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岐山居民区，

工作人员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

（图源：新华社）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要回归正常经济活动，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人们总是把地方政府和企业视为中国经济的两条腿，这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得更加清楚了，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合作和帮助，即使是最有能量的企业也难以独自运行。

如果说要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和企业需要针对的是新冠问题；但如果要实现企业的再出发，让经济恢复往日的活力，那么就更需要照顾到宏观层面的问题，因为这些年里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民营企业来说，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深度关联：第一，和政府深度关联，即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宏观环境；第二，和国企的深度关联，即民营企业所能拥有的发展空间取决于国企涉猎的边界；第三，和国际经济深度关联，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里先讨论国际环境的变化，再讨论内部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就民营企业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讨论，当然也不能忽视其它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外资的进入，并对中国经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除了早期的汽车产业，因为各种原因，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往往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合作。在很多年里，外资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而西方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同时，民营资本“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但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民营企业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卡脖子”还是经贸脱钩，都对民营企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总书记和拜登总统达成了很多共识，无论对中美两国关系来说还是整个国际政治来说都是积极的，很多人预见到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之争至少会得到一些缓和。不过，对企业来说，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之争得到缓和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会回归到往日对中国民营企业比较友好的氛围。恰恰相反，中国的民营企业即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三该”，即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该竞争的地方就竞争、该冲突的地方就冲突。经济领域便是该竞争的领域之一。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直言，要直面经济竞争，强化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

2022年G20峰会，总书记与拜登总统

在巴厘岛会谈 

（图源：CNN）

实际上，自拜登执政以来的两年里，除了继续特朗普的政策从外部直接打压中国企业之外，美国政府一直在内部践行“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通过加强对美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着力吸引美国资本回归或者其他国际资本到美国投资等方式来改善美国的营商环境。同时，为了提升相对中国的竞争力，美国正在延缓一些本来需要出台的政策举措。这尤其反映在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巨头的反垄断举措上。这些年，美国一直在讨论如何对这些巨头进行反垄断的举措，但迄今并没有出现任何具体的举措。“不让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占据优势”往往是这些巨头最有效的辩词，而这一辩词也是为美国的政治人物所接受的。前些年，很多人还在认为，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还可以与美国竞争，但今天没有人可以这么说了。

第二，周边经济体竞争力的提升也对中国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竞争力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竞争力正在迅速提高。这些经济体竞争力的提升对中国经济构成多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在中国的西方制造业向这些经济体转移，例如苹果公司；二是这些经济体成为中国的替代市场，吸引着新的西方资本；三是这些经济体也吸引着不少中国本土的资本。

尤其是越南，越南在过去数十年里的目标是赶超广东，但现在不是了，越南的目标是成为下一个日本。越南的雄心有两个因素。一是来自其内部发展的动力。越南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之一，这些年根据CPTPP的要求，越南的国企改革、规则和标准与世界接轨（劳工、环保、透明度等）、营商环境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为越南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今天越南的发展类似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情形。二是来自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越南的战略性和政策性支持。美国宣称已经放弃改变中国的任何企图，而转向“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很显然，越南是美国所说周边环境的重要一环。美国和日本等国塑造越南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的努力是显然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越南会轻易跟随美国，但越南对中国民营企业构成的竞争力是真实的。

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目的地倾向性调查

（图源：JLL）

较之越南，印度的竞争力更不容忽视。印度的竞争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市场规模效应；二是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三是有迅速崛起的高科技人才群体；四是具有熟悉西方事务的官员；五是有针对西方的话语权；六是有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支持（这一点和越南类似）。因此，一些研究机构研判，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即便是日本也已经对中国的制造业构成了挑战。之前，日本和中国在制造业上有着明显的分野，即平常人们所说的，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处于制造业的第一梯队，欧洲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处于第三梯队。日本的技术含量较我们高，价格也较我们高，这样市场就有分割。现在则不然，日本经济在经过几轮安倍经济学改革举措之后，日元不断贬值，其优质商品的价格已经降下来，甚至低于中国。就是说，优质廉价的日本商品对中国商品构成了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让中国企业再出发的问题。企业是经济主体，如果企业发展缺少或者缺失动力，那么经济就难以回归到正常状态，更不用说是快速前行了。过去数十年，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是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今天，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国内营商环境。

因此，需要从企业主体的角度来思考如何为企业重塑良好的内部营商环境。从企业的角度看，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主要需要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做企业？

