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2022.12.05
新冠管控逐漸開放，但這三年裡，很多中小微民營企業陷入困局，民生與就業情況受到深刻影響。如何有效恢復經濟和推動企業再出發？本文認為，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合作，為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
新冠管控逐漸開放恢復經濟活動面臨重重挑戰
新冠管控逐漸開放，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現在要狠抓經濟了。新冠將近三年，大量的中小微型民營企業陷入困境，甚至倒閉，深刻地影響著民生，尤其是就業情況。儘管多年來中央一直在強調疫情管控和經濟發展一起抓，但到了地方各個層面，新冠管控成為頭等大事，經濟變成了小事，因此出現了層層加碼的問題，社會正常的經濟活動變得很難，甚至不可能。實際上，也正是因為這種層層加碼的管控所造成的負面效果，有關方面最近決定有序放開新冠管控，把地方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恢復經濟活動上來。這無疑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經濟的客觀需要的。
但是，經濟生活的恢復並非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開放新冠管控的新舉措想要達到更好的效果，必須有各級政府、各地方和各領域的協調——沒有這種協調，正常的經濟生活依然會很困難。這種協調就需要我們不再把新冠防控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指標，需要地方官員不再輕易地因為新冠防控方面的原因被免職；若非如此，地方官員將依然面臨巨大的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即使一個領域放開了，其它的領域也會變相地繼續管控。經驗地看，在一些地方逐漸開放的情況下，另一些地方反而在強化管控，原因就在於此。
再者，放鬆管控並不意味著新冠不存在了。即使新冠毒性弱化到一些科學家所說的接近感冒狀態，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新冠依然是新冠，他們對新冠依然抱有恐懼心理。一些媒體從以往一邊倒地渲染新冠的毒害性到今天認為新冠沒有毒害性的宣傳，不僅沒有使得社會上的很多人相信新冠已經過去，反而強化了人們的警惕心理。在社會層面，儘管開放是必然，但激進的開放對那些對新冠抱有恐懼心理的社會群體反而會加深他們的恐懼感。如何漸進地開放讓這部分人放心？也是今後一段時期地方官員所面臨的問題。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在經歷了將近三年的管控，很多人已經習慣於管控的生活，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恢復到正常工作生活狀態。美國也一直在發生這種情況，很多人習慣了居家辦公之後，不想再去辦公室工作，甚至出現辭職潮。
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街道岐山居民區，
工作人員為居民進行核酸採樣
（圖源：新華社）
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更是企業所面臨的問題。要回歸正常經濟活動，需要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合作。人們總是把地方政府和企業視為中國經濟的兩條腿，這在新冠疫情期間表現得更加清楚了，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合作和幫助，即使是最有能量的企業也難以獨自運行。
如果說要恢復正常經濟活動，地方政府和企業需要針對的是新冠問題；但如果要實現企業的再出發，讓經濟恢復往日的活力，那麼就更需要照顧到宏觀層面的問題，因為這些年裡企業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就民營企業來說，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深度關聯：第一，和政府深度關聯，即民營企業的發展甚至生存取決於政府所提供的宏觀環境；第二，和國企的深度關聯，即民營企業所能擁有的發展空間取決於國企涉獵的邊界；第三，和國際經濟深度關聯，即民營企業的發展取決於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這裡先討論國際環境的變化，再討論內部環境對民營企業的影響。
民營企業的外部環境已發生巨變
就民營企業來說，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可以從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以及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來討論，當然也不能忽視其它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中國改革開放帶來了外資的進入，並對中國經濟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除了早期的汽車產業，因為各種原因，外資進入中國之後往往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合作。在很多年裡，外資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的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製造業領域，而西方是中國製造業的主要出口市場。同時，民營資本“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國。但自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以來，民營企業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無論是“卡脖子”還是經貿脫鉤，都對民營企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上，總書記和拜登總統達成了很多共識，無論對中美兩國關係來說還是整個國際政治來說都是積極的，很多人預見到美國對中國的地緣政治之爭至少會得到一些緩和。不過，對企業來說，美國和中國的地緣政治之爭得到緩和並不意味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會回歸到往日對中國民營企業比較友好的氛圍。恰恰相反，中國的民營企業即將面臨更為複雜的國際競爭環境。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三該”，即該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該競爭的地方就競爭、該衝突的地方就衝突。經濟領域便是該競爭的領域之一。美國總統拜登也多次直言，要直面經濟競爭，強化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競爭能力。
