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人才高地建設與中國的科技現代化


導讀 · 2022.12.26

如何通過人才高地建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如何看待人才高地建設與中國的科技現代化之間的關係? 11月26日,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2022年學術年會召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參加並發表主旨報告《二十大與中國的科技現代化:從人才高地建設的視角》。本文內容由該報告編輯和整理而成。

 

人才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要素

根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統計,二戰以後近 150 個國家/地區中,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地區只有十幾個,其中大部分是中東一些產油國。除了這些資源類型的國家/地區之外,只有早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關鍵制約因素便是科技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性,而科技創新無疑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國際環境來看,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有意製造貿易、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系統脫鉤”,以製約中國發展。特別是通過在高科技上“卡脖子”,意圖把中國限制在一個中等技術層面,固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在這樣的情況下,科技創新就顯得尤為重要。 “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就是“中等技術陷阱”。如果我們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那麼將有助於我國早日成為發達經濟體,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首要要素是人才,人才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中的核心所在。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針對人才隊伍建設,總書記強調,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堅持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具體而言,要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著力形成人才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

 

通過開放吸引國際人才

建設人才強國,最重要的是開放。從經驗來看,一個經濟體越開放,越能實現高質量發展。對比來看,美國之所以強大在於其開放性,而非美國政治人物所宣傳的“民主和自由”體制。美國有幾大開放系統,包括開放的企業科創系統、開放的科教人才系統、開放的金融系統。之前美國有開放的政治系統,有效輔助了其他方面的開放。但是近年來隨著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社會盛行反移民情緒,其政治系統開始走向封閉。從特朗普時代開始,美國便大幅收緊其移民政策。拜登政府儘管沒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樣明目張膽地反移民,但也面臨移民的政治壓力,同時拜登政府繼續對中國的理工科專業留學生作出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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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簽214(b)規定的拒簽情形

(圖源:美國國務院官網)

縱觀中國的歷史,我們對開放始終非常重視。李約瑟在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超過所有其他國家。英國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認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狀態都改變了”。實際上,經驗地看,我們可以認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西方的歷史,是西方近代史的開端。這三大發明都是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貢獻。在唐宋時期,中國的科技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鄭和下西洋”早於歐洲葡萄牙、西班牙航海之前。鄭和的船隊,用今天一些美國學者的話來說,相當於今天美國的航母群。但到了明朝開始閉關鎖國,最終封閉造成了科技的落後。一個例子便是火藥。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傳入歐洲之後,演變成為火藥學,對歐洲的化學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火藥在中國卻一直停留在初級應用階段。因此,20 世紀 80 年代經過總結歷史經驗,我們得出了“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結論。總書記 2011 年 9 月 1 日在中央黨校 2011 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再次強調指出,明朝末年,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發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強欺凌、被動挨打的境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會統治者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發生的巨大變化,拒絕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其他先進的東西。封閉必然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教訓是深刻的。實際上,“封閉必然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一結論不僅對中國如此,對所有國家都是適用的。沒有一個國家在封閉狀態下得到了發展,尤其是可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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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開學典禮

(圖源:新華社)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為什麼蘇聯沒有像美國那樣科技得到發展呢?近代以來,俄羅斯一直在追趕西方科技,培養了大量的科學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就和西方脫離開來,一直沒有能夠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二戰結束之後又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蘇聯和西方在科技上沒有了具有實質性的關聯。蘇聯是近代以來一個典型的“舉國體制”,就是在不開放狀態下自行創新。蘇聯的不開放帶來了兩個非常負面的影響。

第一,沒有思想市場。科技創新需要一個有效的思想市場,不同科技思想的交流甚至衝突導向新思想。沒有思想市場,久而久之,科技思想就枯竭了,創新就難以為繼。

第二,沒有科技市場。科研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最終要從市場獲得回報,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但蘇聯的市場僅僅限於華約組織,儘管蘇聯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貿易關係,但大多限於軍事設備的交易。最終,蘇聯的國民經濟難以支撐科研,而在和美國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在開放方面,美國一直秉持所謂的“對等開放”原則,但在很多關鍵的領域,美國一直踐行單邊開放政策,尤其在人才領域。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對移民抱積極的態度。一戰、二戰時期,美國吸引了大量的歐洲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等,有效促進美國成為科技大國和強國。二戰之前,美國的基礎科學研究都來自歐洲,二戰期間和二戰之後才開始重視基礎科學研究,更確切地說,是在布什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之後。此後,無論是基礎科學研究還是應用技術研究,美國一直佔據世界的領導地位。而這個領導地位是全世界的人才賦能美國的。美國能夠成為世界人才市場、世界人才平台,就是因為它的開放。

必須意識到,在冷戰時期,美國是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移民到美國的人才來跟蘇聯競爭,最後將其打敗。今天,我們也面臨這樣一種情形,美國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中國到美國去的人才,來跟中國競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幾百萬人才赴美學習深造,這其中包括很多優秀的科學家、工程師。儘管近年來這些留美人才中也有很多回國,但大多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回來,繼續留在美國。今天,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能力、有意志在全球範圍內和美國競爭的國家”。對於越來越激烈的人才競爭,如果在國際人才市場上不能跟美國分一杯羹,將會對中國帶來很大的競爭挑戰。

美國為什麼能夠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最近,筆者提出一個概念,即“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美國擁有多個這樣的平台,且它們並不只屬於美國,而是屬於世界人才,包括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波士頓灣區。在這些地方,不管美國國內的政治社會怎麼變化,世界上優質資本、高端技術和人才都拼命向此聚集——來了不想離開,也離開不了,因為這些平台為人才提供了發揮其潛能的優越條件。這些匯聚全球科技創新人才的平台,其作用從來沒有缺失過。簡單地說,這些“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台”,是美國吸引國際人才的重要抓手。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筆者認為,通過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來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必須同時擁有三大要素:

1. 必須擁有一大批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2. 需要一大批把基礎科學研究成果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

3. 必須具有支撐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金融機構。

美國的金融體系中有很多風投機構,這是中國目前相對缺失的一方面。中國的金融體系很難出現像美國那樣的風投,因此筆者也一直在建議,我國需要建立雙金融中心。目前,以上海為代表的金融中心,是為我國的實體經濟和金融穩定服務的。在此基礎之上,能不能通過協同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通過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以香港為中心,構建出像華爾街那樣的金融體系,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風投體系,與華爾街相競爭?目前國內對於科技創新的資本支持,大部分是來自政府財政和國企,來自市場和民間其他體系的空間還很大。因此,在進行科技體制改革的同時,相應的金融體制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培養更多本土人才的同時,如何吸收更多優秀的國際人才,也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科技創新人才是國際性的,在美國的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來自國外的人口比例達到 40%;在日本的東京灣區,來自國外的人口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在美國的矽谷,來自國外的人口更是佔了 60%,矽谷 2/3 的“獨角獸”企業是移民到美國的外國人創立的。那麼,中國能不能推行相關的技術移民政策,來引進優秀的國際科技人才呢?如果因為各種原因吸收歐美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存在困難,那麼是否可以大力吸引來自其他國家,如印度、原蘇聯加盟國、東歐國家的人才呢?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要比這些國家高,吸引這些地區的人才是有可行性的。這方面,新加坡的國際人才錄用經驗值得我們藉鑑。新加坡就是靠人才立國,它的技術移民政策非常成功。

總之,為了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科技體制改革非常必要。人才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要繼續強調開放,只有通過繼續的改革開放,才能通往未來。

 

文章來源

鄭永年. 人才高地建設與中國的科技現代化.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22, 37(12): 1671-1674.

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2112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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