如果企业做大做强了之后，企业家反而感觉越来越不确定了，甚至不安全了，或者那么企业家就不会有任何动力来做企业，更不用说企业的扩张了。在所有国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财产和企业家人身安全的保护。很显然，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关乎和政府的关联问题，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提供保护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法律和其它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强调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是有其深刻道理的。过去，人们把对财产和生命安全的保护视为是资本主义的，这并不科学。西方在“资本主义”概念产生之前，早就有这种保护制度安排了。经验地看，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凡是发达的经济体，都必须实现这两个安全。西方是这样，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

同时，保护企业家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劳动者的利益和安全。劳动者的利益和安全同样需要得到保障。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资本和劳动这两方面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互为一体、互为强化的。这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规制，即政府需要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一个平衡，协调资本和劳动的利益。

2021年8月1日，北京东城区美团

外卖小哥在开晨会 

（图源：视觉中国）

也不难观察到，在所有国家，财产和人身安全是企业家精神的最重要的条件，否则大多数从业者会继续扮演商人的角色。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唯利是图，而后者则具有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和改变世界的意识。已经有太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角色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不乏商人，但缺少企业家，关键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财产和生命保护制度。今天，《宪法》和法律都保护企业家合法的利益，但是一到实践中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方面，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改变。

第二，做什么？

这是空间问题。这个问题既和政府有关联，也和国企有关联。和政府有关联，是因为民营企业可以运作的空间是由政府规定的。和国企有关联，是因为国企和民企在很多方面构成竞争关系。在没有国有企业的经济体，企业家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垄断，因此，政府的责任是反垄断；而在中国，因为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民营企业家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并且问题更为复杂。

中国的混合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演变而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民营企业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是政府的政策催生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国企和民企的边界也是由政府来规定的。1980年代，在国企之外生长出一个民营企业领域。到了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之后，就出现了国企和民营的边界问题，即决定哪些领域应当由国企来做，哪些领域应当由民企来做。就当时的政策而言，国有企业存在于自然垄断、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防、基础设施等领域，而民营企业存在于民生经济和竞争性领域。

近年来，国资的改革盛行PPP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国资开始进入民营企业的各个领域。在一些地方，民资开始拥抱国企以获得金融支持；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出现了国资与民争利的局面。再者，国资一旦进入民资领域，混合资本的运行逻辑就被改变，因为国资必须把政治考量置于比民企的经济考量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PPP企业的效率概念既和国企不同，也和民企不同。

此外，前些年在经济扩张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也来分一杯羹，这些年来成立了大量的各类地方国有企业，也“有效地”挤占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尽管现在部分地方经济下行，这些企业的效益低下，但并没有看到这些地方政府放弃这些企业的举动。

如果不解决国资和民资的边界问题，如果民资没有足够的体制和运行空间，那么即使民营企业想做，也会找不到要做的事情。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并不缺钱，但他们不知道钱往何处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参考1990年代那样的国企改革，把大量的经济活动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或者践行近代人所说的“官督商办”，把市场机制引入国企，提高国企运作效率。这些年人们所说的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官督商办”的模式。

第三，如何做？

这是手段和工具问题。有了动机、有了空间，还有手段和工具的问题。在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科学表述，即市场起主体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如此。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市场（企业和企业家）还没有起到主体作用，政府还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现在，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尽管政府没有必要替企业操心如何做的问题，但在中国的环境里，政府必须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就是因为政府做了其应当做的事情，尤其表现在政府负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开放加入了世界经济体、通过改革为民营企业释放足够的发展空间等方面。当前，有三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阻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至少要在这三个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一，需要建设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历史地看，一个国家内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统一大市场意味着统一的规则、标准，而这些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和运行成本。这些年来，地方的新冠管控已经为人们提供了现实的案例。如前所述，层层加码的管控方式使得正常的经济活动成为不可能，更不用说影响企业的效率了。

第二，需要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和金融支持。就金融支持而言，不同类型的企业贫富悬殊。一般地看，对国有企业和大型的民营企业来说，他们所能得到的“钱”过于便宜，而对中小型微型民营企业来说，他们得不到“钱”或者得到的“钱”实在太贵。无论钱太便宜或者太贵，都对企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中国的金融结构决定了这个局面。因此，需要设立一大批专门为中小微型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结构，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就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

2022年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

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

（图源：视觉中国）

第三，需要进行软基建建设。迄今，政府的重点一直在硬基建（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近年来的“新基建”），但硬基建属于不断改善和更新的范畴，而软基建（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则依然不足。世界范围内，软基建既是保护社会（底层）的制度基础，也是保障中产阶层的制度基础。再者，软基建更是企业健康运行的社会营商环境。今天经常不时泛起的极端民粹、极端仇富等行为或者言论就是软基建不足的一种折射。

一句话，政府需要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而把其它的留给企业和企业家自己去做。