解決，但在明天自動消失了。所以，我們說，我們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也就是說，發展本身幫助我們解決了大多數問題。同樣道理，今天如果我們把頭埋在問題堆裡面，思維碎片化，腳痛醫腳、頭痛醫頭，那麼我們不僅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且會被問題牽著鼻子走，失去大方向。因此，我們必須把重點拉回到“發展”兩字上來。鄧小平時代講“發展是硬道理”，現在講“發展是第一要務”，兩者的意思是一樣的。

浙江省正大力籌劃工廠的高科技轉型，利用人工智能和數字化供應鏈技術打造自動化和綠色低碳未來工廠。

（圖源：浙江新聞）

前段時間我去浙江去考察，浙江的一些改革思路和方式對我很有啟發。浙江現在是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的試驗區，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浙江地方領導有很多獨立的思考，他們提出的其中一個思考非常振奮人心。他們認為，從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體制、體系支撐了我們從“貧困”一步步走向全面小康。然而，因為當下各種內外因素的變化，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這些體制、體系已經不足以繼續支撐我們從今天的“全面小康”向發達經濟體的轉型。或者說，支撐我們上一程經濟的方法和手段已經不足以支撐我們下一程的經濟了。所以，他們在考慮要如何從體制上有一些真正的突破，輔助中國經濟走好下一程。儘管這個思路還是比較基礎的思考，但是這是非常有思考力的，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跟上層建築間關係的思考。

這些年來，尤其我們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處於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之中。但加入WTO之前，我們對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和傷筋動骨式的改革。加入WTO以後，我們這方面的改革就變得比較少，經濟進入一個自然的發展狀態。也就是說，加入WTO之前的體制改革為之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製度條件。那麼，今天我們是否需要再次進行大幅度的體制改革呢？這些年我們依然在進行改革開放，開放還是說得比較多，但是改革，尤其是體制改革，說得不多了，做得也不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浙江提出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來引領中國經濟下一程，無疑是非常先進的思考方式，這也就是面向未來的方式。

那麼，我們在浙江思考的基礎之上再思考些什麼呢？如何走好經濟下一程？至少在經濟層面，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開放來構建三大開放系統。

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來說，開放對可持續經濟發展是關鍵。我們下一階段要通過改革開放來塑造三大經濟開放系統。

1. 開放的企業系統

第一個開放系統是開放的企業系統。我們必須思考中國企業為什麼大而不強，美國卻能做到越大越強？主要是我們企業的開放程度不夠。美國的經濟體係是開放的，美國的企業是開放的，大型企業之間互相開放，大型企業向中小型企業開放。開放是非常重要的。

舉一個例子，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之間是互相開放的，美國的新能源公司之間、新能源汽車公司之間是互相開放的。正因為互相開放，他們能起到一個綜合的整合效應，促成美國的企業實現越大越強，賦能企業做規則、做標準。

但是我們的企業之間是互相不開放的，我們的國有企業不開放，每一個國有企業都像一個土豆；我們的民營企業互相之間也不開放，每一個民營企業也都像土豆。國有企業跟國有企業之間不開放，民營企業互相之間也不開放，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之間更不開放，這造成了什麼效果呢？很簡單，加起來總量很大，但是不強。因為沒有互相開放，我們沒有標準、沒有規則，在國內就沒有統一市場，而要走出去就更難。一旦走出去，像“一帶一路”倡議，人們可以看到國有企業之間互相惡性競爭、向下競爭，而不是向上競爭，這既損害了企業自身的利益，更損害了國家利益。

所以，如果中國的企業能促進這種制度性的改革，促進企業之間互相開放，不僅國有企業要向民營企業開放，大型民營企業也要向中小型民營企業開放，那麼就可以形成良性的競爭，使企業在規則、標準和規制方面實現統一。如此一來，不僅企業本身會變得更加強大，有利於促進內循環、形成國內統一市場，更有利於促進外循環、形成國際市場。

202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底特律通用汽車零電動汽車裝配廠。

（圖源：GETTY IMAGES）

高質量經濟是規則經濟、標準經濟。這方面無疑是我們的短板。像在互聯網領域，世界上的大型互聯網公司屬中美兩國占有最多。美國的互聯網，因為企業之間互相開放，所以美國可以做世界規則、世界標準。歐盟甚至連強大的互聯網企業都沒有，但是他們利用強大的市場來做歐盟標準。我們擁有那麼多的互聯網企業，那麼大的體量，為什麼只有國內的一些監管規則，而不能走到世界呢？除了一些體制外的因素，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互聯網企業互相不開放，企業之間只有惡性競爭，而不能形成任何意義上的合力。新能源汽車也是如此，新能源汽車是我們下一步能跟美國競爭的少有的幾個技術領域之一。我國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在珠江三角洲，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企業家都出自華南理工大學，但是為什麼他們像土豆那樣不互相配合呢？主要是政府沒有起到更好的作用，所以造成了現在的結果。

美國企業之間是互相開放的，但並不是企業本身就想開放的。美國的企業本質上和中國的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傾向於惡性競爭的。但美國通過立法，制定了很多反壟斷的舉措，迫使企業之間互相開放。互相開放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一個美國大型企業，什麼都靠自己生產，他們是既競爭也合作，所以就鑄造了強大的進步動力。而我們的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主要是靠市場份額、靠壟斷來維持企業的運作和發展。所以，企業製度內部需要大力的體制改革，才能促進下一步的高質量發展。

更有意義的是，企業系統的開放可以替代這些年的PPP模式。現在國有企業在做的PPP項目，應該肯定它所作出的特有貢獻，但對於其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要進行思考。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PPP的方式已經導致了國有資本到處亂竄，哪裡有錢就走到哪裡，這就形成了一個與民爭利的局面，導致了民營企業空間的不斷萎縮。再者，發展到現在，PPP的方式已經開始導致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這個流失甚至比1990年代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還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企業之間的互相開放來取代PPP，可能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否則我們的企業做不大，更做不強。