2022年G20峰會，總書記與拜登總統
在巴厘島會談
（圖源：CNN）
實際上，自拜登執政以來的兩年裡，除了繼續特朗普的政策從外部直接打壓中國企業之外，美國政府一直在內部踐行“準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即通過加強對美國基礎設施的建設、著力吸引美國資本回歸或者其他國際資本到美國投資等方式來改善美國的營商環境。同時，為了提升相對中國的競爭力，美國正在延緩一些本來需要出台的政策舉措。這尤其反映在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巨頭的反壟斷舉措上。這些年，美國一直在討論如何對這些巨頭進行反壟斷的舉措，但迄今並沒有出現任何具體的舉措。 “不讓中國在互聯網領域佔據優勢“往往是這些巨頭最有效的辯詞，而這一辯詞也是為美國的政治人物所接受的。前些年，很多人還在認為，中國在互聯網領域還可以與美國競爭，但今天沒有人可以這麼說了。
第二，周邊經濟體競爭力的提升也對中國民營企業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競爭力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和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的競爭力正在迅速提高。這些經濟體競爭力的提升對中國經濟構成多個方面的壓力：一是在中國的西方製造業向這些經濟體轉移，例如蘋果公司；二是這些經濟體成為中國的替代市場，吸引著新的西方資本；三是這些經濟體也吸引著不少中國本土的資本。
尤其是越南，越南在過去數十年裡的目標是赶超廣東，但現在不是了，越南的目標是成為下一個日本。越南的雄心有兩個因素。一是來自其內部發展的動力。越南是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成員國之一，這些年根據CPTPP的要求，越南的國企改革、規則和標準與世界接軌（勞工、環保、透明度等）、營商環境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這為越南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今天越南的發展類似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的情形。二是來自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越南的戰略性和政策性支持。美國宣稱已經放棄改變中國的任何企圖，而轉向“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很顯然，越南是美國所說周邊環境的重要一環。美國和日本等國塑造越南對中國的經濟競爭力的努力是顯然的。儘管這並不意味著越南會輕易跟隨美國，但越南對中國民營企業構成的競爭力是真實的。
中國製造業產業轉移目的地傾向性調查
（圖源：JLL）
較之越南，印度的競爭力更不容忽視。印度的競爭力來自幾個方面：一是具有市場規模效應；二是有巨大的人口紅利；三是有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人才群體；四是具有熟悉西方事務的官員；五是有針對西方的話語權；六是有來自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戰略和政策支持（這一點和越南類似）。因此，一些研究機構研判，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有望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即便是日本也已經對中國的製造業構成了挑戰。之前，日本和中國在製造業上有著明顯的分野，即平常人們所說的，在世界範圍內，美國處於製造業的第一梯隊，歐洲和日本處於第二梯隊，而中國處於第三梯隊。日本的技術含量較我們高，價格也較我們高，這樣市場就有分割。現在則不然，日本經濟在經過幾輪安倍經濟學改革舉措之後，日元不斷貶值，其優質商品的價格已經降下來，甚至低於中國。就是說，優質廉價的日本商品對中國商品構成了競爭力。
重塑內部營商環境需從企業主體角度思考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人們必須思考如何讓中國企業再出發的問題。企業是經濟主體，如果企業發展缺少或者缺失動力，那麼經濟就難以回歸到正常狀態，更不用說是快速前行了。過去數十年，中國企業具有國際競爭力是因為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有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今天，在國際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更需要一個良好的國內營商環境。
因此，需要從企業主體的角度來思考如何為企業重塑良好的內部營商環境。從企業的角度看，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主要需要回答如下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為什麼要做企業？
如果企業做大做強了之後，企業家反而感覺越來越不確定了，甚至不安全了，或者那麼企業家就不會有任何動力來做企業，更不用說企業的擴張了。在所有國家，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財產和企業家人身安全的保護。很顯然，對民營企業來說，這個問題關乎和政府的關聯問題，因為只有政府才能提供保護財產和生命安全的法律和其它機制。
西方發達國家如此強調財產安全和生命安全是有其深刻道理的。過去，人們把對財產和生命安全的保護視為是資本主義的，這並不科學。西方在“資本主義”概念產生之前，早就有這種保護製度安排了。經驗地看，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凡是發達的經濟體，都必須實現這兩個安全。西方是這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是這樣。
同時，保護企業家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勞動者的利益和安全。勞動者的利益和安全同樣需要得到保障。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資本和勞動這兩方面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不僅不矛盾，而且是互為一體、互為強化的。這主要取決於政府的規制，即政府需要在“親商”和“親民”之間實現一個平衡，協調資本和勞動的利益。
2021年8月1日，北京東城區美團
外賣小哥在開晨會
（圖源：視覺中國）