重慶市永川區的長城汽車智能生產基地

（圖源：新華社）

2. 開放的金融系統

第二，要塑造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大學機構和基礎科學研究和企業的研發都需要金融系統的支撐，但我們國家的製度決定了我們的金融系統不可能變成像美國華爾街那樣的金融系統。但是，我們一定要利用好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金融的未來是祖國內地，而我們走向世界更需要香港。最近，我們提倡在中國構建雙金融中心。以上海等地為核心的金融中心，就是為中國的實體經濟服務的，是為中國的金融穩定服務的，但我們能不能把香港跟大灣區的金融融合起來，再塑造另外一個金融中心，一個以香港為中心的大灣區金融中心，跟美國華爾街構成競爭。

構建中國雙金融中心：一個以上海等地為核心的金融中心，為中國的實體經濟服務的和金融穩定服務；一個以香港為中心的大灣區金融中心。

（圖源：網絡）

如果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經濟的真正強國，必須有一個強大的金融中心，無論是19世紀的大英帝國還是20世紀的美國都是如此。以前的德國和日本，都曾經想做過，但是被美國打壓下去了，日本和德國毫無辦法，因為他們的安全體係是美國的一部分，美國要打壓他們，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但是中國既然已經被美國視為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並且也是以此來打壓我們的，我們也必須直面競爭。我們可以通過構建以香港為中心的大灣區金融中心，跟美國的華爾街進行競爭。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金融中心，我們下一步的金融經濟很難走下去。如果沒有金融經濟的支撐，實體經濟、其他方面的經濟都很難得到有效發展。我們反對實體經濟的金融化或者金融虛擬化，但並不是說我們不要金融經濟，恰恰相反，面臨今天的形勢，我們發展金融經濟變得更加重要。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來支撐一個開放的經濟系統。

3. 開放的科教人才系統

第三，我們要構建一個開放的科教和人才系統。科學教育方面，二十大報告專門做了大篇幅的論述，這是抓住了根本。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最終還是要通過科教、科創和技術進步來實現的。儘管從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發達地區來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不是問題，但是從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中等收入陷阱還是個真實的問題。根據我們團隊的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就是中等技術陷阱。如果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中國轉型為發達經濟體，就必須突破和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中等技術陷阱怎麼突破呢？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還是科教人才系統最重要，尤其是人才。但正是在這方面，我們遇到了巨大的瓶頸。我們知道，當前面臨的人才競爭主要是跟美國的競爭。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是一個世界人才的平台。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在一戰、二戰前後美國吸收了大量的歐洲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從德國到英國再到美國的。二戰以前美國基礎科學研究是沒有的，大都是靠歐洲的科學家帶到美國。二戰以後，隨著布什（Wannevar Bush）《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報告的誕生，美國開始既做基礎研究，也做技術轉化，形成了產學研一體化的科研體系，促成了美國今天的強大。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從蘇聯、東歐吸引過去的人才，跟蘇聯競爭，最終打敗了蘇聯。今天我們面臨的現實也是這樣，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我們中國移民到美國的人才跟中國競爭。

如果中國不能在國際人才市場上跟美國分一杯羹，那就很難競爭得過美國。

（圖源：網絡）

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向美國輸送了幾百萬的人才，當然很多已經回來了，但是還有很多學者、科學家因為種種原因留在美國，為美國做貢獻。現實地說，如果中國不能在國際人才市場上跟美國分一杯羹，那就很難競爭得過美國。美國的人才是世界性的，而中國的人才，更多聚焦在海外華人，或者中國出去留學的人才。

如果現在吸引歐洲、美國的科學家來中國有困難，那麼能不能吸引印度、俄羅斯、烏克蘭或其他東歐國家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呢？我們經常說世界四大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和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的外國人就是40%，日本是亞洲國家移民政策最保守的，但是日本的東京灣區外國人口也具有相當高的比例，那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呢？外國人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計。深圳自稱是中國的矽谷，但是美國的矽谷外國人口占比60%。我們的研究發現，矽谷三分之二的獨角獸企業都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創造出來的，不是美國人創造出來的。這不是說我們也要有這些比例才能成為科創大國，但至少說明這是我們的短板。儘管2018年我們已經成立了國家移民管理局，但是到現在為止，技術移民這個最重要的政策都還沒有出台。亞洲的新加坡完全是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完全以人才立國的國家，我們得好好學習人家移民的經驗。

強大的企業與強大的經濟

中國跟美國的競爭，競爭的是哪個國家更開放，而不是競爭哪個更封閉。

（圖源：網絡）

我們現在確實是遇到了一些經濟上的困難，所以，需要新的經濟思路、新的經濟思維格局。小打小鬧不是進步，而是在退步。小打小鬧式的做法或許可以逐步解決一些問題，但會製造出更多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有新的改革、新的開放、新的創新。既然美國現在已經把中國看成競爭的對手，我們就要把美國當一回事。中國跟美國的競爭，競爭的是哪個國家更開放，而不是競爭哪個更封閉。因為民粹主義崛起和內部的政治分裂，美國政治體系的開放程度不如以前了，美國的政黨政治改革更難。但中國共產黨在這兩方面是具有優勢的。從話語層面來說，執政黨一直在強調開放和推進全球化。從體制優勢來說，我們也是可以進行體制性改革的。中國共產黨不為任何既得利益所限，看準了方向，就會放手去做。所以，我們還是要重拾鄧小平時代以來的改革開放精神和靈魂。只有改革開放，才能引領我們實現2035年、2050年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通向第三個百年（20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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