也不難觀察到，在所有國家，財產和人身安全是企業家精神的最重要的條件，否則大多數從業者會繼續扮演商人的角色。商人和企業家的區別在於前者唯利是圖，而後者則具有風險意識、創新意識和改變世界的意識。已經有太多的經驗研究表明企業家精神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關鍵角色了。中國歷史數千年，從來不乏商人，但缺少企業家，關鍵原因在於缺乏有效的財產和生命保護製度。今天，《憲法》和法律都保護企業家合法的利益，但是一到實踐中便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方面，需要我們下大力氣去改變。
第二，做什麼？
這是空間問題。這個問題既和政府有關聯，也和國企有關聯。和政府有關聯，是因為民營企業可以運作的空間是由政府規定的。和國企有關聯，是因為國企和民企在很多方面構成競爭關係。在沒有國有企業的經濟體，企業家們遇到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壟斷，因此，政府的責任是反壟斷；而在中國，因為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民營企業家必然會遇到這個問題，並且問題更為複雜。
中國的混合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演變而來。在計劃經濟時代，民營企業沒有合法存在的空間，是政府的政策催生了民營企業的發展。而國企和民企的邊界也是由政府來規定的。 1980年代，在國企之外生長出一個民營企業領域。到了1990年代的國企改革之後，就出現了國企和民營的邊界問題，即決定哪些領域應當由國企來做，哪些領域應當由民企來做。就當時的政策而言，國有企業存在於自然壟斷、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國防、基礎設施等領域，而民營企業存在於民生經濟和競爭性領域。
近年來，國資的改革盛行PPP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國資開始進入民營企業的各個領域。在一些地方，民資開始擁抱國企以獲得金融支持；而在另一些領域則出現了國資與民爭利的局面。再者，國資一旦進入民資領域，混合資本的運行邏輯就被改變，因為國資必須把政治考量置於比民企的經濟考量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說，PPP企業的效率概念既和國企不同，也和民企不同。
此外，前些年在經濟擴張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也來分一杯羹，這些年來成立了大量的各類地方國有企業，也“有效地”擠占著民營企業的空間。儘管現在部分地方經濟下行，這些企業的效益低下，但並沒有看到這些地方政府放棄這些企業的舉動。
如果不解決國資和民資的邊界問題，如果民資沒有足夠的體制和運行空間，那麼即使民營企業想做，也會找不到要做的事情。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很多大型的民營企業並不缺錢，但他們不知道錢往何處去。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參考1990年代那樣的國企改革，把大量的經濟活動空間讓渡給民營企業，或者踐行近代人所說的“官督商辦”，把市場機制引入國企，提高國企運作效率。這些年人們所說的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就其本質來說，就是“官督商辦”的模式。
第三，如何做？
這是手段和工具問題。有了動機、有了空間，還有手段和工具的問題。在這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個科學表述，即市場起主體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這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如此。不過，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市場（企業和企業家）還沒有起到主體作用，政府還沒有起到更好的作用。現在，這種情況必須得到改變。
塑造良好營商環境需解決三大問題
儘管政府沒有必要替企業操心如何做的問題，但在中國的環境裡，政府必須為企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所以取得了高速經濟發展，就是因為政府做了其應當做的事情，尤其表現在政府負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開放加入了世界經濟體、通過改革為民營企業釋放足夠的發展空間等方面。當前，有三方面的問題尤其突出，阻礙著國家經濟的發展，政府至少要在這三個方面為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
第一，需要建設一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歷史地看，一個國家內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可以大大提高生產力。統一大市場意味著統一的規則、標準，而這些可以大大降低企業的交易和運行成本。這些年來，地方的新冠管控已經為人們提供了現實的案例。如前所述，層層加碼的管控方式使得正常的經濟活動成為不可能，更不用說影響企業的效率了。
第二，需要為企業提供足夠的資本和金融支持。就金融支持而言，不同類型的企業貧富懸殊。一般地看，對國有企業和大型的民營企業來說，他們所能得到的“錢”過於便宜，而對中小型微型民營企業來說，他們得不到“錢”或者得到的“錢”實在太貴。無論錢太便宜或者太貴，都對企業造成了負面的影響。中國的金融結構決定了這個局面。因此，需要設立一大批專門為中小微型民營企業服務的金融結構，無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企業就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
2022年11月7日，國家發改委發布
“關於進一步完善政策環境
加大力度支持民間投資發展的意見”
（圖源：視覺中國）
第三，需要進行軟基建建設。迄今，政府的重點一直在硬基建（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近年來的“新基建”），但硬基建屬於不斷改善和更新的範疇，而軟基建（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則依然不足。世界範圍內，軟基建既是保護社會（底層）的製度基礎，也是保障中產階層的製度基礎。再者，軟基建更是企業健康運行的社會營商環境。今天經常不時泛起的極端民粹、極端仇富等行為或者言論就是軟基建不足的一種折射。
一句話，政府需要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而把其它的留給企業和企業家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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